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摇篮江户吉原：幕府公认的花街柳巷，孕育了浮世绘、歌舞伎及狂歌

各位读者对江户吉原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大家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种种印象：华丽的恋爱文化的繁荣之地，鸟居清长和喜多川歌麿创作的浮世绘的原始风景，孕育歌舞伎及江户传统音乐的场所，时尚的发源地，贫穷人家的女儿被“女衒”（江户时代把女子骗卖给妓院的人贩子——译注）带去的地方，性压迫的场所等等，诸如此类。

上述任何一种说法都不是错误的，但都是从同一个视角出发得出的印象。要想了解江户吉原，必须纵观全局，从整体上去把握。这是因为吉原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超级系统”。

花魁：男性的偶像、女性的时尚领袖

吉原与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町同为德川幕府公认的花街柳巷，元和4年（1618年）在今天的日本桥附近开业，明历3年（1657年）迁至浅草。这两个地方分别被称为“旧吉原”和“新吉原”，多数情况下统称为“吉原”。吉原的街道中有妓女所在的“妓楼”（日语又称“游女屋”），为店里介绍客人的“茶屋”（日语又称“引手茶屋”），以及高级客人邀请妓女娱乐的场所——扬屋。扬屋在江户中期的宝历年间（1751-1764年）销声匿迹。

歌川广重的弟子“二代目广重”的作品《东都新吉原一览》（1860年，个人藏品）。这幅巨作纵宽135间（约266米），横长180间（约355米），画中的吉原四周环绕着壕沟，除祭典活动外，只能从下方中央的大门进出。从大门向内延伸的樱花大道为“仲之町”，通往为客人介绍青楼的茶屋

绝大多数妓女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为偿还妓院预付给父母的酬金而工作。年轻女子陪同的男性不固定，有一种无视人格的荒谬感。事实固然如此，但是如果只注意到这一点，谈论吉原则难免会有失偏颇。价值观和伦理观念是与时俱进的，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如果企图用现代观点理解江户吉原，则有可能产生重大误解。

德川家康进入江户时的措施之一，就是动工兴建“旧吉原”（现中央区日本桥人形町）。这与盟军司令部在战败后的日本设立“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是同样的思路(*1)。尤其是江户城，由于参勤交代（江户时代一种控制各大名的制度，各藩的大名需要前往江户，替幕府将军执行一段时间政务，再返回自己的领土——译注），很多大名的家臣单身居住在江户，在幕府工作，外出务工的人也集中在江户，因此江户的男性人数远远多于女性。

另一方面，江户时代女性可以从事的职业很少，当时用“妾奉公”“吉原奉公”之类的词语来称呼妓女，可以将其理解为女性谋生的工作之一。在规模较大的青楼中，要经过学习阶段的“秃”和见习阶段的“新造”，才能晋升为高级妓女“花魁”。原则上27岁（虚岁）工作期满后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了，也有人会被富裕的武士或商人提前赎身。

江户的市民们对吉原妓女的感情也是如今难以想象的。有人说，日本的妓女画描绘了世界上最美的娼妓，以“花魁”为题材的画作如同现代的偶像照一样令江户的男子狂热追捧，江户的女性则热衷于模仿其发型和服装。

溪斋英泉的画作《江户町一丁目 和泉屋内 泉寿》（1821年，个人藏品）。以大量发簪装饰的发型以及华丽的和服装扮都为女性所向往。右上方的小字“志かの、かのこ”是侍奉花魁的“秃”的名字

吉原的“粹文化”交流精彩纷呈

以吉原为代表的日本的花柳街，其最大特点是奠定了江户时代的文化根基。

具体情形如下图所示。吉原对各种文化形式都产生了影响，如歌舞伎、三味线音乐、花道、俳句、狂歌、茶道、时装、浮世绘、出版、祭典活动、香道、书法、相扑，等等。

到明治维新为止，大型青楼的主人都是俳句、滑稽和歌、三味线音乐及狂言等文化形式的守护者，也是歌舞伎演员的后援者。他们还对妓女进行文化教养方面的教育。尤其是接待上级武士和富商的花魁，更需要精通这些文化形式。吉原的妓女估计在3000-5000人左右，其中花魁是仅占2%左右的顶层“精英”。

下面介绍一段花魁和客人之间风流潇洒的对话。姬路藩藩主的弟弟酒井抱一（1761-1829年）是一位画师，他为吉原大文字屋的花魁香川赎身，在根岸（今台东区）的雨华庵进行绘画创作。抱一是歌舞伎第七代市川团十郎的后援金主，同时也很擅长俳句和滑稽和歌，吉原附近的餐厅“驻春亭”的店主在记录自己见闻的《闲谈数刻》中记载了抱一与高级妓女之间的机智对话(*2)。下面就是抱一与鹤屋的花魁大淀之间的对话。

