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创新不再？

索尼痛失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曾经这样描述便携式数字音乐播放器iPod诞生的背景。

“iPod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日本企业创造并垄断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市场，却未能开发出软件来。”

继iPod之后，苹果公司又推出了iPhone，成为便携式数字音乐播放器、智能手机市场的“双料”盟主。而日本的电子企业被挤到了市场一隅。截至2022年7月8日，苹果公司的股票总市值约为32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万亿元），而索尼公司的股票总市值约为1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69万亿元），两者估值相差甚远。采访就由此开始了。

——iPod、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革命性产品，为什么没有最先出现在日本呢？

“我也认为，率先推出iPod、iPhone、iPad这类产品的本应是索尼公司。索尼倒是推出过能从网上下载并播放音乐的设备——记忆棒，但犯了几点错误。其中之一就是研发了强大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DRM，用于确保用户下载的音乐仅限一部设备使用，而不能被复制到其他设备上。而且，索尼对音质要求非常高，为此，记忆棒使用的也是其自行研发的ATRAC音乐文件格式。

然而，这一音乐文件格式非常不受欢迎。当时，MP3格式（声音数据压缩的一种方式）的音乐已经开始在全世界普及，但其中一部分是违法的。于是，旗下拥有索尼音乐娱乐公司的索尼不得不严防音乐盗版。而苹果公司使用的正是MP3格式，反盗版策略比较温和（可复制到多部设备上），优先考虑了用户的便利性和易用性。两家企业后来决定性的差异便由此产生。”

——您是指商业模式不同吗？

“索尼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主力产品随身听和八毫米摄像机都是垂直整合生产的。以八毫米摄像机为例，在磁带上记录信号的磁头和带动磁带转动的主轴马达等零部件需要非常精密的技术，整部摄像机从零件到成品都在索尼内部制作完成。这种垂直整合制造模式是当时日本企业的看家本领。丰田公司和本田公司也都将外包的业务转回企业内部或关联公司了。垂直整合加上‘看板方式’（即在生产过程中，在需要的时间按需要的量供应各道工序所需零部件的方式），便是日本企业的优势所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认识到再这样下去会输给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遂将本国研发的军事技术——互联网定位为新一代技术的核心，作为开放式创新予以公开，供一般大众使用。美国允许各类企业都参与到互联网中，由此实现了水平分工。

所谓水平分工，举例来说，CPU（中央处理器）是英特尔公司制造的，硬盘（HDD）是其他厂商制造的，软件是微软开发的。水平分工得以实现，归因于规格形成标准化并获得公开了。而日本陷入‘加拉帕戈斯化’，完全没有跟上这股潮流。”

日本制造商未能适应水平分工时代

——日本企业曾有一个“必胜套路”，那就是把在国内竞争中胜出的产品加以改良后销往海外。

“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的材料和设备有强大的技术实力为后盾，加上日本企业擅长的高品质、超小型设计等，因而风靡世界。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相连互通。像苹果公司那样，只做产品设计，本身没有制造工厂也无妨，在海外（中国）生产就可以了。如此推进水平分工，实现低价格、大批量地供应产品。这样一来，日本制造商通过家庭工业式模式精益求精的优势就丧失了。

此外，还有事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即某产品或规格在市场竞争中胜出，成为事实上的标准。例如，个人电脑的Windows操作系统，家用录像机的VHS系统，等等）和法理标准（de jure standard，即ISO等标准化组织制定的规格。例如各种干电池的大小、材料、种类等）的问题。很多美国企业都努力生产出像Windows那样有压倒性优势的产品，用事实标准征服世界。与之相对的，欧洲企业则通过制定ISO等国际标准，在众多国家实现标准化、通用化，用法理标准掌握市场优势。进入水平分工时代以来，无论是事实标准还是法理标准，日本都没能妥善应对，从而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力。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企业失败的一大原因。”

宫泽和正还表示，投资环境和税制问题也是日本企业创新能力和活力减退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很多大企业被过去的成功经验所束缚，很难进行重大的自我变革。而美国社会竞争残酷，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变化，大企业也可能倒闭，或者丢失市场份额，或者被迫转变业态。尽管残酷，但这样可以促进市场的新陈代谢，催生初创企业（即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的新兴企业）。

当初，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也都是接受过风险投资者（即对预计高增长的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的投资公司）的初创企业。得益于此，两家公司才能筹集到资金，汇聚到人才，为技术开发构建所需的环境，从而实现了快速增长。反观日本，直到岸田首相上台，政府才将初创企业纳入了经济增长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中。给我的感觉是，泡沫经济破灭都已经30年了，日本终于做出了改变。”

全世界范围内，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约为7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4万亿元）。其中，美国约4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7万亿元），占到近六成；日本约8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04万亿日元），仅占1%左右。即便是号称驾驭资金量超过1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49万亿元）的软银愿景基金（总部位于英国），迄今为止对美国、中国、印度等国的数百家新兴企业进行了投资，但包括2021年10月投资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在内，仅投资了三家日本企业。

“还有就是税制问题。比如，日本对虚拟货币课税很重。企业一旦发行虚拟货币，其库存量会被认定为有价资产，必须缴纳相应的税金。假设企业发行了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49亿元）的虚拟货币，在还未变现的阶段，就要缴纳30%的税金，即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15亿元）。初创企业没有那么多钱，要想缴税就不得不出售虚拟货币。但如果短期内大量出售，市值就会从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49亿元）暴跌至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0.05亿元）。这就导致在日本发行虚拟货币的企业几乎都将总部搬到了新加坡、瑞士等海外地区，造成日本区块链行业的空心化和人才外流现象。”

日本企业如何重振旗鼓？

——那么，日本企业怎样才能重振旗鼓呢？

“首先，国家需要构建相应的机制，以支持那些能引发创新的新型业务。比如，设立‘创新奖’之类的，或者为企业或个人便捷地获得专利提供支持。税收优惠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在内，日本应该在资金上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其次，在民间层面，大企业和孵化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大企业很难再激发创新，而孵化企业如果筹集不到资金，研发就难以进行，也吸引不了人才。必须采取措施为孵化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不仅要吸引风险投资，也要汇集来自大企业的投资。

民间力量各自为战是带不来创新的。要明确区分“合作领域”和“竞争领域”，在合作领域中，举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积极推动标准化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一点很重要。

再有就是高层的领导能力。大刀阔斧地投入研发资金，进行人才投资，这对于创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企业高层的想法不坚定，就很难实现。”

——（日本企业）应该重点关注什么？

“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最薄弱但必将越来越重要的就是数字化。相比其他国家，日本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投资非常少。整个社会都必须致力于数字化转型。

这不是在鼓吹爱国，我是担心今后，一个又一个日本企业陷入空心化。正如刚才所说，信息技术领域优秀的孵化企业正在接二连三地出走海外，这样下去，日本可能只剩下传统的制造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现在的日本就像被太平洋战争战火烧过的废墟一样，为了生存，必须拼命努力。政治家、政府官员、经济界人士是时候抱着这样的决心，认真探讨该做些什么了。”

标题图片：索尼随身听（左）和苹果iPod（右）。摄于2010年11月19日。彼时，小型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在家电卖场的销售竞争刚刚进入白热化（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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