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度出現的角榮熱——對溫和保守派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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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戰後政治中的「今太閣」
2013年12月當時,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逝世20週年。日本沒有舉行任何官方追悼活動。但時至今日,人們仍動不動就拿他來做比較,總念叨「要是老角還在的話……」。這種現象或許應該稱作「離世20年後出現的角榮熱」,大概反映了人們對看似正逐漸從現代日本政治舞臺上消失的「溫和保守派」所抱以的哀傷惋惜之情。
至今,人們依然常常用「角榮」或是暱稱「老角」來稱呼田中角榮,可見他是一位深受民眾喜愛的政治家。他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重建走到成熟的時期,即所謂的戰後政治的時代。
1918年,田中角榮出生於新潟縣日本海沿岸的一個貧窮的小村子裏,剛念完高等小學(*1)他就上了東京,輾轉做過多份屈居人下的工作,後來創辦建築公司並取得了成功。戰後,他成為眾議院議員,並最終當上了總理大臣,被稱為「今太閣」(太閣是對已經引退的攝政、「關白」等官員的敬稱。特指日本戰國時代以普通百姓身分出人頭地,奪取天下後當上「關白」的武將豐臣秀吉)。
然而,由於在此期間聚斂了數額龐大的政治資金,所以他又被稱作「金權政治家」,在洛克希德事件中,因涉嫌為採購飛機事宜受賄5億日圓而被捕,並遭到起訴。在一審和二審中,田中角榮均被判有罪,但在1993年最高法院審理此案期間,75歲的田中角榮離開了人世。儘管是這樣一位被葬送在污辱之中的政治家,但如今為何又出現了角榮熱呢?
角榮式「溫和政治」與安倍式「對抗型政治」
直接的誘因是數本「角榮書籍」的相繼出版。其中包括角榮的私生女佐藤Atsu子講述母親故事的《昭——與田中角榮共生的女人》(講談社)、曾作為跟班記者近距離採訪角榮的本人的拙著《田中角榮——戰後日本的悲傷自畫像》(中公新書)、每日新聞記者中澤雄大先生記錄整理的角榮秘書的口述回憶錄《角榮的管家朝賀昭》(講談社)。此外還有森省步的《消失於田中角榮手中的黑錢》(講談社)和大下英治的《田中角榮秘錄》(East新書)。之所以湧現出這麼多書,或許是因為角榮去世20年後,他的生平已經可以從歷史角度來觀察,大家都希望再次通過文字記錄下有關這位具有善惡兩面性的政治家的記憶。
然而,原因並不僅限於此。可以認為,人們對安倍晉三首相領導的日本政治所抱有的不滿、抑鬱或是抵觸,都以近似「要是老角還在的話……」這種懷念之情表現了出來。雖然時代背景不同,但角榮式「溫和政治」與安倍式「對抗型政治」確實存在值得對比之處。
力求縮小差距的經濟政策
讓我們首先從「經濟」方面進行比較。「政治即生活」——角榮在選舉演講時總以這句話作為開場白。角榮觀念認為,「經濟等於生活」,要通過政治主導推動經濟,而經濟又將改善人們的生活。他還向熱心傾聽演講的民眾闡述了在他們生活的農村地區修建道路和防災對策等具體想法。
作為其主打政策的「日本列島改造論」,就是要讓新幹線和高速公路遍布全國,提升生活基礎設施水準,力求縮小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而另一方面,該政策引發了土地投機,在遭遇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後遭遇了挫折。儘管如此,為了讓國民分享經濟高速成長的果實,他宣布將1973年定為「福利元年」,堅決推行了老人免費醫療、5萬日圓養老金等政策,並實施了諸如調高從事義務教育的教師薪資,使其高出普通公務員25%等大膽的改革舉措。
旨在擺脫長達20年通貨緊縮經濟的安倍經濟學與角榮式的政策不同,可以說是立足於所謂的「經濟等於企業」視角的。安倍採用金融寬鬆政策促使日圓貶值、股價上漲,大企業獲取了空前豐厚的利益。其初衷在於實現企業員工薪資標準的上調,營造出經濟的良性循環,但並未感到安倍經濟學惠及自身的中小企業和地方企業卻出現了「如果是老角的話……」這樣的角榮期待論。也就是說他們覺得如果是角榮的話,一定會更加照顧下層社會。
最大的功績: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外交」方面,角榮與安倍也形成了對比。1972年9月,田中角榮就任首相2個月後著手推進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氣呵成地完成了包括中方放棄戰爭賠償等內容在內的一系列艱難談判。在與蘇聯發生對立,進一步陷入孤立的情況下,中國希望趁著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國領袖健在之時解決日中戰爭遺留問題——角榮做出了這種準確的判斷。如果中國向日本提出戰爭賠償要求,恐怕將是一個龐大的數額。而正因為是毛澤東、周恩來出面,才得以說服國民「放棄賠償」。毛澤東在談判的最後階段出面,對角榮以一句「架吵完了嗎」來導演了一場歷史性的和解。
此後,上野動物園迎來了大熊貓,「日中友好」氛圍日益濃厚。貿易也實現了穩步成長。中國發展到了甚至有能力全額返還日本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水準。在角榮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捕後,中國仍然以禮相待,稱其為「挖井人」,即修復日中關係做出貢獻之人。
