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太郎也關注的臺灣青年
《街道漫步 臺灣紀行》
司馬遼太郎的《街道漫步 臺灣紀行》一書，是許多關心臺灣的日本人的愛讀書目，書中論及許多值得探討的人物，有助於思索日臺關係，其中，司馬遼太郎花了一整章介紹葉盛吉這號人物。這位來自殖民地臺灣的知識青年，在自己的身分認同之間擺盪、苦惱，戰後因白色恐怖被奪去性命，其生涯在司馬遼太郎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象。
司馬引以為據的資料，是楊威理的著作《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葉盛吉傳：在中國與日本的狹縫間》。作者楊威理是葉盛吉的好友，後來轉赴中國大陸，熬過文化大革命的苦難倖存下來，走過充滿顛簸的一生。關於這段故事，詳見楊威理的自傳《與豬對談時——從文革到天安門事件》。至於《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其實也有中文版，標題為《雙鄉記：葉盛吉傳—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這本書的譯者陳映真本人亦是位曾入獄的著名作家，只不過他在2006年時投奔中國，素來有些爭議。
葉盛吉的一生及其身分認同
葉盛吉於1923年10月25日在臺北出生，由於母親在他幼年時病逝，他被住在臺南新營的叔叔葉聰收為養子。養父畢業自臺北師範學校，接受日本教育長大，在新營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工作，後來一直當到人事課長。他們一直住在以日本人為眾的員工宿舍裡，葉盛吉於是在日本式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從公學校（給臺灣人讀的小學）畢業後，他進入日本子弟佔多數的臺南第一中學就讀。雖然他的確在日本人優先的殖民地社會中感受到矛盾，但後來他在「自敘傳」中是這樣回顧那時的中學時光：「與日本人的對立，或者這雙重生活帶來的矛盾，並沒有喚醒我心中的民族意識，反而讓我走向逃避之途。要一直到赴日本之後，我才真正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
順服地接納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他以傑出成績自中學畢業，並前往日本留學，進入仙臺的舊制二高讀書。葉盛吉在這裡遇見了本書作者楊威理。葉盛吉品學兼優，日本同學也對他十分愛戴，他的人生看起來前途似錦，內心卻懷抱著沈重的心理掙扎。遇見中國留學生，讓他心中生出民族意識的新芽，另一方面，他卻又想在「八紘一宇」的「遠大理想」裡當個「好日本人」也當個「好臺灣人」。除此之外，他也對國粹主義或者有納粹色彩的猶太問題研究感興趣，諸如此類，在思想上涉獵範圍極度廣泛。或許正因為他生性認真死板，因此勉強自己過度配合周遭環境時，帶來的心理掙扎才會越發劇烈。就這樣，到了1944年戰爭末期時，他開始學習中文，對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認同也逐漸增強。
1945年，葉盛吉從二高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同一年8月，日本戰敗，這場侵略戰爭宣告終結，臺灣也從殖民統治中獲得解放。對胸懷遠大理想的年輕人而言，此時充滿自由的氛圍，正是互訴彼此未來壯志的絕好時機。葉盛吉於隔年1946年返回臺灣，轉入臺灣大學醫學部就讀，在那裡受到醫學部學長之邀，加入了共產黨。此舉並不代表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吸引，而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共產黨是唯一的政治勢力，能夠容納那些嚮往一個沒有榨取與壓迫的烏托邦世界的人。當時，腐敗的國民黨政權讓民眾的幻滅失落日益加劇，而共產黨的勢力則穩健地逐步拓展開來，在此情勢下，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會轉投向共產黨乃自然而然之事，葉盛吉也不例外。
