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友和「生活保護」——從橫濱的壽町看到的日本

少有人知的「Doya街」

日本的幾個主要城市都有被稱作「Doya街」的貧民街區。「Doya」是日語「宿」（意旅館）一詞的發音Yado的倒讀，指廉價的簡易住所。「Doya」大量集中的地區，就是「Doya街」，用英語來說，大概最貼切的表現就是「skid row」——貧民窟吧。總之，就是那種主要由男性構成的類似貧民區的地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阪的釜崎、東京的山谷以及橫濱的壽町。

大阪市西成區釜崎的簡易住所中，有的住宿費一晚還不到1,000日圓

失業者、婚姻破裂者、付不起房租而無家可歸者、刑滿釋放後走投無路者……對抱著這樣或那樣苦惱的人們來說，「Doya街」是他們最後的避難之地。在那裏，他們既不用出示身分證明、準備定金、押金，也無需保人，就可租到廉價的住處。如果在以前，他們或許還能找到一份日薪工作，拿到一份雖不算多，但也夠吃夠住的工錢。

知道「Doya街」之存在的日本人，其實並不很多。而在那些稍事了解的人們的印象裏，那裏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的聚居地。20世紀60年代的民謠《山谷藍調》（岡林信康）、演歌《釜崎人情》（三音英次）等，描寫的便是這些人們的生活。

從勞動者街區走向福利街區

我工作的大學在橫濱市，當地的「Doya街」壽町，位於横浜市中心的黃金地段。附近一帶有職棒橫濱DeNA灣星隊的主場橫濱球場、時尚的元町購物區以及熱鬧的中華街（唐人街），幾乎看不到韓文招牌。然而，壽町的大多數簡易旅館都是在日韓橋人士所經營的，因此它又有韓國街（Koreatown）的一面。

左圖，在壽町參加由基督教布教志工主持的活動，便可獲得免費餐。這在英國被稱為「sing for your supper（用歌聲換晚餐）」，在壽町則叫做「用阿門換拉麵」（因為免費餐多提供麵食）。右圖，排隊領取救濟餐的情形

我從事研究壽町這樣的「Doya街」已有20年餘年，期間，它們實現了從勞動者街區向福利街區的巨大轉型。

1993年我初訪壽町時，住在簡易旅館的人多數都是從事日薪短工的。他們每天一大早起床，大約4、5點鐘就出門去尋找當天的工作。壽町有一個被稱為「寄場」的街道勞工市場，主要由黑社會從中斡旋日薪短工工作；另外還有兩處職業介紹所，分別由厚生勞動省和神奈川縣管轄。

然而，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崩潰，勞動市場對日薪勞動者的需求劇減，於是，90年代中期以後，短工勞動者的生活狀況發生了突變。原本日薪短工工作多見於建築市場，日本的建築業呈承包商、次承包商、第三承包商這種金字塔結構。位於最下層的就是從事日薪短工的勞動者，他們只在工地工作繁忙時節才會作為臨時工受僱。因此，泡沫經濟崩潰招致的不動產價格暴跌，讓他們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你可以看到很多勞動者為占到一個哪怕是稍許有利的位置，在職業介紹所6點15分開門的好幾個小時前就已經來排隊等候了。

轉眼到了90年代末期，他們中的很多人對尋找工作已不再抱希望，職業介紹所也開始變得門庭冷落了。與此同時，因付不起簡易旅館房費而淪落為無家可歸者的人隨之增多，街友的人數，在壽町周圍有數十人，集聚在附近的關內站、橫濱球場屋簷下的則多達數百人。

《自立支援法》實施，街友減少

2003年「橫濱市街友自立支援施設Hamakaze」開始收容援助街友

近年，橫濱市的街友人數與以前相比有了明顯減少，這是一個全國性的趨勢。據官方公布，2014年日本的街友為7,508人，比2003年的25,296人，有了大幅減少。

其中一個原因在於2002年《有關街友自立支援的特別措施法》的實施。該法是一個以10年為限的法律，但於2012年又將期限延長了5年。根據這個法律，國家和各地政府推進了收容所的建設，以幫助無家可歸者擺脫露宿街頭的生活，重新回歸社會。

位於壽町的「Hamakaze」就是這樣一個援助街友的設施，而且它是以支援無家可歸者為目的的永久性建築，這在日本是獨一無二的。這座7樓建築，共有250個床位（男性230個，不同樓層另有女性專用的20個床位），一般是4人或8人一個房間。

至於居住期限，低層樓最長為30天，高層樓最長為180天。而高層樓僅限於那些已找到工作並在積蓄租房資金的人使用。不過，低層樓雖不可連續居住，卻可多次申請利用，而兩次入住至少必須間隔1個月時間。因此，有的人在「Hamakaze」住1個月後，出去露宿1個月再回來，周而復始地反覆著這樣的生活。

在壽町，領取救濟金者占八成

2013年在壽町參加「越冬鬥爭」(*1)活動的筆者（左）

除了《自立支援法》外，另一個街友減少的重要因素，就是受到「生活保護」(*2)的人員增加了。「生活保護」是日本社會保障中的一個重要救濟措施，它是根據日本國憲法第25條——「全體國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權利」而制定的。

過去生活在「Doya街」的人們，常會被有關方面以居無定所為由而拒絕支付生活救濟金。但生活保護法中沒有這樣的規定，它是各地政府獨自制定的方針，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頗具諷刺意義的狀況，即最需要得到福祉關懷的人們，甚至連救濟金申請都無法辦理。

於是，以壽日薪工作工會為中心組成了「保證衣食住！爭取生存權壽之會」這個組織，積極採取措施，推動有關部門在90年代中期取消了領取救濟金需有永久居住地的前提條件。這樣一來，領取救濟金的人員大幅增加。生活在壽町簡陋旅館裏的大約6,500人中，20年前幾乎都是從事日薪工作的勞動者；而如今，他們當中八成以上都依靠救濟金生活。

福利制度與財政赤字的兩難困境

日本的「生活保護」，從世界水準來看是相當寬厚的。救濟金每月約8萬日圓，還有5萬日圓的房租補貼，而且享受免費醫療。只要不亂花亂用，房租、伙食費是足夠的。過去日薪工作者被視為好使喚的一次性勞動力，一旦年老體弱，就像破銅爛鐵般遭拋棄，甚至有人慘死於街頭。與昔日相比，如今的社會環境可稱得上已經相當「人性化」了。

但是，這樣的好景有可能不長。在壽町靠社會救濟生活的大約5,000人只不過是巨大的冰山之一角。全國接受「生活保護」的人數，1995年為歷史最低，共882,000人；之後呈逐年上升趨勢，2014年6月達到2,158,000人。而另一方面，國家的負債超過了1,000兆日圓，壽町所在的横浜市也在為財政赤字而苦惱。迫於這種情況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大概是早晚的事情。實際上中央政府已經在2013年做出了將生活保障支付標準最大降低10％的決定。

所幸的是，目前壽町的那些邁入老齡的原日薪工作者們，晚年生活還算不錯。街區裏接二連三地蓋起的護理設施可供他們利用，或接受護理、膳食服務，或在必要時坐上輪椅請人把他們送到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福利的恩澤能夠如此惠及到生活在大都市最底層的人們，令我無法不為之感動。

（2014年11月10日，原文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