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後每年一度的「十一國慶」，成了香港人接觸「祖國」最多的日子。今年香港迎來了特區成立後的第20個國慶日，（本文撰寫時間點）「祖國」的高頻率呈現，當然也是預料中事。從升旗禮向「祖國」致敬到國慶晚會的《歌唱祖國》；從大小店舖的「國慶酬賓」到電視螢幕上的國歌國旗，一幕幕構成了「九七」後最殊異的一道新風景。短短20年，「祖國」的語境在香港煥然一新，然而香港市民的「祖國觀」是否已真的改變？再環視兩岸，無論是定義，還是用法，對「祖國」的認知，如今卻依然迥異。
藉香港今年特殊的年份，來省思一下兩岸三地圍繞「祖國」的諸多弔詭現象，當有助於理解這三個社會複雜微妙的國族認同。
何謂「祖國」？追溯「祖國」一詞語的來源，可以發現早在《大明一統志》（1461年）裡，就有了「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的記載。不過，這個「祖國」，顯然只有「故土」的意思。到了百年前的清末，負笈東瀛的秋瑾寫下了「頭顱肯使閒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柬某君〉），此時的「祖國」意指「祖籍所在之國」。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祖國」逐漸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
中國大陸使用「祖國」的弔詭現象
其一、「祖國」這個辭彙在大陸「異常」地被高頻率使用，並經常性地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名詞。
「祖國」本應是離鄉背井的僑民或從母體被隔離出來的社會，對自己母國的一種富認同情感的稱謂。而住在本國的人即使存在這樣的認知，放眼世界，在和平時期還常常使用「祖國」的並不多見，尤其在民主社會裡。這是因為在本國使用「祖國」一詞時，其語境大多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除了兩岸三地，筆者也曾在日本和美國生活過，根據自己的經驗，不論在日本還是美國，「祖國」並不是常用語，也就是說，很少聽到住在日本或美國的本國人或主流媒體使用「祖國」這個詞語。以日本爲例，嚴密說來，即使在已是和平年代的今天，也有極少數日本人喜歡使用「祖國」替代「日本」一詞，這些人大多被視爲異端、民族主義意識強烈的「右翼」人士，而在日本社會的理解，「右翼」人口通常不會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無論如何，二戰結束後的日本政府既不會大肆要求學校對學生灌輸「愛國」思想，也不會經常性地以「祖國」代替日本來使用，在美國的狀況其實也很類似。
其二，大陸社會在使用「祖國」的另一個弔詭用法，是不僅官方、媒體，甚至公家場合常常自稱「祖國」，面對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的時候更是如此，對臺灣「同胞」也是高度頻繁地使用。然而，以臺灣爲例，在現實裡，臺灣人即使與大陸進行交流，幾乎不稱對方為「祖國」，形成交流過程中的尷尬場面。
其三，大陸在使用「祖國」時也常出現自相矛盾的用法。一方面傾向將「祖國」與擁有黃河、長江、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連接，另一方面卻又在十一國慶時「祝祖國六十八歲生日快樂！」究竟這是一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祖國」，還是只有六十八年歷史的「祖國」呢？這或許是大陸社會將「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常性地重疊使用所產生的弔詭現象。
九七「前」香港的「祖國」語境
《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前，尤其是「回歸」議題還沒有浮現的八十年代以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處在一個比較鬆散的環境裡，因而「祖國」這個概念在香港社會也顯得比較多元。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地時期，儘管英國也有善用香港人身份的特殊性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不過卻也沒有在香港大行其道地灌輸「你是大英子民/臣民」的「國民教育」。因此，那個時候的香港人即便上的是英文學校、拿的是「英國屬土公民護照」（BDTC，後來改為「英國[海外]護照」BNO），但幾乎不存在「我是英國人」的意識。就「祖國」這個概念而言，港英政府既沒有透過教育或社會宣傳、強行推動「英國是我們的祖國」這樣同化意味濃厚的政策，香港華人也幾乎不把英國視爲「祖國」。
九七「後」香港的「祖國」語境
「九七回歸」之後香港社會的「祖國」語境大爲改觀，整個趨勢是大陸對「祖國」用法的延伸，即「祖國」概念的「大陸化」。由北京掌控的香港特區政府爲了讓「香港人心回歸」，從回歸初期開始，便在學校也在社會推動一系列的「國民教育」，以強化香港市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效忠。
