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上）：历尽瘟疫、战火和灾害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城

与瘟疫战斗的先人的记忆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抑制了全世界人们的活动，人员流动受阻。日本的代表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京都也不例外。整个春夏，国内外不再有游客来访，各大景点也门可罗雀。好不容易到了秋天，终于能够在最大限度注重防疫措施的基础上，再次迎接国内游客的来访了。不料进入2021年后，疫情扩大的趋势迟迟不见好转，要想恢复到疫情前那种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的盛况，似乎还有待时日。

不过，生活在京都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瘟疫袭击了。早在9世纪中期就有传染病蔓延，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863年，朝廷在神泉苑做了场法事，叫做“御灵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传染病是含恨而亡之人的怨灵在作祟。于是就要祭祀牛头天王，祈求这位除疫神为人们消灾解厄。平安时期佛教兴盛，与传统的神道教逐步融合，出现了“本地垂迹”的说法。也就是认为神道教的神，其实都是佛在日本的一个个化身。而牛头天王就是药师如来在神道教中的化身。

但是那之后，日本各地依然灾祸不断。864年富士山大爆发，869年被认为跟东日本大地震同级别的“贞观地震”袭击三陆近海，掀起巨大海啸，造成死伤无数。京都瘟疫蔓延，叠加东国（古代日本地理概念，大致指近畿以东的诸藩国——译注）的自然灾害，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于是，朝廷找来66支长矛，代表66个藩国，将各国的恶灵封印其中之后，又办了一次“御灵会”除祟。此时的仪式后来成为了每年夏天的固定项目。这就是供奉牛头天王的八坂神社的一个祭祀活动——“祗园祭”的由来。

京都夏季风物诗——祗园祭的山鉾巡游（京都市下京区，2018年拍摄，时事社）

京都市民的信仰与传统祭祀活动中，镌刻着一千多年前与瘟疫战斗的先人们的记忆。了解这些万人空巷的祭祀活动的来历，可以让我们共享古人的经验，追忆他们当年的苦难，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共情感。

多次在战火中烧毁的城市

京都不断战胜各种瘟疫和灾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扮演着日本文化中心的角色。让我们从头来梳理一下这座城市的历史吧。

桓武天皇发布从长冈京迁都的诏令是794年的事情。新的都城是以中国的长安和洛阳等都城为蓝本规划的。宽约84米的朱雀大路贯穿南北，以此为中轴线，左右修建了对称的格子状街道网。城市的北端修建了“大内里”，内有天皇的皇宫“御所”和官厅街。南面有罗城门，并在附近修建了东寺和西寺的伽蓝。市区是由40丈（约120米）见方的“町”为单位构成。为确保人们生活所需物品的流通，设置了东市和西市两个市场。

新都城命名为“平安京”。一说认为该都城是基于中国传来的风水之说，修建在有神兽镇守四方的“四神相应”之地上。也就是北面的船冈山对应虚构的神兽“玄武”，被改道至东面的河流鸭川为“青龙”，西面延伸的大道“山阴道”为“白虎”，南面水量丰富的巨椋池则是“朱雀”。而平安京就建在其中心。

平安京的起名有“平稳安泰”之意，寄托了希望和平盛世永存的美好愿望。然而事与愿违，平安京多次在战火中烧毁。1467年到1477年的应仁之乱中，市区成了主战场。之后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天下进程中对都城进行了改造，以名为“聚乐第”的居城为中心修建了城堡城市，还坚决重编了寺院街。此时建成的市区格局，就是现在京都的原型。

2012年京都市上京区发掘出的“聚乐第”本丸的石墙（时事社）

进入江户时期后，京都也几经大火摧残。1788年的“天明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整个城市都被红莲业火吞噬。之后1864年爆发的“禁门之变”中，长州藩与会津藩发生武力冲突，士兵放火延烧至市区，3万户人家毁于一旦。

遭遇战火与天灾后，每次复兴都让城市改变一次容貌。直到1869年迁都东京之前，京都蝉联日本首都长达1100年。即便是在武士阶级统治的幕府远迁镰仓和江户的时代，天皇的御所也依然在这座城市里，日本政治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

不知从何时起，世人开始用“京”一字来指代“平安京”，念作“Miyako”。京都是日本唯一的政治文化中心，相信这在当时是谁都深信不疑的。

历史文化遗产的宝库

京都诞生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有源自公家（贵族阶层——译注）和武家（武士阶层——译注）礼仪的文化，还有平民阶层孕育出的生活文化等等，其丰富性、多样性和成熟度都是世界罕有的。

但由于市区中心几度烧毁，因此诞生于此的文化精髓便需要到京都市的郊区去寻找。各个时代的统治者修建的别院、离宫和寺院等散见于京都周边，从建筑物和庭园，佛教雕刻和障壁画等美术文物，再到茶道、花道等传统艺术，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无不诉说着各个时代的锦绣繁华。

古代来自大陆的渡来人的活动据点在太秦，这里有因弥勒菩萨像而闻名的广隆寺，嵯峨野有嵯峨天皇的离宫改建而成的大觉寺。现在，文化设施云集的冈崎是从白河天皇建立的法胜寺所代表的寺院群发展起来的。

宇治有平等院凤凰堂，它是将中国文化升华为日本独特的“国风文化”的象征。平等院凤凰堂建筑样式优雅，与因日野药师而闻名的法界寺阿弥陀堂一样，从中可以窥见在末法思想流行的平安时代末期，贵族阶层是如何热心于阿弥陀信仰的。

建造于平安时代的阿弥陀堂的代表性遗构，平等院凤凰堂（京都府宇治市，2006年拍摄，时事社）

进入室町时期后，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试图融合武家文化与公家文化，带来了“北山文化”的繁荣。倒映在水池中的优美的鹿苑寺金阁，是将传统的住宅样式“寝殿造”与新传来的禅宗寺院建筑样式折中融合的产物。

鹿苑寺金阁。从西园寺家受让的别院按照足利义满遗愿改为寺院（京都市北区，2014年拍摄，时事社）

与此相对的，是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时期的东山文化的象征，慈照寺银阁。回游式庭院中有以“书院造”为原型的东求堂等建筑物。此外，曼殊院、桂离宫、修学院离宫等多处数寄屋建筑的精髓也在京都周边得以保留。

慈照寺银阁。足利义政修建的山庄“东山殿”，后根据其遗命改为寺院（京都市左京区，1998年拍摄，时事社）

在京都生活的人们依循平安京的原型“洛阳”，将秀吉改造后的市区起名为“洛中”，外围的广袤田园和近郊的群山叫做“洛外”。“洛中洛外”四个字可以很好地概括商铺云集的市区和广袤的田园，这也就是京都的地理全貌。

无论在哪个时代，古人都喜欢对外来文化进行和风改造，让其成为日本自己的东西融入本国文化。将各种文化进行混合、折中，不断创造新奇的东西，然后经过时间的淬炼，逐渐融入京都传统这一语境之中。各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经略都被悉数埋在了这片被总括为“洛中洛外”的时空当中（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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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图片：用俯瞰视角描绘了室町时代京都市内与郊区名胜的洛中洛外图（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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