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何不讓座？——思考臺灣的「同理心」和日本的「自我責任」

「來，這裡給你坐」

縱使隔了好幾個位子的距離，還是有人會開口招呼，而主動出聲的人裡面，有上了年紀的婦人，也有男性乘客，被讓座的人則是行動不方便者、孕婦、高齡者或是帶著嬰幼兒的男女乘客。被讓座的人很自然地接受好意，就算是回答：「沒關係，我很快就下車了。」雙方也不會出現尷尬的氣氛。而靦腆的年輕人，就算不開口，如果注意到有人需要座位，也會默默起身移動。這些臺灣人在公車或捷運上的互動樣貌，我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但當初可是大吃一驚。因為很可惜地，這樣的狀況在現在的日本，並不容易見到，日本是一個在公共場所欠缺親切感的社會。懷孕、生產後，曾短暫住在東京的筆者，親身經歷了那樣的社會。距今已過了10年，我想應該多少有所改善，但詢問我的朋友之後，似乎反而更加惡化。

日本的不讓座現象與其文化形象的反差

臺灣常常可以聽到「同理心」這三個字，翻成日語的話，意思接近「共感」這個用語，但「同理心」卻含有更多站在對方的立場和角度、設身處地思考的語意，很難只用一個日語的單字來完整表達。語言，顯示著社會和文化的特性。總之，我們可以說，日本是一個少有機會讓人發揮「同理心」的社會。事實上，很多臺灣人到日本後，經常提到「日本人不讓座」的狀況，受到莫大的文化衝擊。

根據一篇名為「關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內的互助行為與規範的國際比較」(*1)的論文，日本人覺得「想要讓座」、「應該讓座」的規範意識，相較於其他國家（英國、法國、德國、瑞典、韓國），呈現大致相同或略高的狀況，但在「是否付諸實行？」的行動頻率項目中，比起其他國家，其平均值卻顯示出無與倫比的低落。

鐵路公司為說明「孕婦標章」和勸告民眾體諒孕婦幫助推行娃娃車婦女的海報（攝影：高橋郁文）

當我採訪這幾年在日本曾有懷孕經歷的朋友，她們說，曾經因為身上有孕婦標章（吊牌）而被讓座的經驗，實際上大約是二成，常常碰到的是睡覺、玩手機或裝作沒看見的狀況。某位住在東京首都圈的臺灣女性，曾在懷孕時每天記錄通勤電車上自己遇到的讓座狀況。1個月扣掉週末休息，共有20天通勤，來回是40次，其中3～6次有人讓座給她，最終結果仍不滿二成。當懷孕月數增加，腹部的隆起也日漸明顯，讓座的比率些許上升，但最多也只有五成左右。若在臺灣，應該很少人會讓大腹便便的孕婦在電車上一直站著吧。

許多孕婦在懷孕初期身體狀況不佳，孕吐的症狀很嚴重，實在無法忍受站著搭電車通勤，甚至有人因此不得不請假休息1個月，直到狀況穩定才去上班。雖說公司的工作大多是辦公室事務，因此多少能應付，如果可以坐著通勤，就沒有必要請長假。當日本首相官邸的網站首頁上，大大地寫著「實現讓所有女性都能綻放光彩的社會」，但這個國家的實際狀態卻是如此，不禁令人悲從中來。而對高齡銀髮族的態度也是一樣，很多人覺得，縱使銀髮族之間有互助讓座的傾向――像是70多歲的人讓座給90多歲高齡的長輩，但年輕人讓座的機率還是很小。

我想知道這些現象是否僅在首都圈才特別明顯，所以嘗試性地訪問了居住在首都圈以外（名古屋、大阪、熊本、長野、京都、札幌、奈良）曾有生育經驗的人和高齡者，得到的結果是，比首都圈的狀況多少好一點，但很難說和臺灣等其他國家一樣優良。當被問到日本人最自豪的是什麼，應該很多人會說是真心的待客之道（譯註：原文為「おもてなしの心」）或良好禮儀，但是，讓很多外國人驚訝到目瞪口呆的「不讓座」文化，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或心理作用而產生的呢？

「同理心」的無限放大與「自我責任」的強迫心理

不讓座時常被舉出的原因之一：日本人通勤時間很長。因為加班或工作繁忙而精疲力竭，無論精神上還是體力上都無暇顧及旁人。某位住在茨城縣、每日通勤往返東京的男性，常常要等4、5班電車才有位子可坐，因此好不容易坐下了，當然不會有想要讓座的心情。此外，常常會聽到，猶豫是否讓座給高齡者的原因在於：「有些人不喜歡被當作老人」、「想讓座卻被拒絕，有時候還會被罵」的狀況。如此看來，覺得與他人之間發生困擾很可怕，或是覺得麻煩的心情，日本人和臺灣人相比，落差似乎不小。

相對於臺灣的「同理心」，日本最近常出現的用語是「自我責任」。2004年伊拉克發生的日本人質事件中，日本社會開始廣泛地使用這個用語，之後另一位日本記者安田純平在敘利亞淪為人質，最近終於獲釋回到日本，也有人使用「自我責任」來批評他，激起了一陣辯論。這個用語原本是表示「例如契約裡的免責事項（英語是Own risk）」的概念，現在則增加了強者拒絕幫助弱者、還嘲笑弱者處境的語意。在日本擁有如此多重涵義的「自我責任」這個字，若要翻成臺灣的用語，應該很難用一個字表達清楚。現今的日本社會裡，懷孕和高齡這兩件事都屬於「自我責任」的範圍，勿對他人造成困擾、應該自己默默忍耐這種意識，或許正籠罩著整個社會。日本人從小就徹底學會以「不要造成他人困擾和麻煩」為美德，但現在似乎反而「不允許他人對自己造成困擾和麻煩」，變成一種增強負面情緒的原因。

另一方面，臺灣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則是你來我往的互補狀態。或許多少會造成他人的困擾，但反過來說，當對方有困難的時候，就會不怕麻煩地伸出援手。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多方接觸，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摩擦、發生糾紛，但是卻不會孤立無援。

當然，所有事情有優點，同時也有缺點。震災等等非日常的緊急狀態下，採取行動時盡可能地不對他人造成困擾的日本人形象，在海外也受到諸多讚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過來說，2018年9月，許多自由行旅客暫時被困在大阪關西國際機場時，要求臺灣政府進行救助的強大輿論，導致臺灣外交官自殺的事件，或許可以說是缺乏「自我責任」想法的結果。對本國民眾的「同理心」如此氾濫過度，當時在臺灣的社交媒體上被批評為「巨嬰」心態。

雖說如此，現在日本對於弱者要求負起「自我責任」的態度，也讓人感到太過。人生很長，誰都會老，更無法預測何時自己會發生意外，需要旁人的幫助。日本人在評價臺灣的時候，嘴上總是說：「臺灣還保有日本失去了的東西」，我想應該是「同舟共濟」的精神，還存在於臺灣社會之中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