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影，我的臺灣——透過臺灣結下的緣分

處女作紀錄片《台灣人生》推出文庫版

新年過後，我前往臺灣會見住在新北市的蕭錦文先生，他是我首次執導電影《台灣人生》（2009）的主角之一，今年4月就滿92歲高壽。電影裡採訪了5位長者，他們都在日本統治期間，渡過了青少年歲月，但目前只有蕭先生仍然健在。2007年，我們初次見面。當時還不知道電影何時會拍完，我持續在臺灣蒐集相關資料，我的父母擔心女兒一人隻身在外，於是我順勢邀請他們來臺旅遊。在參觀總統府的時候，替我們導覽的便是蕭先生。這個偶然間的相遇，促成了我們日後的訪談。

蕭錦文先生於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擔任志工，2008年（攝影：酒井充子）

蕭先生以日本兵的身份參與了二戰中的英帕爾戰役（譯註：Battle of Imphal，當時日軍欲奪取印度東北的重鎮英帕爾，以切斷盟軍至中國的主要補給路線），戰後，在27歲時因白色恐怖，失去了小自己1歲的弟弟。身為日本人的我，許多不可不知的事物，大半都是由臺灣的爺爺、奶奶口中得知，蕭先生的一生，可說是日本在戰前留下的痕跡與戰後未能處理之事，所凝聚的種種縮影。

今年1月，拙作《台灣人生》推出文庫版，我前去拜訪蕭先生，想順便告知此事。距離電影公開上映已經過了9年，出版單行本也是8年前的事了。東日本大地震時，臺灣捐獻了巨額的援助金，此後日臺之間的距離比起以往更加接近，此時閱讀這本書，想必有更深刻的感受。我自己以臺灣為題材所拍攝的紀錄片，至今已完成了4部，都是受惠於各種善緣，才能走到這裡。在此回顧種種過往的足跡。

前往臺北、九份尋找電影裡的臺灣場景

我的電影生涯，始於1部臺灣電影和1位臺灣爺爺的相遇。初次造訪臺灣，是在1998年的夏天，一開始是因為蔡明亮的電影《愛情萬歲》，這電影描寫了在臺北生活的3個年輕男女的孤獨，當時我和片中人物算是同個世代，都進入了20歲後半，心中感觸良多，同時動心起念，想要親身體驗映照在螢幕上喧嚷熱鬧的臺灣街頭。

當時，我在函館擔任新聞記者。同年3月，函館和臺北之間的包機航班開通，來自臺灣的遊客遽增；而前1年，我在函館的北海道國際交流中心國際學生計畫中，擔任寄宿家庭，接待了臺灣留學生；或許這些事情，都是讓我感到臺灣近在眼前的原因。種種因素之下，覺得無論如何都想去看看那些電影的舞台，臺北。

因此，那是一趟為了造訪電影拍攝地的個人旅行，非常單純。例如在《愛情萬歲》的最後一幕中，主角大聲哭泣的公園長椅，我也試著在上面坐了一會，或是第一次逛了夜市。那時心中突然想到：對了，難得來臺灣，不如到學生時代看過的電影《悲情城市》（侯孝賢執導）中的九份去看看吧。漫步在過去曾以金礦聞名的繁榮街市後，等待返回臺北的巴士時，突然有人以流利的日語向我搭話。「你是從日本來的嗎？」說話的是一位大約70多歲的矮小男性。知道我是日本人，正在等巴士，所以從附近的家裡特地過來。他告訴我，很想再次見到公學校（小學）時代非常疼愛自己的日本老師，此時巴士來了，才說到一半，我就只好匆匆上車離去。

之後我心中一直惦記著，沒能好好聽他說到最後，因此2年後，我重返九份找尋那位爺爺，但未能如願。雖然離戰後已過了半世紀，我第一次知道臺灣尚有懷念日本恩師的人在，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但同時，我更想知道並且傳達，在日本統治之下，那些人的內心感受。回想起來，這已經是20年前的往事了。現在，臺灣的日語世代大多年事已高，已經很難在街上遇到這些會以日語向我搭話的長者。

因電影節結識了許多電影人，想拍攝電影的心念開始萌芽

想用電影的方式來傳達臺灣的想法，是因為在函館遇見了一些電影人，而受到啟發。現在的函館港Illumination電影節的前身（譯註：「映画をつくる映画祭」，意思是「創造電影」的電影節），每年都會盛大舉辦，電影導演和製片從各地聚集而來，我在採訪中聽取他們的談話，逐漸改變了自己對電影的想法，從以觀眾的角度看電影，轉變成想自己創作電影。想挑戰電影拍攝、製作的心情，與日俱增。

