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右翼」的抬頭與日本「右傾化」的真相

「網路右翼即貧民群體」的說法沒有根據

日本的「網路右翼」（在批判的語境中有時稱為「網右」，在肯定的語境中有時稱為「網路保守派」）指的是自我封閉在網路空間中，喜歡右派言論的網友，首先是「厭韓」，然後具有強烈的「厭華」「反傳統大媒體（但產經新聞除外）」「反東京審判史觀」情緒。在現階段來看，他們與後文將會提到的「保守群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合性，「網路右翼」與「保守群體」處在一種互換關係之中。

據筆者在2013年初獨立實施的調查顯示，「網路右翼」的平均年齡為40歲左右，其中75%是男性，尤其是居住在東京都和神奈川縣等首都圈大城市地區、平均年收入略高於同齡人群中間值、畢業於4年制大學的群體占了絕大多數（詳細調查內容請參照拙著《網路右翼的逆襲》）。

從本世紀第1個10年初開始，將「網路右翼」比作法國國民陣線等歐洲極右勢力，認為「被移民搶走工作的低收入群體鬱積的不滿情緒形成排外傾向，日本的網路右翼也是此類人群」的「網路右翼＝貧困群體史觀」迅速抬頭。時至今日，小林Yoshinori等人採用的依然是這種世界觀，但實際上卻沒有任何根據。

其實，正如前文所言，「網路右翼」是居住在大城市地區（尤其是首都圈）的中產階級。據推測，日本這個階級的總人口大約是200萬人左右，最多也就是250萬人左右。這是根據2014年春季東京都知事選舉時田母神俊雄（得到網路右翼群體狂熱支持）獲得了約60萬票這個數據推算出來的，同時，這也是根據同年12月眾議院選舉時「次世代黨」（推舉田母神，獲得了網路右翼的強烈支持）的比例代表得票總數約為142萬票這一數據推導出來的數字。這或許是可以大致反映出「網路右翼」群體輪廓的準確數字（該黨在此次選舉中獲得了兩個議席）。

2002年日韓世界盃是導致「網路右翼」出現的契機

若要追尋這種「網路右翼」在歷史上的起源，那就要回到2002年。當年，日韓兩國共同舉辦了國際足球聯合會（FIFA）世界盃比賽。在世界盃熱潮席捲列島的背景下，人們對（他們眼中）傳統大媒體狂躁報道的過熱狀態和無視韓國隊粗野表現的做法感到不滿，於是最終將當時的網路空間作為了發洩口。

他們認為，在傳統大媒體集體抹殺針對世界盃和韓國隊的批判性報道的背景下，只有網路空間是處於這種「統一管制」之外的自由空間。「網路右翼」對傳統大媒體抱有強烈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在針對韓國的報道方面，這決定了後來「網路右翼」的「厭韓」屬性。換言之，以日韓世界盃為開端，不少網友因傳統大媒體對韓國保持寬和態度而感到憤怒，他們將網路空間作為發洩不滿的出口，「網路右翼」就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

後來，2012年時，打著「厭韓」口號聚集起來的網路示威者（1萬人次）們沒有向韓國大使館發難，而是將憤怒的矛頭指向了大型民營電視臺富士電視臺，紛紛湧向東京臺場地區示威，這或許就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個事例。

因此，日本的「網路右翼」不同於歐洲的排外主義者，認為他們是出於對經濟壓迫的不滿而產生的貧困群體的這種「網路右翼＝貧困群體史觀」是錯誤的，他們是對日本國內傳統大媒體那種躁動的氛圍和對韓國的寬和態度抱有強烈義憤、網路素養較高的中產階級。就是說，「網路右翼」不同於歐洲的排外主義者，他們不存在貧困的屬性。

缺少代言政治主張的國家級政黨的窘境

在上述歷史淵源中誕生的「網路右翼」是一個自我封閉在網路空間內的群體，自然不擁有替他們代言政治主張的國家級政黨。日本也存在與網路右翼相似的自由主義勢力，而他們在戰後一直擁有共產黨（比例得票約為600萬）、社民黨（比例得票約為130萬）等國家級政黨。換言之，右派網友之所以在網路空間占有優勢，或許也是源於他們因為傳統上並沒有替自己代言的國家級政黨而鬱積了根深蒂固的沮喪情緒。

於是，缺乏為自己代言政治主張的國家級政黨的他們，在傳統上具有一種強烈傾向，那就是單獨支持採取自民黨鷹派路線的議員個人（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麻生太郎），而2014年眾議院選舉時誕生了完全為他們代言的「次世代黨」，這樣正如前文所述，作為「非自民右派」的「網路右翼」的整體形象就通過總得票數反映了出來。

在2014年春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網路右翼」支持的並非自民黨推舉的舛添要一，而是非自民派別的田母神，同年大選中支持的「次世代黨」是非自民派別的在野黨，「網路右翼」「沒有代言政治主張的國家級政黨」這種窘境鮮明地反映了他們做出上述選擇的理由。

