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臺灣的音樂家・江文也
音樂家江文也一生坎坷，他的命運宛如一部複雜的東亞現代史縮影。1910年，江文也出生於臺北鬧區大稻埕，因為父親的工作在廈門度過大半孩提時光，後前往日本留學。從信州上田的舊制中學畢業後，江文也來到東京，平時在武藏高等工科學校（今之東京都市大學）讀書，同時在東京音樂學校的夜間部跟隨山田耕筰等人學習。
江文也（提供：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音樂群像資料庫）
1932年3月，江文也從武藏高等工科學校畢業的當天，通過哥倫比亞唱片的徵選，成為男中音歌手出道，並灌錄了人生第一張唱片〈肉彈三勇士〉。這首歌是某間大報社舉辦的有獎徵選歌詞活動，以表彰當年爆發的第一次上海事變（128事變）中，3名為了突破敵軍包圍而自爆的士兵。得獎作品後來由山田耕筰譜曲，遂成為這首〈肉彈三勇士〉。
不僅如此，他還入選第1屆與第2屆的日本全國音樂比賽（當時為時事新報社主辦，現由每日新聞社與NHK共同舉辦）聲樂獎。然而，他開始覺得光是唱別人寫的曲子還不夠，遂在創作慾望的驅使下轉型為作曲家，寫出的作品從第3屆起連續數度入選作曲獎。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他譜寫的〈臺灣舞曲〉獲選遺珠特別獎（實質上的第4名），在國際舞臺上獲得肯定（1912年到1948年奧運設有藝術競技獎項）。
1937年，日中戰爭全面爆發，許多臺灣人來到北京，填補在日軍佔領後，知識分子接連出走所導致大學與政府機構空出的職缺。在這樣的環境下，北京師範大學向江文也招手，要聘請他當教授，即便他原本的希望是赴歐洲留學，後來仍在1938年前往北京接下職位。試想對一個來自殖民地，沒有顯赫學歷的28歲青年來說，能成為大學教授，是多麼千載難逢的機運啊。
《孔子的樂論》
江文也努力學習，希望更深入認識中國的音樂文化，甚至實際去孔廟參觀廟裡的儀式禮俗，並據此完成交響曲〈孔廟大成樂章〉。同時，他還將這段期間構思譜曲時，累積的研究成果寫成《孔子的樂論》（楊儒賓譯，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原書由三省堂於1942年出版，後由平凡社東洋文庫於2008年推出復刻版）一書。
《孔子的樂論》
書開頭的第一句話——「樂」和國家總是一體難分的。用音樂具有的神秘性與直接感受，來擁護靠倫理道德維繫的社會秩序「禮」，此即所謂「禮樂思想」。更進一步說，這樣的思想也能套用在，政治與音樂的關係該如何詮釋的問題。平凡社東洋文庫版中，由片山社秀撰寫的解說「江文也與其帶來的新脈絡」一文中，用1930～1940年間的新禮樂主義做對照，展開鋪陳分析。
本書書名看起來很隆重，但內容其實接近散文而非論說文，讀起來並不費力。充滿活力的文風，讓讀者能從中窺見作者內心的詩人氣質與洋溢的才華。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並挪為音樂之用，固然是本書意圖之一，但全書的特色在於書中孔子並不帶嚴肅「儒者」形象，而是從江文也自己的視角出發，帶著幾分同理感受，試圖描繪出孔子身為音樂家的一面。
「美這種東西是從人身上流出的，它不是出自死板板的日常道德律與規定。只有從人內心流出時，『美』才開始呈現。」江文也如此寫道，並指出一旦失去了做為人的個性，即便言行舉止再怎麼合乎禮節或道德，都與單調的機械沒有兩樣。「它無助於生命的發展。它太僵化了，無法融通，所以也不可能帶來進步。孔子輕視這樣的道德家，耶穌則罵他們為偽善者。就藝術家而言，這樣的道德行為毋寧意味著死亡。」
當機械化與系統化風潮席捲整個社會時，個體的內在感受與藝術特性也愈來愈失去了歧異性，從江文也的文章中可以讀出，他在這波潮流底下的掙扎抵抗。以孔子為題材加以探討，重新發掘傳統文化固然是本書目的所在，但仔細思索作者在字裡行間處透出的氣息，不難看出他其實堪稱是位現代主義的體現者。
對中國的興趣源自何處？
江文也為何開始對中國傳統音樂感興趣呢？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身為在殖民地臺灣出生的漢人，試圖以此認祖歸宗。然而，綜觀他在1930年代執筆的文章，不但找不到任何透露出中國認同的隻字片語，反倒是把中國當成異鄉看待，對異國充滿好奇心的文字隨處可見。換言之，是一種把中國當「他者」看待的視角。
為何江文也對中國文化感興趣，這件事得從1930年代音樂史的脈絡中說起。特別是當時到東亞的俄國流亡貴族音樂家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帶給他的影響甚大。
