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源氏物语》的魅力（2）：历代的解读赋予其千年不衰的生命力

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故事

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是问世于8世纪初的《古事记》，迄今为止日本文学的积累已经达到了1300余年的厚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属《源氏物语》。它已深深融入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

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源氏物语》的生命力却长盛不衰。一般来说，在生存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生命体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会走上灭亡之路。恐龙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某一时代被推崇为文化金字塔的文学作品，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后，由于价值观或政治经济体系突然改变，便可能立刻就无人问津了。

然而，问世于贵族政治鼎盛、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11世纪初期的《源氏物语》，无论是战乱时代还是和平时代，无论是武士时代还是民主主义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时代还是IT时代，时至今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

其中的秘密在于文化意义上的“突变”，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多次完成突变的事实中发现它。当然，《源氏物语》这部作品的文字本身并没有变化，而是读者希望从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思想，也就是主题（作品向读者传递的信息）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剧变，读者要求从作品中读出“新的内涵”，而《源氏物语》总是能满足读者的这一要求，从问世之初起，一直成功地向读者传递着新的信息。

从美学书籍到政治教科书

最早的变化发生在13世纪，《源氏物语》问世200年后。和歌大家藤原定家（1162～1241年）对这部作品的文本进行了校订。那个时代还没有印刷技术，人们阅读的是《源氏物语》的手抄本。在200年间辗转手抄的过程中，不同手抄本之间的文本内容呈现出巨大差异。为了使《源氏物语》具有文化影响力，需要对文本进行校订。定家确定了《源氏物语》54卷的排列顺序（阅读顺序）和文本（阅读内容）。此后，《源氏物语》成为可反复阅读的古典作品，寻求重新解读的研究也开始步入正轨。

藤原定家肖像（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肖像集》 栗原信充绘制）

定家将《源氏物语》的主题解读为“美”。在武士凭借军事力量掌权的中世，幕府体制建立，时代动荡不安。当时，身为贵族阶级成员的定家，让现实世界中已经消失的王朝（平安时代）的“雅（miyabi）”文化绽放出了璀璨之花。

藤原定家还挑选了王朝和歌的100首名作，编纂成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或许正因为身处混乱的时代，所以他才用《源氏物语》中优美的语言吟咏内容优雅的和歌，希望借此构筑一个超现实的理想世界。

此后又过了约250年，宗祇（1421～1502年）登上历史舞台。宗祇是一位浪迹日本各地的流浪诗人，因深受后世俳句家松尾芭蕉（1644～1694年）的景仰而闻名。宗祇生逢乱世，当时日本社会由于大规模内乱而分裂，进入战国时代。

宗祇坐像（山口県立山口博物館蔵）

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可以用“下克上”一词来形容。家臣打倒家主，儿子放逐父辈。主仆关系和亲子关系彻底断裂。政治联姻盛行，甚至连夫妻关系也变得不可信任。

身处人际关系土崩瓦解的战国乱世之中，宗祇衷心祈愿夫妻、亲子、主仆、朋友、师徒等人际关系和谐的理想社会到来。因此，他认为《源氏物语》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是理想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为政者（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宗祇并不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美学著作，而是将其视为实现和平与和谐必不可少的政治理论著作（政治教科书）。2019年日本确立新年号“令和”（美好而和谐）时的思路，其实早在500年前就已有先行者了。

本居宣长的解读鼓舞了幕府末期志士的勇气

宗祇辞世100年后，同时也是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600年后，日本社会实现了期待已久的“持久的和平”。历史学家仿效“罗马和平”，将其誉为“德川和平”（德川将军家统治下的和平）。

1603年，德川家康（1542～1616年）在江户建立了幕府，稳定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成功地让平民百姓过上了和平安定且文化繁荣的生活。“江户风情”渗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中，人们安居乐业，充分享受着和平的生活。

“德川和平”的鼎盛时期是元禄时代（1688～1704年）。当时，《源氏物语》最权威的解读者是北村季吟（1624～1705年）。季吟为松尾芭蕉之师，他曾通过“古今传授”仪式继承了宗祇和歌秘传。

