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日本各地自古以来的习俗
刺破皮肤，注入色素，绘出图文、符号、线条等，文身是人类最古老的身体修饰法之一，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见。与割礼、缠足、抻长脖子等习俗一样，人们无法确定它的起源。然而，根据日本出土的泥人及古坟土俑上的图案符号等推测，日本自古便存在文身的习俗。
从日本南端的奄美群岛到琉球群岛一带地区，女性曾习惯于在从指尖至胳膊肘的部位刺上文身，并将其称之为“Hajichi”。尽管现存的相关记录是从16世纪开始的，但仍可推断出在此之前“Hajichi”便已存在。其中，特别是手部的刺青，表示女性已婚；女子在文刺后会受到祝福，它兼具有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含义。各个岛上的文身部位和图案皆有不同，一些岛上还留传着古老的观念，认为没有“Hajichi”的女性来世将一生劳苦。
另一方面，日本北方原住民阿伊努族的女性则在嘴唇周围和手上文刺文身。由此可知，日本各地自北向南都曾广泛地流行文身的习俗。在日本的创世神话《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中也提及了文身，称它是边境居民的习俗，也是刑罚的一种手段。
自7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的审美意识产生了巨大变化——相较于身体之美，整体上更偏重于衣着、芳香等在昏暗的室内也显得光彩夺目的“美”。于是，文身日渐式微，有关文身的文献与绘画资料在17世纪初也变得难寻其踪。
复活，在世界上独放异彩
经历了战国时期，日本迈入了社会安定的江户时代，文身的历史车轮再次转动起来。一些文献中又开始出现了有关的记述。比如，妓女与客人之间，以切掉小指，或在身上刺入对方的名字等方法，以示永远相爱。后来，文身在侠客之间也作为他们互表诚信誓约的方式而流行起来。
丰原国周的《东京之花 尾上菊五郎》（Aflo）
此外，文身亦受到从事建筑、祭典活动等的准备工作，并同时担任街道内消防救火任务的“鸢”（yuān）和专事递送书信、钱款和货物的“飞脚”的喜爱。他们工作时身着服装会带来诸多行动不便，因此常常只系一条兜裆布。而对裸露肌肤感到抵触的这些人，便在身上刺入文身。于是，社会上形成了“‘鸢’必有文身”的固有观念。对于没有文刺的年轻“鸢”，街道里有钱势的人还会集体出钱供其文身。奋战在火灾现场的“鸢”，在江户时代是“帅气、潇洒”的象征，因此，鸢的文身对他们居住的街道来说，也是一种体面和骄傲。
“鸢”们刺入的文身图案大多为龙，据说是因为相信龙会兴云降雨，能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文身也从一开始的简单文字和图案，日益变得复杂，文身部位也不断扩大。这也促使了日后文身师的诞生，出现了专门为人文身刺青的职业。
歌川国芳的《武者绘 通俗水浒传 浪里白条张顺》(Aflo)
在大众文化的世界中，刺着文身的侠客作为“锄强扶弱”的理想形象开始被画入浮世绘，并迅速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19世纪上半叶，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将中国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全身都绘满文身，大获好评。歌川国贞等人随后发表了刺有文身的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也受到了大众的喜爱。这一潮流反过来又影响了歌舞伎，在《白波五人男》（1862年）等剧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演员，穿起了带有文刺花纹的内衣。在浮世绘和歌舞伎的进一步刺激下，原本就在不断扩大的文身部位，此时更是扩展到了全身。
三代歌川丰国（歌川国贞）的《青砥稿花红彩画 白波五人男 滨松屋》(Aflo)
明治政府，严格限制文身
由于在武士阶级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忌讳自伤身体行为，因而文身没有流行开来。另外，自1720年起，作为刑罚的附加刑，还开始实行了在额头和胳膊上刺青的“黥刑”，所以平民百姓中不乏有人厌恶文身。但是，尽管江户幕府几次对文身加以管制，却未有成效。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文身达到了鼎盛期。
此后，掌握了政权的明治政府，取消了闭关锁国政策，力图成为与欧美比肩的文明国家。于是，外国宾客、游人和船员开始纷纷到访日本，这是400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并且，他们把游历日本途中所见所闻，比如男女混浴、仅穿一条兜裆布的通体文身男子在街上阔步而行等景象，作为日本特有的风俗写入游记。
明治政府非常重视这些被欧美人视为日本未开化的部分，于明治5年（1872年）立法，对文身师与文身客双方实行了限制。到了20世纪初，日常身着衣物的习惯在社会上也得到普及，文身便被隐藏到了服装的深层。在这里笔者想补充一句，那就是反过来说，或许是在这个文身受到取缔的时代，让“唯有隐藏文身，精神世界才愈加深邃美好”这种想法变得更为强烈。