網路右翼身上具有特徵性的「駭客任務史觀」

住在大城市的中產階級為何會成為自我封閉在網路空間的、「厭韓」和「反傳統媒體」思想的俘虜？只要聯想一下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沃卓斯基姐妹導演，1999年）就容易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了。這是一部科幻片，供職於某大企業的中產階級IT技術人員尼奧偶然在「真實的世界」中覺醒，然後與控制世界的計算機人工智能係統展開了鬥爭。

「網路右翼」喜歡使用「（對愛國和厭韓）已經覺醒」這個表述。換言之，巨大的權力主體（傳統大眾媒體）掩蓋了重要的真相，那些被掩蓋的事實只存在於網路空間——「網路右翼」忠實地追隨了這種《駭客任務》的世界觀。

很遺憾，日本公共教育中的歷史課並不能讓人感到滿意。尤其是關於近現代史的記述和資訊量都很少。即使對本國近現代史缺乏基本教養，也可以念大學（＝畢業）——在日本的這種考試制度之下，人們的近現代史素養無法得到充分培養。

實際上，「網路右翼」重視的「厭韓」和「反東京審判史觀」正是鑽了這種「日本公共教育缺陷」的空子，變成了人們被網路上量產的拙劣言論塑造歷史觀的基礎。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育少之又少。日本的公共教育為了迴避歷史爭議，乾脆繞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時間軸。在知識上具有惰性的某些中產階級即使知道「原子彈轟炸」，但仍對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譯註）、華北分離活動（華北事變——譯註）、南方作戰、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統治時代等概念幾乎處在一無所知的零基礎狀態。網路右翼重視的右派歷史認識幾乎都是鑽了這種公共教育「欠缺」的近現代日本史的空子。

換言之，在不熟悉本國近現代史的某些中產階級身上，後來通過網路上險惡的陰謀論和排外主義來彌補自身歷史教養的不足這種做法構成了「網路右翼」世界觀的根基。他們將與之接觸稱為「覺醒」，就像是自己與《駭客任務》中的尼歐（Neo）重合在了一起。

「保守」與「網路右翼」的融合

那麼，這種「網路上的拙劣言論」到底從何而來？那是來自傳統「保守群體」的。相對於2002年日韓世界盃時期誕生的「網路右翼」，「保守派」的歷史要長得多，他們是自我封閉在擁有創辦於經濟高速成長黎明期的全國性報紙《產經新聞》和上世紀70年代創刊的言論月刊《正論》這兩者的貴族情趣（沙龍）式的空間之中的群體（產經・正論路線）。

他們討論的是呼籲打破YP（雅爾達＝波茨坦）體制的「反東京審判史觀」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前面提到的關於網路右翼未通過公共教育學到的近現代歷史的極右歷史觀），起因是本世紀第1個10年中期（2004年），獨立的右派電視臺「日本文化櫻花頻道」開始有組織地讓SKY Perfec電視臺、YouTube、niconico動畫等與「網路右翼」接觸性極高的媒體轉發自己的保守言論。

筆者在文章開頭提到的「網路右翼」和「保守派」處在互換關係中，就是指的這個事實。換言之，在戰後傳統上一直自我封閉在紙媒中的「保守派」的言論通過「日本文化櫻花頻道」牽線搭橋，流向了網路空間。

然而在此過程中，通過視訊而非紙媒介紹的保守派意識形態思想往往會偏向陰謀論方向，再加上原本就缺乏讀書素養的某些中產階級存在接受能力的問題，構成「網路右派」的理論支柱發生劣化，在無暇糾正這些隱性問題的情況下，現在兩者已經發生了融合，成為了一體。因此，雖然它們的歷史脈絡有所差異，但「網路右翼」和「保守派」已經融為一體，偶爾會暴露出「厭韓厭華」和排外主義傾向。

「網路右翼」正走向衰落

在第二次安倍晉三政權下，這種「網路右翼」正在走向衰落。2014年末，法務省發起了消除仇恨言論的運動，在那段時期前後，法院向被視為「行動保守派」的、「網路右翼」中最右的團體（在特會＝抵制在日特權市民會）下達了巨額賠償命令，政府和法院都開始對他們採取了極為冷淡的態度。

仇恨言論在國際上已被視為違法行為，並將受到重罰，在此背景下，對於倡導「積極和平主義」的安倍政權而言，不得不打算採用遏制態度來應對可能會損害日本國家威信的「網路右翼」的飛揚跋扈。

在這種形勢下，過去作為「網路右翼」政治主張唯一代言者的「次世代黨」於2015年10月完全喪失了在眾議院的席位（重新加入自民黨），只剩下了在參議院的勢力，實質上的黨派力量已經接近「解散」。鑑於這種形勢，可以預測「網路右翼」的發展前景並不樂觀，不會自我封閉在網路空間內的、「符合常識且表現溫和的」日本保守群體將取而代之，逐漸興起。因此，日本社會的「右傾化」（從「網路右翼」擴張這個意義而言）將來會不斷衰落，遠不會發展到令人擔憂的程度。

（201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