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拉》（加里斯•爱德华斯导演）自2014年5月在美国上映以来，在世界62个国家取得了骄人的票房成绩，可谓大获成功。作为最后第63个公映的国家，该片于7月25日在日本上演。渡边谦在影片中扮演科学家芹泽猪四郎博士。这个角色也表达了对1954年版日本电影《哥斯拉》（本多猪四郎导演）中的芹泽博士（平田昭彦饰演）的敬意，这个版本的哥斯拉讲述的是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
哥斯拉那无法抗拒的“震颤”才是“神的启示”
渡边出生于1959年，虽然是“看哥斯拉电影长大的”，不过据说直到决定出演《哥斯拉》，他都从未思考过哥斯拉究竟是什么。
“这次我饰演一位科学家，所以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思考究竟应该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哥斯拉。哥斯拉从来不说话，你不知道它在想什么。它稍有动作，城市就遭毁灭，断壁残垣堆积如山。它不是为人类逻辑所支配的生物。当第一次全身出现于屏幕，它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那震天动地的吼声引发无法抗拒的震颤，它不同于虚张声势威吓对方的犬吠之声，犹如悲切的呐喊，是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再进一步说，就是犹如自然灾害（的象征），或是神灵的启示。我感觉那咆哮声像是在怒斥我们人类。”
“人类社会非常复杂，国家之间的问题、人际关系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哥斯拉的轰鸣促使人们审视自己的生存方式并自我寻求答案。它是灵魂上的震颤，所以很容易超越国境，引起共鸣。”
虽然有些强人所难，我还是执意让渡边先生用一句话来概况哥斯拉的魅力和本质。
“‘恐惧’、‘畏惧’。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一种‘不动明王’的感觉。这也许是亚洲的宗教观吧，在毁灭和恐惧降临之前，是安宁和平静。在我看来，哥斯拉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宗教观。”
新锐英国导演的“平衡感”
据说渡边先生初次见到加里斯·爱德华斯导演时，深受感动。因为这位1975年出生的年轻英国导演，对1954年本多猪四郎导演的《哥斯拉》中的隐喻表现出极大的敬意，而且对哥斯拉60年的历史理解颇深。
“（1954年那个时候）正值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创伤尚未愈合，原子弹和氢弹的开发正在加速进行。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电影人创作《哥斯拉》这部电影，包含了为世人敲响警钟的意义。再加上3年前我们经历了福岛核电站事故，所以对核辐射的威胁更是有着痛切的感受。60年后的今天，那种恐惧犹在。日本人原创的哥斯拉在它的震天咆哮里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尖锐。它促使我们思考，促使我们自问自答：继续这样下去行吗？”
“我第一次见爱德华斯导演时，发现他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3.11大地震以后日本社会的现状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对于哥斯拉为何诞生这个问题也有独到的理解，让人感到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思想比芹泽博士还稍进了一步。比方说，他认为哥斯拉是无法被核武器打败的。无论是哥斯拉还是（敌对怪兽）“穆托（MUTO）”，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做任何恶事，但是对人类而言却是极大的威胁，这很像自然灾害之于人类的意义。我觉得导演的这种思想角度，让这部电影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状态。”
直面“核能”带来的两难困境
1954年版《哥斯拉》里的芹泽博士，一直拒绝将自己发明的“氧气破坏素”用于兵器制造，而最终却亲自对哥斯拉动用了氧气破坏素，并和怪兽一同沉入东京湾，葬身海底。渡边先生在2014版《哥斯拉》中饰演的芹泽，也同样深受科学家特有的两难困境的煎熬。
“芹泽博士的成长背景很复杂。他的父亲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为此他一直在思索如何将原子能和核辐射有效地应用于人类生活。后来他发现了“穆特”，并开始研究利用“穆特”的生态特性去消除核辐射。可是，他最后却培育出了足以给人类造成灭顶之灾的巨大怪兽。”
“事实上，科学家们一直是冒着类似的风险从事各项研究的。打个比方，科学家发现了可以消灭癌细胞的药物，或是正在研发抗艾滋病药物等，这些研究的初衷是为了治病救人，但也存在着发现导致人类灭亡的药物或病毒的可能。科学家们时刻处在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两难境地之中。恐怕核能也是一样。谁都不是为了毁灭地球而去建造核电站的。但是，稍有半点差池，就会招致毁灭性的恶果。”
“面对如何塑造芹泽博士这个角色，我的理解是，他一定也处于同样的窘境之中。结果，他拜倒在大自然的面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人力无法控制的‘自然’。而到最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弃了核武器。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科学家的角色，乃至这部电影，其实都暗含了我们现代社会中的重大争议和分歧。”