某人与大淀熟识，常来此作乐，听闻莺邨（抱一的号）亦时常来此，且二人情深意重。

大淀作书云：“时下阴雨，我之淀浊”，

会面之时，莺邨答曰：“阴雨连绵，淀鲤不可见”，

听闻此语，大淀复言道：“阴雨连绵，身着濡衣，甚为不适”。

二人遂往鳗鱼料理店舛屋饮酒作乐。

和大淀非常熟悉的一位客人知道抱一也时而来此游乐，便心生嫉妒，怀疑他是否与大淀感情深厚。听到这一传闻，大淀写下一句话给抱一看：“时下阴雨连绵，我之流言风传”，抱一答复道：“因阴雨连绵而至淤水浑浊，水中有鲤鱼也不可见”，表明自己与大淀并非情深意浓，大淀也尚不解恋爱的微妙之情。针对抱一的答复大淀表示：“阴雨连绵之中，和服湿漉漉的，很不舒服”，借此表明自己是被冤枉的（“濡衣”意为湿漉漉的衣服，在日语中有“被冤枉”之义——译注）。然后，二人有说有笑地在鳗鱼料理店舛屋饮酒作乐。

在祭祀神田明神和山王权现（现在的日枝神社）的“天下祭”中，抱一为佐久间町（今神田佐久间町）和鱼河岸（今日本桥）参加的集体舞（河东节）作词。谱曲的是居住在吉原的高级乐师、男艺伎，也是歌舞伎的伴唱者。将外出务工者传入江户的劳动歌曲和诙谐歌曲改编为高雅的三弦曲的，也是这些男艺伎。

吉原是社交场所，是文化沙龙，同时也是江户表演艺术的摇篮。

歌川国贞的弟子二代目国贞的作品《游里八契新吉原鹤泉楼内泉喜》（1869年，个人藏品）。为数不多的横幅妓女图。从吉原的大门处遥望繁华街仲之町，一轮明月高悬在夜空中

艺娼妓解放令，翻天覆地的文化变革

《闲谈数刻》一书中介绍了文化（1804-1818年）到文政（1818-1830年）年间善待妓女的青楼主人、若松屋的藤右卫门。

・唤妓女绿木、花照、重美野、小靡前往中町时，必摇铃以贺之：“恭喜绿木”“恭喜花照”。未陪客返回时亦然。
・商簿入金三两之时，领班报与店主，则按惯例行事，虽格间内尚有妓女等候，亦必拉开隔扇关店。入金三两，则一日生活足矣，不与妓女为难。入金不足三两之日，至亥时亦必关店。
・妓女之服饰向冈田屋订购，附之种种要求，尽力让物有所值，务使其不借款。

火灾之时，妓女到大音寺避难，其父宇右卫门闻之，允许其经过自宅，供茶或水使其稍作休息。

对行为不端之妓女耐心教之，不施以责罚。屡教不改者，只需告知“必转送他店”，则无一人不知悔改。对妓女不设工作年限，若其父母需钱款相助，则向其借款，令其慢慢还之，不急于收取欠款。

在妓女出门前往仲之町等候客人时，藤右卫门会说“绿木，祝贺你”，然后摇铃送其出门。即使未能带回客人，也同样摇铃欢迎她们归来。如果领班报告说赚了3两钱，即使“张见店”（店前设有格子的房间，便于客人看清妓女的容貌）里还有妓女在等候客人也会关店。他认为3两收入足以维持生计，而且从不为难妓女，赚不到3两的日子到晚上10点也必定会关门。服装的购置也向冈田屋提出各种要求，考虑尽量便宜，不让妓女借钱。

其父宇右卫门在妓女因火灾到大音寺避难时，允许她们从自家穿行，并提供茶水或白水让其稍作休息。

对行为不端的妓女苦口婆心地说教，从不体罚。如不悔改，只要告诉她们“让你去其他店里”，则没有一名妓女不改邪归正。她们的父母需要钱时也会向其借款，让她们慢慢还，不会延长妓女的工作年限，也不会让其结清欠款。

当然，妓女的待遇因妓院的规模和等级不同而各异，可能也有剥削和打骂妓女的店主。不过，也确实有如同若松屋这样父子两代都秉承“温情主义”的妓院。

落合芳几的作品《鹤泉楼》（1863年，个人藏品）。青楼“鹤泉楼”中衣着华丽的妓女们

明治5年（1872年）颁布的《艺娼妓解放令》对于吉原而言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变革。公娼制度被废除，人口贩卖被禁止，宣布限制“年季奉公”（按年限工作——译注）以及“前借金”（从雇主处借来的将来以艺妓的报酬偿还的金钱——译注）无效，随后有20多家大规模妓院关门停业。妓院靠借款雇用妓女，可以想见其必定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吉原在原则上根据妓女的意愿继续经营，很多小规模的妓院加入其中，因此江户时代严格的规矩不再起作用，文化水准也很难维持下去。吉原开始了剥削客人和妓女的历史。

进入明治时代，西方文明传入日本，制度和习惯发生巨变，以吉原为题材的日本传统音乐因为与近代化思想相违背而遭到排斥。昭和32年（1957年）颁布的《卖春防止法》更是雪上加霜，江户吉原的文化由此彻底销声匿迹。于是，对于现代人来讲，吉原就成为了“不为人知、没人讲过、已经遗忘、需要避讳”的存在。

而江户时代的吉原在250年间也发生过很大变化。明治时代以后，除政策和社会情况外，妓院的经营方式、妓女的处境和待遇以及文化方面也有很大不同。现实情况是，反映明治末期风貌的电影《吉原炎上》中所表现的颓废印象占主流，而让抱一乐在其中的“粹文化”交流、以及像若松屋那样富于温情的青楼已经被人们所遗忘。避开吉原，我们便无法深入理解日本独具特色的江户文化。为了使江户文化流传后世及国外，我们是否亟待对吉原重新进行综合性评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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