齊爾品認為，西歐近代的音樂文法已經陷入一成不變的形式主義，試圖從具民族色彩與當地特色的事物中，尋找突破僵局的解藥。同時，齊爾品也深具危機意識，擔憂這波追求均值化的西歐近代文化浪潮，在席捲世界之餘，吞噬掉各個民族原有的音樂文化豐富性。齊爾品致力追尋與西歐近代不同調的音樂，他在中國結識賀綠汀、劉雪庵、老志誠等人，在日本則邂逅了伊福部昭、早坂文雄與清瀨保二等人，並鼓勵他們不要模仿西歐，要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尋求獨樹一格的音樂。江文也亦屬於這些年輕音樂家的一員，當齊爾品得知江文也的背景後，便鼓勵他從中國文化尋找題材做音樂。
1943年夏天前往東京留學的臺籍音樂家郭芝苑，曾回憶有一日赴江文也寓所拜訪的情景，江文也大談尼采、波特萊爾、馬拉美、瓦勒里、高更、夏卡爾等人，令他大為震服。江文也的學養奠基在西方文學與藝術之上，但另一方面他也曾如此談道：「西洋藝術文化已經碰壁了，他們已經離開西洋的合理主義而追求東方非合理性的世界，在音樂的世界，像史特拉汶斯基或巴托克的作品就能表現。」（《在野的紅薔薇》，大呂出版社，1998年）諸如此類的想法，不難看出齊爾品帶給他的影響。此外，筆者也想指出，這也和當時盛行於日本的思潮「近代超克」論，有著互相應和之處。
不論如何，江文也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契機，是想從東洋找出「超越」西方藝術文化的題材，而從種種東洋之中，選擇了與自己背景有關的中國。只不過，就筆者的看法，這份探索應僅止於藝術表現方面的追尋，跟他的身分認同仍有層次上的不同。當時，他把家人留在東京，過著往返於北京與東京兩地的雙重生活。對他來說，北京是他獲取藝術靈感之地，東京則是他發表作品的地方，兩者的區分相當明確。
那時候，日本跟中國正處於交戰狀態，但另一方面，軍事佔領下成立的舊「滿洲國」，以及汪兆銘政權等傀儡政權，卻又和日方有著緊密的交流。也因為如此，日本當年對中國的仇視心與輕蔑態度雖然與日俱增，但一般民眾對中國又相當好奇，正如同李香蘭與「蘇州之歌」深受民眾喜愛，態度十分矛盾。另外，雖然殖民地臺灣當時正推行皇民化運動，但在中國大陸設立的傀儡政權，則因為需保持檯面上「獨立國」的體面而大肆宣揚中國文化，出現雙重標準的不一致立場。
江文也擅用日本當地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以及日本軍方在中國施行的保護政策這兩項條件，如願在北京繼續實踐他的藝術創作。《孔子的樂論》就在這樣的時局底下，於1942年戰火正熾時出版問世。
戰後的江文也的境遇
日本敗戰後，江文也因協助日方的經歷被視為「漢奸」而入獄，後來釋放出獄後選擇留在共產黨政權下的中國，成為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對當時已納入國民黨政權下的臺灣來說，此舉意味著江文也的名字，將從此在他的出生故土被視為「共匪」，成為一道禁忌。然而，對共產中國來說，他既是「臺灣人」又曾是「日本人」，身世背景觸及政治敏感之處，而音樂又被指為是「布爾喬雅階級嗜好」，足以讓他被看作「右派分子」打壓。接連襲來的反右派鬥爭與文化大革命，深深撕裂了他的身體與心靈。
江文也的名字從此被世人淡忘，一直到1978年在中國恢復名譽後，才重新得見天日，只不過當時的江文也已是不離病榻之身。1983年，他提筆譜寫的最後一首管弦樂「阿里山的歌聲」尚未完成，便離開了人世。
後來，中臺關係的焦點從國共對立，轉變為臺灣獨立問題，於是，江文也究竟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這一道與政治身分認同相關的爭論也隨之浮出水面。只不過，江文也本就是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一個人該如何表達從內心深處滿溢出的藝術熱情？」這才是他長年來始終追尋不懈的課題。他一生跨越國境而活，就這一點看來，很難想像他真有認同過特定的「國籍」身分。從恩師齊爾品身上學到的多文化共生思想，想必長存在江文也心中。一股純粹的藝術熱情，在大時代底下，淪為政治角力的犧牲品——江文也行過臺灣、中國、日本，這些國家複雜交纏於他的一生，釀出這場悲劇。他的人生，足可作為一個解讀東亞現代史的視角。
標題圖片：舊東京音樂學校「奏樂堂」，東京上野恩賜公園（skipinof / PIX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