世界和日本「志士」的首次接觸

1854年4月25日拂曉、伊豆下田港

在給日本帶來了歷史性衝擊的航海遠征「黑船來航」（1853年，嘉永6年）的第二年，美利堅合眾國海軍準將培理（Matthew Perry）率領由7艘軍艦組成的東印度艦隊再次造訪日本，逼迫德川幕府對其上一年提出的開國要求作出答覆。培理採取的是「砲艦外交」手段，艦隊甚至開進橫濱近海。3月31日，雙方在橫濱近海成功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即《日美神奈川條約》）。之後，為了釐定條約的細則，培理艦隊停泊在伊豆的下田港。期間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

4月25日清晨，培理艦隊的密西西比號軍艦的舷側，突然出現了兩位年輕武士搖著小船靠近過來，並準備用梯子登艦。在密西西比號艦長的指示下，兩人又在風高浪急中劃向旗艦波哈坦（USS Pawhatan）號，歷盡艱險，終於登上了甲板。高座在旗艦上的培理提督，通過翻譯質問他們的意圖。以下為培理後來向美國國會提交的遠征報告中的記載。

吉田松陰像（圖片提供：山口縣文書館）

「他們直率地坦白，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能帶他們去美國，以實現周遊世界、增長見識的願望。……他們很有教養，能夠流暢而工整地書寫漢文，待人接物也禮貌幹練。提督得知他們的目的後答覆，他個人也很想帶幾個日本人到美國去，但遺憾的是不能這樣做。……對於提督的答覆，兩人非常驚慌，聲稱如果回到陸地上他們一定會被砍頭的，懇求允許他們留在船上。這個請求當場被乾脆但又禮貌地拒絕了。他們還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兩人用盡各種理由為能夠得到支持而辯解，希望訴諸於美國人的人道之心。最終，一艘小艇從軍艦上吊下來，兩人被送回陸地。兩人冷靜地稍示抗拒後，慨嘆著自己的命運，悄然下了艙門。小船劃到估計是他們出發的一帶讓他們登岸了。」（培理著，F·L·Hawks編撰，宮崎壽子監譯，《培理提督日本遠征記》）

日本禁止本國國民擅自出國，違禁者判死罪。即使在美國人眼中這兩人是無辜的，可按照日本法律他們就是罪犯，培理深知這一點。而且，此時美國剛剛強迫日本方面做出很大讓步締結了開國條約。在這個微妙時期，自己很難作出破壞日本法律的決斷。第二天，培理通過幕府的翻譯得知兩人安全上岸並被官府逮捕的消息。他在報告書中這麼記述了當時的感受。

培理看到了日本的未來

「這件事情很有深意，它顯示了兩位有教養的日本人的強烈求知欲，他們為增長見識敢於無視國家的嚴法，敢於賭上性命。日本人無疑是求知欲旺盛的國民，他們應該會歡迎能夠增長道德和知識能力的機會。這兩位運氣不佳，但他們的行動可以認為是該國國民的特質，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情更能體現該國國民的強烈好奇心了。他們的行動之所以受阻，只不過是因為極其嚴苛的法律和保證不違法的嚴密監視體系在起作用。從日本人的這種特性，可以推斷這個有趣的國家未來蘊含著怎樣的可能性啊，或許應該說，它是多麼有希望啊。」

這兩位，就是長州藩（現在的山口縣）出身的武士吉田松陰和他的弟子金子重輔。之後，兩人作為罪犯被遣返回長州藩，並被囚禁在長州藩的首府荻的監獄裏。第二年，金子重輔在獄中死去。而吉田松陰則被允許出獄，在家軟禁。這時，松陰繼承了叔父開辦的私塾「松下村塾」，教授附近的少年，並開始著書立說。但到了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締結，松陰強烈反對條約，甚至策劃要暗殺當時的幕府老中（直屬將軍的、統攬國政的常設職位——譯註）。這時，以幕府大老（將軍的副手、臨時置於老中之上的最高職位——譯註）井伊直弼為中心正在對反幕府勢力開展名為「安政大獄」的大規模鎮壓。松陰再次被充滿戒心的長州藩當局逮捕，並被引渡給江戶幕府。結果，松陰於1859年被處以死罪，享年29歲。

囚禁松陰的野山監獄（現山口縣荻市今古荻町）

培理來航以後的德川幕藩體制末期，即所謂的「幕末」，那些激進的改革派活動家被稱作「志士」，他們高舉「尊王攘夷」「勤王討幕」旗幟，抵抗來自海外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力圖改變國內體制。松陰作為他們的精神領袖，被後輩們推崇為殉教者。在下田發生的這件事情，可以說是世界和「志士」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的實例。之前，培理看到的都是現實版的「亞洲的停滯」——幕府首腦和官僚們展現出來的「無能、懦弱、不負責任」，而這次的下田偷渡事件無疑給培理帶來了強烈的衝擊。

松下村塾成為聖地

松陰講學的私塾「松下村塾」的建築，在山口縣的萩市現在還保存著。萩市北臨日本海，平地不多，西邊是城堡和中心街區。松下村塾位於平地東端，屬當時的郊區，是用自家小屋改造而成，有8畳(*1)和11畳半大小的兩間平房，十分簡陋。1907年（明治40年）在小屋旁興建了「松陰神社」，松下村塾成為神社中心。雖然松陰神社在明治維新多年之後才修建，但神社內部至今每年都進行整修；1922年被指定為國家級歷史遺跡；戰後的1955年新建了神殿；2009年，被追加到當時正在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的「九州‧山口近代化產業遺產群」名單裏；另外，還建有介紹松陰事蹟的資料館「至誠館」，作為神社的寶物館。這裏已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聖地」。不僅如今，尤其是將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尊崇。