再看現在的安倍晉三政權,日中關係、日韓關係的險惡狀況到底是怎麼回事?尖閣諸島(臺灣稱釣魚台)、竹島(韓國稱獨島)等領土問題變成了硬刺,日本想同中韓兩國舉行領導人會談也極其困難。是否發生過南京大屠殺?軍慰安婦是否為強制徵召?種種所謂歷史認識的問題糾纏不清,不斷複雜化。針對安倍首相的歷史修正主義態度,中韓兩國不會放鬆警惕。 2013年12月,安倍參拜祭祀著日本戰犯的靖國神社,徹底激怒了曾遭受侵略的中韓兩國。
如果是角榮,那麼他會如何應對呢?角榮曾作為陸軍二等兵被派駐中國東北地區。但他的那段記憶中充滿了遭受上級軍官蠻橫毆打的經歷,絲毫沒有對於戰前的懷念。如果是那位善於縱橫捭闔的角榮,想必會充分理解中韓的立場,更為恰如其分地加以應對。歷史認識不是雞蛋裏挑骨頭,不該是一味責難對方並一副可憐樣地自我辯白這種瑣碎和平庸。
在各個國家,角榮的同代人相繼離世,反省歷史與實現和解的做法未能得到繼承。為何會變成這樣?這便是人們追憶曾與毛澤東、周恩來交鋒,有著深遠的政治視野的角榮之原因所在。
既是金權政治,又是護憲政治——角榮色彩的多面性
最近,常常有人邀請筆者做關於角榮的演講,這也反映出了「離世20年後出現的角榮熱」。當我說「角榮的政治,是kinken(金權),但也是goken(護憲)」時,聽眾往往頗感意外,之後便會豎起耳朵傾聽下去。
角榮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時推出的「給國民的建議——我的十大基本政策」中,提到「日本不應以軍事大國為目標,要把憲法第9條作為對外政策的根本」。角榮明確表示將遵守象徵日本戰後和平思想的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這得到中方肯定,從而推動了邦交正常化的實現。
自民黨建黨以來,始終將通過「修改憲法」即修改憲法第9條來恢復軍隊作為黨的基本方針。因為自民黨認為,日本國憲法是由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占領軍「強迫」制定的。但角榮卻在「自民黨建黨25年」等的報道節目中表示:「占領軍的大前提是希望削弱日本的力量。但日本人已憑藉自身的才智消化和落實了戰後的各種法規。」
從實際情況來看,自民黨一直是「原則上修憲,實質上護憲」,在安全保障投資方面適可而止,將資源更多地集中到了經濟發展方面。對角榮來說,「安全保障費得到節省」是憲法第9條的恩賜,這是他和平思想的根本所在。「已經吃夠戰爭的苦頭了。希望能夠過上更加和平、富足的生活」——這種戰後的國民思想恰恰與之契合。
政治家的胸襟小了,角榮的存在感更大了
安倍首相將憲法第9條的這種效用斷定為「洗腦(精神控制)」,為了應對國際社會的緊張局勢,他一直渴望通過更改憲法第9條的解釋,達到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目的。護憲派批評這種做法是企圖將日本從「專守防衛」變成「可在海外發動戰爭的國家」,憲法第9條將形同虛設。
然而,安倍首相宣揚的國際形勢的嚴峻性,大致都來自於其本人的對抗式政治戰略。如果是田中角榮,想必會更好地與鄰國妥善協調,從而避免緊張關係的產生。二戰結束近70年的今天,日本政治家的胸襟小了,他們無法從大局出發達成妥協。
或許正是戰爭這樣殘酷的人生體驗造就了大人物,從建立了戰後體制的吉田茂,到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他們顯然比今天的政治家們更有分量。在角榮的同一代人中,還有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極具個性的對手。也可以說,角榮只不過是這個群體中的一人。不過,角榮這個人尤其重「情」,他的人生猶如戲劇般跌宕起伏,至今依然留在人們的記憶裏。
暫且不論田中角榮能否發揮昔日的才智更好地處理現今的局勢,但我們應該認為,「離世20年後出現的角榮熱」,是國民在內心深處對「日本政治現狀」感到抵觸的一種表現。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的主要
1918年 | 生於新潟縣 |
1933年 | 高等小學畢業 |
1947年 | 從新潟3區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 |
1957年 | 出任第一次岸信介內閣郵政大臣。成為戰後首位不滿40歲的大臣 |
1965年 | 辭去第一次佐藤內閣大藏大臣職務,就任自由民主黨幹事長 |
1972年 | 6月,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 7月,組建第一次田中內閣 9月,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 |
1974年 | 田中內閣集體辭職 |
1976年 | 2月,洛克希德事件曝光 7月,因涉嫌受託受賄被捕。退出自民黨 8月,保釋 |
1985年 | 因腦梗塞住院治療 |
1990年 | 退出政壇 |
1992年 | 日中邦交正常化20週年之際訪華 |
1993年 | 去世 |
(此文撰寫於2014年3月27日)
標題圖片:在第27屆自民黨臨時大會上當選新總裁後,組建第一次田中內閣之前,田中角榮出席記者會(攝於1972年7月,時事通信社提供)
(*1) ^ 戰前日本的學制中,相當於現代的小學5年級至國中2年級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