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藤野先生”：“互思互敬”的师生情

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中国参观者占一成

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位于福井县Awara市温泉1丁目203番地。从Echizen铁路的Awara汤nomaci站步行约1分钟，即可到达坐落在温泉小镇广场一角的纪念馆。

藤野家故居兼诊所的两层木结构小楼（建筑类文化遗产）已被移建至这座纪念馆。在它的前院有一座藤野严九郎的青铜坐像，身旁站着年轻时的鲁迅。馆内的资料室中也摆放着二人的胸像。

坐落于纪念馆前院的藤野严九郎（左）和青年鲁迅的铜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纪念馆每年大约接待观众2000至3000人次。其中一成是中国留学生和游客。”

1月17日，在纪念馆工作了13年的刘冬莲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向我们介绍道。生于1967年的刘冬莲是江西省上饶市人，1989年到日本留学。由于前来参观的中国游客增多，因此需要中国员工，就这样她于2009年受聘进入Awara观光协会工作。

刘冬莲解释说：“来这里的观众几乎都是喜欢鲁迅的人。也有来日本游学的中国学生，中国人大多都知道《藤野先生》。”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这是鲁迅写于1926年10月12日并发表于同年12月的小说《藤野先生》中的一句。

鲁迅《藤野先生》手稿的影印件（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从仙台到福井，曲折的后半生

藤野严九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从纪念馆的各种展览、遗物，以及相关书籍等资料中，我们大约可以勾勒出一个轮廓。

1874年7月1日，藤野严九郎出生在敦贺县（今福井县）坂井郡下番村（今Awara市下番），是医生藤野升八郎（恒宅）和Chiku夫妇的第三个儿子。他先后在当地的几个小学及福井县寻常中学（历史上日本的一种五年制男子中学——译注）就读，并于1892年考入爱知县立爱知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医学院），1896年毕业。次年，藤野获得医术开业执照。他还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过1年解剖学。

1901年10月，藤野严九郎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讲师；鲁迅（本名周树人），则作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于1904年9月入学。那年，藤野严九郎30岁，已经是该校的解剖学教授；而鲁迅，9月刚满23岁。从这一邂逅开始，两人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然而后来，“藤野先生”的人生出现转折。尽管他在1912年成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教授，但在之后的医学教育制度改革中，专门部被废除，藤野严九郎未能继续留任教授，最终于1915年离职。

关于这段经历诸说纷纭。根据土田诚所著的《医师 藤野严九郎》（Awara市日中友好协会出版）一书的记载：“藤野被认为是没有学位，只有县立爱知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学历，末了还说他没有国外留学的经历等等，结果没能在仙台留下。”

藤野严九郎回到故乡福井县，一边给经营诊所的二哥当帮手，同时在三国町（今坂井市）和老家下番开诊行医。

爱知医学校的毕业证书（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性情倔犟，践行“医为仁术”

藤野严九郎就读于爱知医学校期间，结识了在名古屋一间小餐馆中弹三味线的加藤Rika。Rika父母早亡，根据《医师 藤野严九郎》记载，“严九郎知道了她的经历后，甚是同情，并向她求婚”，之后两人结为连理。然而，1917年12月30日，Rika夫人因病去世，享年43岁。

刚回到故乡便痛失爱妻，这使得严九郎失魂落魄。不过，在周围人的劝说下，1918年，严九郎同井田文再婚，并于次年和1923年，生下长子藤野恒弥和次子藤野龙弥。

从坪田忠兵卫所著的《故乡的藤野严九郎》（藤野严九郎表彰会出版）的一些片段中，可以一窥开诊行医时期，严九郎的人品秉性。“总是板着脸，尤其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很难打交道”“戴着一副椭圆形的金边眼镜”“对于穷人，不付诊疗费他也给看病，就算等到盂兰盆节或是年末(*1)，他也不会催债。”

移建后的故居中的一间（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藤野性情固执倔犟，对衣着也不甚讲究，但“作为医生，他一直践行‘医为仁术’，十分讨厌欺瞒糊弄，甚至像是个认真严肃过头的怪人。”可以看出，他的严谨耿直，受到了患者的尊敬。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称赞道：“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师生二人，同为世家出身、嗜好吸烟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晚清时期的绍兴（今浙江省绍兴市）。尽管家道开始衰落，但周家是一个代代举人辈出的名门世家。

藤野家则世代行医。从严九郎祖父那一代开始学习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译注），其父则在今大阪大学医学院的前身绪方洪庵(*2)开办的私塾“适塾”门下读书。严九郎本人在上小学时，还同时在前福井藩士（大名的家臣——译注）野坂源三郎的私塾里学习汉文典籍、算术、书法等。

同为名门出身的鲁迅和严九郎，或是在年幼时被过继为母方亲戚的养子，或是少年丧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鲁迅烟瘾大而为人所知，而严九郎则“烟不离嘴，尤其喜爱朝日牌”（《故乡的藤野严九郎先生》）。或许，这些共通之处也在无形中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1936年10月19日，日中全面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鲁迅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55岁。虽然自仙台一别之后，严九郎未再见过鲁迅，但他仍在1937年3月号的杂志《文学案内》上发表了题为《谨忆周树人君》的悼念文章。

