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台湾——访“湾生”冈部茂

逐渐被遗忘的“台北大空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5月31日。处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台北也遭到了同盟国的大规模空袭，即所谓的“台北大空袭”。然而，时过境迁，即便是台湾人中，知晓当时情况的人也已经越来越少。群马县前桥市有一位耄耋老人至今仍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他就是战前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后来回到日本的“湾生”冈部茂先生（97岁）。

冈部茂先生至今仍毫不忌讳地说自己的第一故乡是台湾。他的一生充满了在今天的日本完全无法想象的波折动荡，让人深思战前和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

今年恰逢台北大空袭和二战结束70周年。我们倾听了冈部先生讲述的近1个世纪以来的故事。

第一故乡是台湾

——请您谈一谈当年在台北的生活情况。

冈部茂先生（以下简称冈部） 我是大正7年（1918年）在台北市大正町出生的，从小在大正町4条（现在的长安东路附近）生活直至念完台北一中，后来住在御成町4丁目（现在的中山北路2段，南京西路附近）直至回到日本。

我父亲以前从事的是建设工程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家在作为新规划住宅区的大正町住进了现在所谓样板间那样的房子里。上下水完备，地板基本都铺的是软木而不是榻榻米，并且地板设计得略高以防范台风等引发的水灾，冲水式马桶及收藏柜，当时感觉非常豪华。

后来我们搬到了御成町，住宅兼业务之用的冈部印刷公司就设在原台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宿舍，院子里还有相扑场地和网球场。台拓（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社长的家、辜振甫（台湾首位贵族院敕选议员辜显荣的长子。对华协商窗口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的首任董事长）的家和美国领事馆等都在附近。

当年的冈部印刷公司（冈部茂先生提供）

1930～1945年前后，就读于建成小学学生的居住地图（第15届校友德丸萨郎绘图）

念台北一中时，由于学校离我家有些距离，所以平时都骑自行车。现在说起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当时是不允许男女同行的。男生绝对不会走二高女（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学校）门前的路去一中，都会特意绕道或者走相反方向的道路。在那个时代，小学分设男用和女用校门，男女分班也是很普遍的。

去年，嘉义农林在甲子园棒球赛中获得亚军的事迹被拍成了电影，在台湾和日本引起轰动，其实我当年在圆山球场（现在的花博公园争艳馆）观看了台北预选赛的决赛。我至今仍对当时整个台湾的欣喜狂热景象记忆犹新。甲子园之战开场后，一家理发店还专门将广播里传来的分数和比赛结果做成了比分表来通知大家。

二战后为了在台湾提供印刷技术指导而留下

——二战后，全部财产被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后，您还被留用，这是为什么呢？另外，之后您是如何在日本开始生活的呢？

冈部　几乎所有日本人在战后很快都被遣送回国了，而我们拥有印刷技术，中华民国政府希望我们把技术传给台湾人以后再离开，于是我又待了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了技术指导。我们自己的公司被接收后又雇用了我们，并给我们支付了工资。

回国时与社员们合影留念（冈部茂先生提供）

1946年12月，总算发出了遣送回国的命令，我从基隆港乘上了“台北丸”轮船。遣返行动开展之初，只允许一个人携带一件行李，而到了我回国的时候，每个人最多可以带4件行李了。这艘船起初是一艘货船，所以没有客舱什么的，大家都待在一起。从基隆出发后不久，轮船就一直剧烈摇晃，大家都吃不下东西。3天后的次年元旦，我们终于到达了长崎县佐世保港。

我们从佐世保港乘坐火车前往东京品川，全家6人带着24件行李花了3天时间到了品川。然后，我来到了之前只在户口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桥。

前桥市内也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了一家叫做上每印刷工业的印刷厂。我对招工人员说自己刚从台湾来，无依无靠，庆幸的是他跟我说“马上来上班吧”，于是我找到了工作。而且，在战后物质紧缺的情况下，公司还特意替我盖了一个房子。我觉得在遣返回国的人群中，自己真的很幸运。

作为前桥仅存的一家印刷厂，上每印刷工业的业务量与日俱增，我刚入社时，员工只有20人左右，到我退休时，人员规模已经翻了一倍以上。我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厂里，总是最后一个回家，坚持了50年，一直做到了80岁。其间，社长都换了三任。他们不仅给了我一份工作，还让我一直做了那么长时间，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与印刷业共同走过的一生

——在台北的时候，印刷技术是您家的老本行，而战后到了前桥后，这门技术也派上了用场是吧。

冈部　在我上小学6年级时，父亲正式开始经营印刷事业，开展了当时还很少见的胶印印刷业务。似乎这门技术在我被留用时期和搬到前桥后都派上了用场。

和孙子千枝女士在一起

在台北，我曾经做过插图较多的专业书籍、公学校（面向台湾人开办的学校）的教科书、贺卡、邮票，乃至战争末期因本土银行券无法运过来而在本地发行的台湾银行券，也就是钞票的印刷工作。战后留用期间，我印了很多台湾人挂在家中的孙文和蒋介石的肖像画。