2000年的春天，我在30歲的時候辭去了報社的工作，進入電影圈。那年夏天，在函館電影節主辦的工作坊，我遇見了紀錄片導演小林茂，他給了我一個機會，以取材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製作電影《我的季節》（2004）――一部以重度身心障礙者機構為題材的紀錄片。2002年的時候，認識了在該片拍攝現場擔任攝影助理的松根廣隆。他因日本電影學校的畢業製作，突然躍上大螢幕，是位優秀的電影前輩，但是與我年齡相仿，很容易親近，於是我向他說：「將來我想要拍攝關於臺灣的影片，到時候希望能請你幫忙。」5年後，我們一起前往臺灣各地，進行《台灣人生》的拍攝工作。其後，直到《台灣萬歲》的所有作品，都是由他親自掌鏡。

每當電影宣傳或是拍攝現場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我就會飛到臺灣。若是遇到週末或農曆年的連休，根本訂不到火車票，當我從車站的購票窗口，拿到上面印著「無座」的車票時，心裡著實鬱悶。一開始我會坐在行李箱上，或在地面舖上報紙席地而坐，車窗流洩而過的濃密綠意和藍天白雲，逐漸舒緩了我心中的鬱悶，不久後，我也學會了尋找車上空位暫歇的技能。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繞了臺灣好幾圈。下車後，通常我會到車站前的商店，以日語詢問：「有會說日語的人嗎？」就算本人不會，家人或者鄰居之中一定有長輩會說日語，一定會幫我把人找來。

取材途中療癒人心的車窗景色，2008年（攝影：酒井充子）

剛開始取材工作沒多久，一日，拜訪某人的家，主人突然問我說：「吃過飯了嗎？」我反射性回答：「還沒。」結果主人端出手工自製的美味水餃，請我大快朵頤一頓。實在太羞愧了。初識臺灣的各位，請務必注意，「吃過飯了嗎？」的臺語是「呷飽未？」一般用在打招呼，向對方問好的意思，別搞不清楚狀況就冒然回答：「還沒吃。」

拍攝取材相關的種種善緣，成為堅持到底的動力

真正開始在臺灣進行取材工作，已經是第6年的2007年春天，因為獲得了日本文化廳的補助，製片資金有了著落。在這之前自己一人往來於日臺之間，持續進行取材會談。過程中曾經好幾次都想放棄，讓我得以堅持到最後的最大原因，是認為自己對那些接受訪問的人有責任，必須完成作品。身為日本人，我以日語發問，對方以日語回答，在如此的條件之下，許多話才得以說出口。若我放棄，便沒有人能聽見他們的聲音。就是這一點，推動著我前進。

電影，特別是紀錄片，拍攝、剪輯等等作業，通常是由導演一手包辦，但我沒有那麼厲害。我的工作是，匯聚各方優異的人才共同完成作品。剪輯拍攝完成的影像素材，最後配上聲音，配樂也是最後階段的作業。因緣際會下，我結識了吉他手廣木光一――他參與了電影《我的季節》的配樂製作。當我拜託他幫《台灣人生》配樂時，只說了一句話：「用一把吉他，傳達對臺灣的愛吧。」對此，廣木如實地在電影中展現令人讚嘆的回應。

而在函館擔任記者時，曾接待過的臺灣留學生黃碧君，前來參加2010年的《台灣人生》放映會，促成了我們相隔13年的重聚，現在也往來密切。她是專職譯者，曾譯過《啟航吧！編舟計畫》（三浦紫苑著）等許多作品，與日本丈夫定居東京。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蕭先生，2年前在自宅跌倒，腰骨骨折，過著拐杖不離身的生活。外出時，必須推著輪椅緩緩步行。當他帶我去附近的餐廳途中，突然說：「也到了該準備回去的時候了。」臺灣這個世代的人，會以日語「回去（かえる）」來形容去世、死亡。就算我口頭上回說：「你還老當益壯啊！」還是不由得會想到他的歲數。我還能從他身上學到多少呢？

蕭錦文先生與四女蕭兆伶合影，2018年1月（攝影：酒井充子）

電影有驅動人的力量，也促成人們的相遇。我便是經由電影，和臺灣結下了緣。各位至今看過哪些電影，遇見過哪些人？未來，又將有什麼樣的邂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