《藤野先生》中严九郎用红笔仔细地给鲁迅订正解剖学笔记的片段十分有名。在悼念文章中，严九郎将自己曾给予鲁迅的关心轻描淡写地带过：“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他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文章中还提到，自己年少时曾随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因此“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感到“要爱护来自这个国家的人”。

鲁迅到仙台留学时，恰逢日本刚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不久，并正处于日俄战争之中。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歧视中国人之风盛行，然而，或许正是严九郎的汉学底蕴，使他与鲁迅结下了“互思互敬”的师生情谊。

鲁迅去世8年后，在上海经营书店的内山完造寄给“藤野先生”的信（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二人的故乡，Awara与绍兴结为友好城市

严九郎开诊行医期间，还反对日本发动的战争。根据《医师 藤野严九郎》记载，他曾在患者面前批判军队“不应与中国进行战争”。依照当时的治安维持法，那是有可能被举报的言行。

或许是造化弄人，长子恒弥考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并成了一名军医。1945年1月1日，年仅25岁的恒弥在从军过程中于广岛陆军医院病故。严九郎悲痛万分，时而精神恍惚。同年8月10日，一个炎炎夏日，严九郎在出诊途中倒下，11日便追随恒弥而去，享年71岁，后被诊断为衰老死亡。

Awara市的纪念馆中，还收藏着许多严九郎生前的用品，例如黑皮包、医疗器具等，令人念起严九郎为治病救人奉献的一生。其实，从仙台回到家乡后，北京医科大学曾邀请他担任教授，但严九郎回绝了这一提议，选择了在家乡小镇行医的道路。

在世人眼中，藤野严九郎或许不算什么大人物。但是，二战之后，他与鲁迅之间师生情谊的佳话在日中两国续写了下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人的故乡——Awara町（今Awara市）与绍兴市在1983年结为了友好城市。

结为友好城市的契机是1981年，为配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活动，福井电视台组织了“寻访鲁迅足迹”访华团（福井电视台会长青园谦三郎任团长）。同年9月19日至26日，这个由30人组成的访华团走访了上海、杭州、绍兴、北京等地。

据当时随团的福井电视台记者小川忍（后任电视台董事）和NHK福井放送局记者上泷贤二（后任NHK理事）回忆，访华团顾问、时任Awara町町长的齐藤五郎右卫门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的干部提出了缔结友好城市的提议，对方回复道：“绍兴市也会积极考虑，并向中央政府报告。”当时，两位年轻的记者争相在电视新闻上报道了此事。

鲁迅曾经的求学之地——绍兴的私塾“三味书屋”（1981年9月，小川忍摄）

《克莱喀先生》与另一则师生佳话

因决心弃医从文，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前往东京。正如谭璐美所著的《战争前夜 鲁迅、蒋介石所爱的日本》一书中所述，鲁迅从仙台到达东京后，曾在夏目漱石的旧居——本乡的一间出租屋中住过一段时间。鲁迅十分崇敬夏目漱石，回国后，他还曾将夏目漱石以自己留学英国时的恩师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克莱喀先生》译成中文。

不少鲁迅研究者指出，鲁迅的《藤野先生》实际上很可能是参考了《克莱喀先生》的。不过，关于鲁迅的师生佳话，并不止于《藤野先生》。

“我忽然想起鲁迅同增田涉的往事。这也是一段异国师生情谊的佳话。它难道不正是藤野先生和鲁迅之间友谊的续篇吗？”

鲁迅的长子周海婴在“藤野先生与鲁迅”出版委员会编写的《惜别百年——藤野先生与鲁迅》（东北大学出版会出版）一书中，以《“惜别”百年的感想》为题撰文一篇，其中如是写道。

1931年，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来到上海，在鲁迅的寓所，每天与鲁迅促膝长谈3小时，接受鲁迅一对一的悉心教导。1934年，鲁迅就岩波文库出版《鲁迅选集》一事，向已经回国的增田涉表达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将《藤野先生》加入选集。次年，《鲁迅选集》出版，严九郎得知自己曾经的学生已经成为了著名的作家。

周海婴在文中表示：“鲁迅是想将通过这位日本青年学者，来报答自己对藤野先生的感恩之情。……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厚爱也好，鲁迅对增田涉的关爱也好，中日之间，需要这样的佳话和典范。”

“惜别”照片，反映出的现实意义

“藤野先生”将自己的照片（背面写着“谨呈周君 惜别 藤野”）送给了即将离开仙台的鲁迅，这也是广为人知的佳话。小说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严九郎送给鲁迅的照片（影印件），背面写着“惜别”与落款（藤野严九郎纪念馆）

“东墙”指的是日本的方位。“正人君子”应该是在讽刺那些封建、保守之人吧。鲁迅用笔写下了如此尖锐有力的文字，而奉行医者之道的严九郎时而也会执刀手术。两人都不是所谓的“老好人”，而是意志坚定的强者。或许正因如此，才让他们产生了共鸣。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同时，自鲁迅作为清政府官费留学生于1902年4月抵达横滨港，也整整过去了120周年。去年还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相继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然而，现在的日中关系远远谈不上良好。“鲁迅和藤野先生”可谓民间外交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当下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标题图片：藤野严九郎纪念馆资料室中的藤野严九郎（左）和鲁迅（右）胸像（本文纪念馆相关照片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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