在上每印刷工业上班时，除了印刷这项主业外，政府等单位还经常邀请我在印刷技术相关检定和讲座中担任评委和讲师。退休后，因为儿子也恰好开办了印刷公司，所以我进了他的公司，再次做起了老本行。我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与印刷业共同走过的。

和台湾青年士兵一起迎来8月15日

——请您谈一谈自己的战争体验。

冈部　战争白热化的时候，我已经是20好几了，所以只在战争即将结束的2月被征入伍，几乎没有去过战地。

我所在部队是一个总共20人左右的小队，绝大多数人都是同样被征入伍的20岁左右的台湾青年，日本人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我们只有两支步枪，说实话，起初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我们召集起来。后来，我们和其他部队一起疏散到了六张犁（台北东南部）的山上。那时，我们转移过程中拿的不是枪，而是锯子和铲子等，和所谓的军队具有天壤之别。

以前只见过典型的日本军的人经常会说，战后从中国跑来的国民党军队背着铁锅和油纸伞的样子真是丢人现眼。然而，我们这些战争末期的日本军也是那副模样。只要看看当时他们的照片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当时也是那般落魄，根本没资格说别人。

另外，我还留有印象的台湾人部队是高砂族（台湾原住民的旧称）部队。或许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山区的生活。大家都说他们在处于热带地区的南方战线上作战非常勇猛。

迎来70周年的“台北大空袭”

——今年5月31日是台北太空袭70周年，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冈部　虽然之前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空袭，但那天的空袭真正可谓是一场“大空袭”。

当年，由于战时管制的影响，包括我们在内的台北四家印刷公司被合并成了一家公司。我们被称为第二工厂，当天一大早要开会，大家9点就聚集到了总督府（现在的总统府）附近的总公司。没过多久，空袭警报之前的警戒警报拉响，大家迅速解散，各自返回家中，后来一颗巨大的炸弹击中了总公司大楼。油墨等物品着火后引发了火灾，有几名公司员工不幸身亡。

后来我听说轰炸机是从菲律宾过来的。或许装载的都是大型炸弹，所以虽然飞机数量不少，但每架飞机只投下了几颗炸弹。袭击目标主要是总督府、军队司令部和连队等，一些学校和驻有军人的地方也遭到了轰炸。比如一中和二高女。

划×的是在台北大空袭中遭到轰炸的地方（冈部茂先生提供）

当时，大部分年轻日本男子已被征入伍，市里人手紧缺，于是我加入了主要由台湾年轻人组成的消防团，开展针对遭轰炸建筑的灭火行动。遗憾的是，我妻子的娘家人和亲属在这次轰炸中不幸遇难。

当时台湾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位于台北火车站前的台湾铁道饭店已被炸得无迹可寻。当时，我切身感受到投下来的是真正有破坏力的炸弹。此外，虽然总督府和作为总督府标志性建筑的中央塔楼并未被摧毁，但是大火一直烧了两天左右。当时自来水管道都破裂了，水压变得很小，甚至无法充分开展灭火行动。

而台湾人聚居的大稻埕（现在的台北市大同区西南一带）、万华等地似乎没遭到什么破坏。

在故乡台湾举办同学会活动。目标是在101岁时登上台北101

——什么时候再次回过台湾呢？现在也经常去吗？

冈部　再次回台已是回国32年之后的1978年。那次是参加公司举办的旅游活动。之前去台湾很不方便，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后来，每隔两三年我就去一次台湾，顺便参加小学同学会。

我们上建成小学时一个班大约50人，其中10%是台湾人。有时候台湾同学来日本，有时候日本同学去台湾，大家来往频繁。名人校友包括已故演员冈田真澄、逆歌（反复颠倒均能歌唱的歌曲——译注）唱将中田芳子和台湾政治家彭明敏。

大家被遣返的时间各不相同，后来日本同学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剧变，而台湾同学也因为上过主要接收日本人的学校而在战后中华民国的统治下处境艰难，大家彼此没办法联系，而且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重温往日同窗之情。但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后，我们成立了同学会，至今仍一直在举办活动。去台湾的时候，大家一大早就起来去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学校周围逛逛，追忆当年的情景。

拜访陈水扁前总统和马英九总统（冈部茂先生提供）

冈部茂先生的三位姐姐。左起分别为光子女士（103岁）、明子女士（101岁）和照子女士（99岁）（冈部茂先生提供）

建成小学现在已更名为台北当代艺术馆，成为了台北市重要文化遗产兼现代艺术馆，每次有机会，我们还会拜访台北市长。我还见到了当年曾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前总统和马英九总统。以前的建筑现在得到了妥善的利用，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近期最后一次到台湾是在去年，我计划明年，也就是我98岁时再去。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要在101岁时到台湾登上台北101。另外，我还有3个姐姐，年纪最大的已经103岁，她们都很健康。到我100岁时，我们姐弟四人加起来就超过400岁了。我们都觉得今后的人生还要再接再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