1949年，他從臺灣大學醫學部畢業，新婚燕爾便趕赴一個位在臺灣南部城市潮州的瘧疾研究所就任。然而，隔年1950年5月29日，他在職場遭到逮補，送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他在那裡雖然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卻又在上級（推測應為蔣介石）指示下改判死刑。接下來，同一年的11月29日，葉盛吉在臺北馬場町遭槍決，得年僅27歲。他一生未能得見10月出生的兒子葉光毅，僅留下遺書於後世。
葉盛吉留下的自敘傳、日記、手記等資料在家屬的保護下留存了下來。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特意保存這些東西，想必需要很大的勇氣。據說，其子葉光毅（後來成為臺南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因為渴望親自閱讀這些父親所留下，以日文寫成的資料，在此念頭驅使之下，為了學日文而特意選擇赴日留學。葉教授整理的資料，便成為本書《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的基礎。
至於葉盛吉在戰後的狀況，則參考了他在臺灣大學醫學部的學弟顏世鴻醫師提供的回憶錄「霜降」。顏醫師受葉盛吉邀請加入共產黨，同樣在1950年被捕，送往綠島收監。他於1980年代開始撰寫回憶錄「霜降」，並寫上一行獻辭：「獻給S.Y.」。是葉盛吉的縮寫。顏醫師表示自己「原本是無政府主義者，跟俄國共產黨或毛澤東完全不相干，因為欽慕葉先生的人格」才會投入其門下。原本顏醫師並沒有打算要公開自己的回憶錄，但後來經過修訂，在臺灣出版名為《青島東路三號》一書。青島東路三號，就是當年他們被捕時帶往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顏醫師也在這本書中，親自把葉盛吉以日文寫成的自敘傳譯為中文刊登。
認同糾葛背後的意義
《雙鄉記：葉盛吉傳—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
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矛盾中掙扎的「臺灣人」——這就是葉盛吉、楊威理、顏世鴻三人的共通點。雖然他們最終都選擇了「中國人」這個身分認同，但其中曾經歷過的掙扎各有不同。葉盛吉受到殖民地生活環境與二戰時的瘋狂熱潮影響，自認為應當做一個「日本人」，後來這份自我期許又經過重重掙脫，逐漸轉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過程，在《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一書中能清楚看見。楊威理則在進入二高就讀前，就因處於大連二中而熟知大陸的情況，也由於父親的影響，很早就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而顏世鴻的情況，則來自一個徹頭徹尾的「抗日」家族，他的祖父曾在日軍佔領臺灣時參加劉永福的義勇軍，父親也曾被日本特高兩度逮補。即便同樣是「中國人」認同，也不可一概而論。包括下一個世代的陳映真在內，後世探討時必須檢視每一個人身分背景的不同。
同時，我也想特別指出，這些人心中的「中國人」認同絕不是一種具排他性的概念。筆者曾協助製作紀錄片「霜降晚鐘」（吳宏翔執導，陳梅卿監修，未播映）的日文字幕，因此和顏醫師有過一面之緣。顏醫師寓所的書架上放了很多日語書籍，其中又以哲學、文學方面的書特別醒目，彷彿看得見往昔舊制高校推行教養主義留下的痕跡。顏醫師曾發表過如下主旨的言論，「我雖然在日本殖民體制底下遭受歧視，但在困難時對我伸出援手的，同樣也是日本的友人。我對日本這個國家雖然有恨，但並不憎恨日本人民。」當整個民族在壓抑的政治制度下遭受歧視，為了維護自我的尊嚴，人們或許的確會催動民族意識以作為抗衡。然而，顏醫師真正渴求的，其實是一個不分種族與階級，沒有歧視也沒有國界的大同世界。即便他同樣在戰後因為白色恐怖入獄，嚴苛的處境卻依然沒有讓他氣餒，自始至終未曾放棄他的那份理想主義。在這一點上，葉盛吉也一樣，在劇烈擺盪的心理掙扎中，他真正想望的，應該也是和顏醫師相同的理想之境吧。
筆者認為，他們最後選擇了「中國人」 認同這件事本身其實並不太重要。反倒是好好直視這些人的一生，看見他們在那個不容許多元身分認同的大時代底下，曾經歷過何等的身心糾葛，才是閱讀本書的意義所在。
標題圖片：臺灣新竹車站（Masa / PIX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