此外，冲绳和阿伊努地区女性文身的习俗亦受到冲击。虽然也有人秘密文身，可是一旦被发现，就会因野蛮落后而遭警察逮捕，被迫以手术或盐酸清洗等方法去除文身。现在，这些地区代代相传的文身习俗已然绝迹。
文身师，远渡重洋，大展身手
另一方面，有些来日本的外国人，将文身当做“日本特产”。登基前的乔治五世（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俄国的尼古拉二世等都曾在日本文刺，这些可在记录与证言中得到确认。而且，由于英美的报纸刊登了海军士兵和游客讲述的在日本文身的经历，人们开始对此发生强烈的兴趣。而满足了这些人好奇心的，就是远渡重洋的日本文身师们。
当时日本国内的文身师，表面上有的是做“招贴画”生意的，就象现在的广告牌制作商；有的是开“灯笼店”的。他们是在暗地里从事文身生意。其中有些人渴望更加自由的工作，便远渡香港、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英国和美国等地。这些有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在英美的日本文身师的情况，在小山腾及其之后的笔者的研究中都有详细的阐述。
远渡海外的文身师，他们的顾客多为客船乘务人员和乘客，因此他们或在港口附近开店，或租借酒店的房间做为工作场所并辗转于各地。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名曾在伦敦和纽约工作、名为Yoshisuke Horitoyo的文身师，对报社记者称，自己也曾到中国、香港和巴黎等地工作，还特别谈到在香港时，曾给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统阿奎纳多刺过文身。
住在长崎的文身师O.Ikasaki的刺青底图图册。20世纪初，Horiyoshi Ⅲ收藏
尽管日本文身师凭借精湛的技艺获得了颇高人气，但大部分顾客想要的不过是一些轻而易举即可完成的小文身，少有日本那样的能长期光顾的客人，所以文身师们的技术似乎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战后，文身开始向普通人的时尚转变
1948年，二战中战败的日本全面解除了文身禁令。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占领下，日本各地建起了美军基地，文身师在军港横须贺，以停泊港口的美军士兵为顾客，做起了文身生意。据说在这里也是美国特色的文身比日式图案受欢迎，并且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文身生意异常火热。
1953年12月，在韩国拍摄的澳大利亚士兵。据说这些文身是在埃及、英国、香港、日本和印度文刺的。收藏于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https://www.awm.gov.au/collection/HOBJ4707/）
上世纪70年代，在文身长期淡出人们视野的日本文身师们开始了出版和展会等活动。这一时期，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山本宽斋分别发布了灵感源于日本文身的“TATOO（文身）套装”。80年代，由于美国等地的摇滚乐队歌手们身上常常刺有文身，因而对此感兴趣的日本年轻人有所增加。此后，随着文身人气的提高，喜爱传统文身的人也越来越多。
“Tatoo” SS1971/970 Issey Miyake ISSEY MIYAKE / “Grid Body” Tokujin Yoshioka
“MIYAKE ISSEY: The work of Miyake Issey” National Art Center, Tokyo March 16 - June 13, 2016（摄影：nippon.com日本网 编辑部）
2014年，关东律师联合会以1000名20岁至60岁男女为对象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其中16人刺有文身。从海外的文刺率占人口的一成至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来看，该数字显得有点儿微不足道，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文身作为一种时尚，在日本也开始立足生根了。
参考文献
- Christine Guth:“Longfellow’s Tattoos: Tourism, Collecting,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
- 小山腾《日本的文身与英国王室——从明治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藤原书店，2010年
- 玉林晴朗《文身百态》，文川堂书房，1936年
- 山本芳美《文身与日本人》，平凡社，2016年
标题图片：丰原国周《三福 白色瀑布前的名演员们 江户时代 1863年》（Af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