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事情》指明日本近代化之路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的近代化政策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在政府的严格管理下创办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培育人才，尽可能发展各项产业以获得贸易上的利润；在上述基础上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从农业向轻工业、重工业转型。
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早在19世纪末就给泰国的却克里改革带来了影响，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借鉴这些政策力图实现国家的变革。20世纪后半期台湾蒋经国推行的“十大建设与民主化改革”，韩国卢泰愚的“民主化宣言”，中国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以及越南政治家长征等人提出的“革新开放”政策，这一系列近代化路线是否可以理解为日本近代化政策的延伸呢？抛开不幸的历史背景不谈，日本的近代化政策还是对亚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近代化整体规划的设计者之一就是福泽谕吉（1835～1901年）。福泽的思想是如何诞生的呢？论及于此，恐怕很难对他远赴欧美考察的经历避而不谈。
1835年，福泽出生在大坂（现大阪——译注），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父亲在丰前国中津藩的大坂“藏屋敷”（储藏兼出售粮食的栈房——译注）工作，属于下级士族。福泽幼年时回到故乡中津，在这里接受了儒学教育。1854年他游学长崎，初习兰学（西方科学技术——译注），转年进入兰方医绪方洪庵创办的大坂适塾，进一步深入学习兰学。
1858年，福泽来到江户，在藩国的兰学塾（后来的庆应义塾）执教。同时尝试学习英语，1860年乘坐幕府的咸临号军舰访问美国旧金山。回国后受雇于“外国奉行”（外交机构——译注），担任译员。1862年，前往英、法、荷、德、俄等欧洲各国考察，1866年，他根据此行对西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出版了《西洋事情》一书，详尽论述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1867年，福泽再度赴美，访问了首都华盛顿和纽约。
福泽的奋斗目标，是要在日本乃至亚洲各国推行《西洋事情》第一篇卷首提出的文明政治的6个条件。这些条件如下：
- 尊重个人自由，法律不束缚国民
- 保障国民信教的自由
- 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 充实学校教育
- 依靠合理的法律稳定政治，从而培育产业
- 时刻注重国民福祉的提高
福泽的一生深受富兰克林的影响
福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著作《劝学篇》第一篇（1872年）的主题是，为了“一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亦独立”，人人都应该学习“人类普遍日用的身边实学”。他还极力宣扬，由那些学问高深的人创建的文明社会是多么有价值。本书在倡导教育的必要性之余，还非常重视《西洋事情》中所阐述的文明政治的各项条件，如尊重自由、引进科学技术以及政府对国民的保护等，这些观点构成了教育家、实业家福泽谕吉整体思想的概要。
《劝学篇》的开篇词“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名言。人们普遍认为这句话出自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而笔者推测，福泽正是从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的生涯和思想中寻找到了自己的榜样。
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同时也是出版商，以及社交俱乐部、学会和大学的创办者及政治家。福泽的政治生涯仅限于1879年担任了一年的东京府会议员，除此之外与富兰克林的经历几乎一致，如创办《时事新报》及实业家俱乐部交询社，成为思想团体明六社会员，担任东京学士会院院长，创办庆应义塾大学等，由此可见，富兰克林对福泽产生了重大影响。
1868年明治维新之际，福泽辞去幕府的职务，正式成为民间人士。《劝学篇》各篇文章的写作（1872～1875年）受到《穷理查年鉴》的影响，主张鼓励实学及“一身之独立与一国之独立”，成为继《西洋事情》之后的又一本畅销书。1875年，福泽又出版发行了代表作《文明论概略》，强烈主张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继而，他又于1881年之后支持朝鲜独立势力，为发动政变失败后于1885年逃亡到日本的金玉均和朴泳孝提供保护。
与动荡的明治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长州藩和萨摩藩为中心的势力将德川家赶下将军的宝座，各大名联合起来重组政权，明治维新由此成功。对于此前一直主张“尊王攘夷”的长州藩占据明治政府的中枢，福泽起初心怀畏惧，然而当他看到新政府延续了旧幕府的文明开化政策之后，便不遗余力地从外部对明治政府给予支持。当时与其关系最为亲密的是将英国的近代化模式视为日本典范的大隈重信（佐贺藩出身）和井上馨（长州藩出身），以及积极推进铁路建设的岩仓具视（朝臣）。
虽然拥有幕府旗本（武士的一个等级——译注）身份的福泽是失败方的一员，但直至1873年大久保利通凭借“征韩论”（日本针对朝鲜半岛的对外扩张论调——译注）掌握实权为止，文明政治的6项条件一直在新政府亲英美派人士的努力下稳步实现。然而，以普鲁士式的近代化模式为志向的大久保掌握了政权后，福泽的构想便受到抑制。福泽非常重视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大久保则希望在国家统治的基础上推进近代化进程。从福泽撰写《分权论》（1877年）等言论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878年大久保遭暗杀之前，他一边警惕遭到镇压，一边最大限度地反抗大久保。
大久保遭暗杀后，政府的实权再度落到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手中。因此，1878年至1881年间，福泽连续撰写了《民情一新》（1879年）、《时事小言》（1881）等多部支持大隈的重要著作，并策划起草了宪法草案，即有名的交询社私拟宪法案。然而，大隈及庆应义塾出身的官僚在明治14年（1881年）的政变中被迫下野，这些旨在推进英国近代化模式的言论活动成果也随之付诸东流。此后，以继承了大久保路线的伊藤博文（长州藩出身）为核心的政府，不断加强了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统治。
注重不依附于国家的个人独立
福泽创办庆应义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身为实业家，他还在1882年创办了《时事新报》，在政治、时事、社会问题及女性问题等领域广泛发表评论。《时事新报》创刊后，福泽对于日本的发展投入的感情十分复杂。对于执掌政权的伊藤而言，“一国之独立”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分歧，不过伊藤并不像福泽那样注重个人独立的实现。福泽本人对此非常清楚，对于不能确保“一身之独立”的国家的脆弱性，他始终心怀忧虑。
1889年，明治政府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由此完成了普鲁士模式国家体制的建设，同时也确立了官学为主私学为辅的教育制度。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译注）胜利后，国家在“一国之独立”方面姑且安定下来，但人民对国家的依附感却愈发显得强烈，福泽对于“一身之独立”心怀忧虑。或许正因为如此，《福翁百话》（1897年）及《福翁自传》（1899年）等日清战争后的著作，其主题均涉及一身之独立。
1901年，福泽谕吉因脑中风复发去世，享年66岁。他的一生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折返点，前后各经历了33年动荡的岁月。
标题图片：1891年前后的福泽谕吉，该肖像为1984年日本银行发行的1万元纸币的原版图（庆应大学福泽研究中心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