香港特區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是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該委員會並與青年事務委員會於2004年成立了「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專門負責國民教育的推廣。其主要分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主要具體工作除了製作多種宣傳品，包括「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單張、《認識祖國》資料冊、《認識一國兩制》問與答小冊子與漫畫版，以及「我是中國人」親子版外，還在全港十八區大型商場及政府大樓舉行大型的「國旗、國徽、國歌巡迴展覽」，並組織資助「青年內地考察團」等。
二十年來浩浩蕩蕩的「國民教育」工程，加上「祖國」概念趨向單一化，使香港民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知乃至國家認同有了明顯的變化。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發展意見調查）、學友社（中學生國民身份調查）等多項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都不約而同地顯示了香港民衆的「中國人」身份意識在2009年之前處在不斷上昇的趨勢。筆者與香港大學民意計劃於2005年至2007年連續三年合作舉辦的跨國民調中，香港部分也顯示了此一特徵（參照表一）。
表一 香港民眾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認知
註：1．本問題是：請問您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人，還是兩者都是？
2．「其它」包括不知道、難說、無反應。
資料來源：根據林泉忠博士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2005年至2007年11月同時舉行的電話調查結果。
調查以18嵗以上的香港居民為對象，每次分別成功收集了逾1000份有效問卷。
當然，這種變化，並不純粹是國民教育雷厲風行的結果。回歸後香港與大陸在經濟上快速的一體化，大陸的經濟成就，都是促進港人在回歸之後尤其是前十年「中國人」意識增強，以及對「祖國」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感提升的主要因素。
表二 香港民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認知（2007年）
註：1．本問題是：您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您的祖國嗎？ 2．「其它」包括不知道、難說、無反應。
資料來源：根據林泉忠博士與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2007年11月合作舉行的電話調查結果。調查以18嵗以上的香港居民為對象，成功收集了逾1000份有效問卷。
至於2008年之後香港社會的身份認同又再次出現逆轉的趨勢，則是另一個故事了。
戰前臺灣社會的「祖國」語境
與香港相似，臺灣也經歷過包括割讓在內的主權變更與殖民地的時代，因此不難想像在臺灣社會的「祖國」語境也出現另一番的弔詭現象。
作爲身份認同研究的現代派學者，筆者大致上將具普遍性身份認同形成的時期設定在步入近代之後，臺灣社會摸索自我國族意識或身份認同，也始於相同時期。「近代」在臺灣社會的語境裡指的是「日本時代」。殖民統治者在臺灣實施的同化政策採漸進式，包括語言也是採雙語教學，直至中日戰爭爆發，在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下，才開始實施全面的同化政策。
此一時期臺灣社會的認同結構，臺灣研究的日本大家若林正丈教授將臺灣的社會菁英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祖國派」，國族認同上的坐標指向中國大陸，代表人物包括蔣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第二類是「臺灣派」，視「唐山過臺灣」的漢人已落地生根，遂以臺灣為家，並以建設理想的臺灣社會為目標，指標性人物包括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等；第三類則是「日本派」，聚集在以辜顯榮爲首的「臺灣公益會」的社會菁英，強調臺灣已成爲日本領土，臺灣人當以「做日本人」為認同取向，積極向日本同化。不過，此三類的界線未必涇渭分明，跨界者或持雙重認同乃至多重認同者也不在少數。
1945年「光復」，臺灣社會在身份認同上的建構被推倒重來。當時負責接收及初期治理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提交的《臺灣省教育復員工作報告》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新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將日本人時代的皇民化變成祖國化」。行政長官陳儀也在臺灣中學校長會議上指出「過去日本的教育方針是以實行『皇民化』運動為宗旨，對此今後我們要施行『中國化』運動」，並強調要將「祖國化政策」落實到全臺灣。此時的「祖國」，毋庸置疑，指的是中國大陸及已在那裡建立的中華民國。