哥斯拉的咆哮与歌舞伎的共通之处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渡边先生曾多次访问灾区，现在也还在开展各种各样的援助活动。这样的经历对他此次饰演芹泽时的表演也产生了影响。
“地震一个月之后，我在灾区亲眼看到了好几处被夷为平地的城镇。《哥斯拉》最后一幕中，目光所及之处一片废墟，这使我脑中瞬间闪现出三年前的那幅光景。但是，我在影片的最后一幕中感受到的不是绝望。人类也许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会重新振作起来，重建家园——我在表演的过程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这样的希望。”
“有的日本观众看到城市被摧毁的场景可能会觉得很难受。不过，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在最后一幕中感受到重获新生的希望，或是意识到那些人类必须重新审视的问题，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很感欣慰。 ”
话虽如此，2014版《哥斯拉》到底是一部娱乐片，不是那种要将深刻的主题思想强加于人的教条主义式的作品。爱德华斯导演曾对渡边先生说过：“观众们是手拿爆米花和可乐走进影院的。不过，在观影的某个时段，他们伸向爆米花的手停了下来，不知不觉地被影片的什么地方所吸引——我期望制作的，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我也是这样想的。小时候去看哥斯拉电影，并不会去体察当时的创作者想在影片中表达的深意，只是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走出电影院而已。后来，大约过了十年吧，偶尔回想起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电影里原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次也一样，虽然哥斯拉的轰鸣般的吼声充满了深深的悲哀，不过当观众听到哥斯拉发出的第一声咆哮时，大概都会欢呼喝彩吧。这与歌舞伎有着十分相似之处。观众在经历一番焦急的等待后，终于迎来了主角的亮相，他们会不禁发出：‘漂亮！成驹屋（歌舞伎的堂号——译注）！终于等到你了！’的欢呼喝彩，这也是类似哥斯拉咆哮的一种煽情“共振”。从这方面来看，影片在娱乐性上下足了功夫，包括哥斯拉的格斗场面在内，感觉是在看一场精彩的公演。”
对日本电影有一种羞愧之情
称雄世界的哥斯拉是诞生于日本的“文化”。但是，除了动画片之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日本电影已变得少之又少。渡边先生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身为一个日本电影人，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惭愧。比如，如果和《最后的武士》、《硫磺岛来信》这类作品相比，我总觉得日本电影没有从正面去撞击我们应该面对的巨大问题，（好象是避免惹事生非，）始终停留在刻画寻常的、不温不火的世界上。”
“我想做的日本电影，是像《不沉的太阳》和《明日记忆》一样的作品。它们有着某种普世性的主题，描写了人类的内心矛盾。《不可饶恕》也是选取了一个孰善孰恶这样的深远主题。但是，日本电影却不往这个方向发展。就拿哥斯拉来说吧，该有的素材其实早就掌握在我们手中了，却被外国抢占了先机，真让人懊悔。我总觉得我们该做点什么。”
应在广阔天地好好地“丢一丢丑，现一现眼”
作为“来自日本的好莱坞明星”，渡边先生的英语表演堪称功夫到家。用英语在世界舞台上决一胜负并取得成功的日本明星屈指可数。当被问到用英语来表演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时，从渡边先生口中听到的，很多都是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批评和激励。
“（用英语表演）实在很难为情。因为不知道自己对这种语言能掌控到什么程度，直到现在我在表演时都非常不安，也经常出丑。如果没有挑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是无法面对的。不过，我们演员的工作原本就是一项很难为情的工作。谈情说爱，死去活来……，都要当着众人的面，若无其事地一遍一遍反复表演。尽管本来就是一种与羞涩为伴的工作，但现在演员们似乎已不愿承受‘丢人现眼’之苦了。”
“这并不仅仅是演员的问题，和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去海外留学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就算再怎么丢人现眼也没关系。英语不好也没关系，只要走出日本，跌跌撞撞，多经历世事，那么总会有收获的。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害怕出丑，不愿经历哪怕是比日常略微多一点点的辛苦。”
“他们不肯去了解未知的东西，不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不仅局限于日本电影界，可以说已是整个社会的一大问题。”
（根据2014年6月26日的采访编写）
采访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原野城治
采访图片摄影：山田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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