松下村塾的講義室（山口縣萩市椿東）

松陰在明治維新的9年前死去，他之所以被看作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當然與外界對於下田偷渡未遂等行動和尊王攘夷等思想這些他作為最早的代表性志士的評價、以及死於安政大獄成為殉教者有關。但最為重要的，還是他在松下村塾的教育成果。

松陰在私塾講學教授附近的少年，是從下田偷渡未遂後被允許出獄到安政大獄再次被囚禁這一段期間，也就兩年零幾個月的很短時間。他教學生不設身分限制。他的弟子中，比起那些有資格進藩校、明倫館上學的正規武士子弟來，足輕(*2)等低等武士、中等平民階層或農民家庭的子弟更突出。而且弟子中的正規武士也不是藩內的貴族，而最多不過是那些可謂世襲官僚的中等身分武士。松陰本人，出身於正規武士中的貧困家庭，作為養子過繼到了擔任兵學師範（一種技術職務）的叔父家，以後又繼承了叔父的職務。雖然他也是長州藩士，但並非武士主流的軍人或行政官員，而是作為教官和研究人員為藩效力。

但是，他的50多名學生們中，很多人此後繼承了老師的遺志，投身於志士活動，作為最激進的體制改革派引領著長州藩乃至整個日本走向明治維新。而且其中多人還擔任了明治新政府的中樞要職，促進完成了日本的國家現代化。不難理解，曾經的學生們的成功不斷積累，越到後世人們對其老師的評價也就越高。

吉田松陰的弟子們

注：在松陰神社的附屬小神社松門神社裏，祭祀著52位門下弟子

相反，在松陰死後，甚至明治維新之後，除相關人士之外，松陰的名聲並不為一般人所知。死後的松陰，也因為學生們的立場反映到評價上，成為政治意味非常強的符號。日本國內最早關於吉田松陰的傳記評傳，也是到了19世紀90年代之後才出版。之後，隨著各個時代的焦點變化，對他的毀譽褒貶也各不相同。因此，雖然後世流傳著大量關於松陰形象的資訊，但松陰本人的為人反而越來越模糊不清了。

史蒂文森的「Yoshida Torajirou」和志士的本來面目

上文中，提到松陰傳記時為何冠以「日本國內最早」這一修飾語，這是有原因的。因為，還存在著「世界最早的」吉田松陰傳記。令人意外的是，這居然出自於以《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聞名的英國小說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之手。史蒂文森在愛丁堡（Edinburgh）遇到了來自日本長州的技術人員正木退藏，正木少年時代在松下村塾受過松陰熏陶。史蒂文森從正木那裏聽說了吉田松陰老師的事蹟後，深受感動，於1880年寫成短篇小說《Yoshida Torajirou》（吉田寅次郎），發表在雜誌上。寅次郎是松陰的一般稱呼。在這篇文章裏描寫的松陰的魅力，比起之後在日本出版的任何一部松陰傳記都更加生動。

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蘇格蘭國立美術館藏）

在這篇小說中，史蒂文森描寫了少年正木退藏眼中所看到的松陰的形象，是這麼寫的：「吉田的臉上有痘瘡的疤痕，醜陋得甚至有些滑稽。雖然本質上過著嚴謹的生活，但不修邊幅，很不講究。穿著很樸素，吃飯和洗臉的時候，經常用袖子抹臉。而且，他的頭髮兩個多月才整飭一次，從無例外，經常凌亂得不堪入目。每次想起這樣的形象，也就很容易理解他沒有結婚的事實。他言辭激烈粗暴，但行為卻很沉穩，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當講義過於深奧，完全無法理解的弟子，張嘴發呆也好，或者時不時地發笑也好，他都置之不顧，不以為意。」（Midori Yoshida翻譯，引自Midori Yoshida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吉田松陰傳>》）。

而且文章還詳細描寫了下田偷渡未遂事件，對於松陰在危機中表現出來的愛國心和出類拔萃的行動能力，面對威脅不是情緒化地反抗，而是通過學習對方的知識增長自己的能力這種遠見卓識，以及即使多次失敗也絕不失望放棄、仍然繼續前行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史蒂文森送上了讚美之辭：「這和梭羅（Henry Thoreau，美國思想家）所主張的『只要鼓起勇氣去行動，即使結果是悲劇，那這種失敗與成功也沒什麼不同』是一致的。我們毫不懷疑，吉田對未來抱有熱切的夢想。即便事情的發展與預想相反，明知無法達成目標，那也沒關係，那只會成為一個增添自己勇氣的理由，以便更加努力地實現下一個目標。」（出處同上）

他的弟子中出現了很多這樣的活動家。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的人格魅力和感化能力。而這一點，也感染了培理和史蒂文森。史蒂文森在寫完這個故事之後，給朋友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感慨道：「這是一個日本英雄的故事，他給了我生活前行的力量。」

（撰文：編輯部　間宮淳）

標題圖片：松下村塾（山口縣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