北村季吟画像（季吟文库藏）图片提供：野洲市历史民俗博物馆

季吟对藤原定家、宗祇直至自己对《源氏物语》的解读沿革进行了整理，确立了解读这部作品的角度，就是将其作为为政者与民众之间相互信任的“施政方略著作”，以及为人们指明正确生活道路的“道德著作”来解读。《源氏物语》成为爱好和平的人们更加美好欢乐地生活在世间、更加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一部教科书。

在北村季吟离世100年后，出现了一位对政治伦理书的解读持异议的人物，这就是本居宣长（1730～1801年）。宣长主张，《源氏物语》所表现的主题是“物哀”的思想。“物哀”是人类以获得道德和知识（即“文化”）为代价而丧失的“真情实感的流露”。

举例来说，《源氏物语》中光源氏真心热爱的女子藤壶，是天皇（光源氏的父亲）的皇后，这种关系在道德上是绝对不允许的。然而，光源氏一如既往地爱着藤壶，甚至与其生育了子女。他倾注全部身心，与妨碍纯真爱情的道德与法律对抗。

《本居宣长六十一岁自画自赞像》（本居宣长纪念馆藏）

宣长奠定的日本“国学”对幕府末期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受国学影响的“勤王志士”（倒幕派武士）主张，天皇应该亲自掌控政治，而不是将政治运作交给武士的首领。要实现这一主张，就必须推翻维持“士农工商”秩序的德川幕府。时代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时代呼唤宣长从《源氏物语》中发现的“物哀”思想，而不是从中解读出“和谐与和平”的思想。“勤王志士”坚信，比起稳定与和平，更重要的是为实现爱与理想而战。于是，“士农工商”的秩序被打破，催生了倡导“四民平等”的明治维新（19世纪）。可以说，宣长的思想鼓舞了幕末志士的勇气，拉开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帷幕。

现代日文版和英文版扩大了读者群体

明治时代以后，人们一直在尝试从《源氏物语》中读出适用于近代社会的思想。

与谢野晶子（1878～1942年）从《源氏物语》中读出了光源氏爱恋的女性内心难以治愈的痛苦。前面介绍的藤原定家、宗祇、北村季吟和本居宣长都是男性，他们都站在身为男性的光源氏的角度，从《源氏物语》中发现了自己“活在当下”的意义。

与谢野晶子（国会图书馆藏）

在《源氏物语》写作的11世纪，男性可以娶多名女子为妻。而晶子生活的近代社会是“一夫一妻制”。不过，虽然婚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为爱情所苦的男女的情形却是不变的。晶子的关注点正在于此。

无论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如果女性得不到幸福，那么婚姻意味着什么呢？彼此相爱的夫妻二人，他们之间的爱情难道不能构成最起码的人际关系吗？相隔900年之久，紫式部和晶子不谋而合，共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晶子认为，《源氏物语》既非倡导和平，亦非表现“物哀”思想，它表达的是女性的痛苦。《源氏物语》由此回归到紫式部创作的原点。

晶子还将晦涩难懂的《源氏物语》翻译成了现代日语，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这部作品。《源氏物语》被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现代日语口语，如同当代小说一般贴近读者。这部作品由古典文学名著摇身一变，转变成了现代文学作品。此后，谷崎润一郎（1886～1965年）、圆地文子（1905～1986年）、田边圣子（1928～2019年）、桥本治（1948～2019年）、濑户内寂听（1922年～）及角田光代（1967年～）等作家继承了这一创作思路。

后来，亚瑟･威利（1889～1966年）奇迹般地将《源氏物语》翻译成了优美流畅的英文。威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将迷惘的欧洲文明的复兴希望寄情于《源氏物语》。

威利从《源氏物语》中读出了两个要素：一个是成熟文明的优雅，一个是充满危机意识的文明批判。可以说，他的理解是将藤原定家和宗祇的解读融为一体，并为其赋予了现代化的内涵。

威利的英译本问世后，《源氏物语》成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共享同样的愉悦之情——从这部小说中读出“活在当下”的意义。

《源氏物语团扇画帖 蜻蛉卷》（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失恋后失魂落魄的熏君（光源氏之子）路过女官们聚集的房间，围绕秋天花草的话题，与一位女官进行机智的对话

标题图片：《源氏物语团扇画帖 桥姬卷》（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秋天的夜晚，熏君偶见仰望明月弹琴的一对姐妹花，深感将自己挽留在人世间的爱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