戰後臺灣的「祖國化」運動與「中國人」認同的建構
戰後初期的「祖國化文化運動」有兩大形態，對臺灣社會國族認同的重構產生深遠影響。
其一，在臺灣社會確立「中國國家權力文化」，也就是樹立新國家與新政權正當性的象徵符號。內容包括升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齊唱國歌「三民主義」、變更或恢復中國國籍、全面恢復使用中國名，更改包括臺灣各地現仍處處可見的「忠孝」・「中山」・「中正」・「南京」・「民族」・「民權」・「民生」等街道、地名等等。
其二，「國語意識形態」的確立。還沒赴臺的陳儀在抗戰剛結束後的1945年9月2日發表針對臺灣語言教育的言論，開門見山地説明「我赴臺後將著手國語教育，讓臺灣同胞瞭解祖國的文化」。對國語教育的高度重視，也反映在後來官方對方言的限制，因而出現「獨尊國語、壓制方言」的現象。隨著意識形態化國語政策的強制推行，國語在臺灣的普及，短期間內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不僅明顯高於抗戰結束前大陸普及國語的成效，也遠遠高於1949年後同時期大陸推行普通話的成果。事實上，1970年代以後即使是相同方言的臺灣家庭，在家裡等私人場所自然使用國語的現象早已見慣不怪，在同一時期的大陸實為少見。
「祖國化文化運動」到了1960年代，因應中共在大陸推動的「文化大革命」，遂由另一波強調中國認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承接。誠然，無論是「祖國化文化運動」還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兩蔣時期設定的「祖國」坐標，清晰地指向包括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透過這兩個文化運動，配合長期的「中國化」教育的成果，「中國人」意識成功地在臺灣社會扎根，並延續至1990年代。
根據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1993年1月在臺灣所舉辦的民調結果，顯示48.5％的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32.7％回答「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加起來存在「中國人」意識的臺灣民衆高達八成。但是，之後在臺灣社會新出現的「本土化」浪潮中，居於主流的「中國人」意識迅速萎縮，並在1990年代末被「臺灣人」意識所取代，此趨勢仍延續至今。
當今臺灣社會的「祖國」認知
1990年代後的臺灣社會，在「民主化」與「本土化」交叉進行的大時代變革中，對「祖國」的認知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日臺灣人的心中，大致上存在著兩個「祖國」。一個仍然是「中華民國」，只是這個「中華民國」還存在兩種相異的理解，即包含大陸或不包含大陸，太陽花世代對「中華民國」的認知多傾向後者，在此意義上，「中華民國」純粹只是國號了。當今臺灣社會主流，則是將與大陸作政治切割的「臺灣」本身視爲自己的「祖國」。
根據筆者參與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於2013年9月所進行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四次調查：國家認同組」的調查結果，當問到「如果有人問您的祖國是哪裡，請問您會怎麼回答？」時，如表三所示，超過四分之三的臺灣受訪者將臺灣定位爲自己的「祖國」，其次是不足兩成的「中華民國」，較爲模糊而各自定義不一的「中國」不到百分之三，而焦點的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爲祖國的臺灣民衆，只有百分之零點一，比臺灣的「陸配」所占臺灣人口的比例還少。
表三 「中國崛起飛躍期」臺灣民眾的「祖國」觀（百分比）
註：問題為：如果有人問您的祖國是哪裡，請問您會怎麼回答？
資料來源：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於2013年9月所進行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四次調查：國家認同組」。該調查之受訪對象為18歲及以上之臺灣民眾，所成功獲取的樣本數為1,952人。
從「中心——邊陲」的視角來看，如果說香港「祖國觀」的變遷是「中心」對「邊陲」的結構性國家壓力下的無奈選擇，那麼臺灣的自我「祖國化」，或許可以理解爲一種自主的「去邊陲化」現象。
標題圖片：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像（攝影：beibaoke、dacchi、wonderland/ PIX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