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老年独居女性的困境——工作不稳定，住房没保障，老了怎么办？

年过半百，陷入人生低谷

和田静香长年从事音乐撰稿工作。疫情期间，年过半百的她陷入了人生中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从而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她说，其实上了40岁以后，谋生就已经开始变得艰难了。

“年轻时，我靠写作糊口。而40岁之后，工作量骤减，我不得不开始靠打工维持生计。我在便利店、面包店、超市、餐厅、饭团店等都打过工，大多都是餐饮业。”

打工的时薪永远是最低工资。例如，2008年，44岁的和田在便利店打工的时薪是850日元。干了三年后，她辞职了。但店里招人替她的时候，时薪就变成了900日元。“为什么我在的时候不给我涨工资？当时我特别生气。”

那时，她的年收入只有150万日元左右，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一直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我对自己充满了愤怒和悲伤。在这个社会，（女性）结婚生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是不想结婚，但至少当时应该去找一份正式工作啊！对此，我曾无比后悔。”

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和田被自己打工的地方解雇，失去了“兜底网”。55岁，她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直接向国会议员发问

新冠疫情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造成了直接冲击。大量非正式员工遭解雇或不予续约，其中女性的比例约是男性的1.8倍。

老了之后怎么办？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真的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吗？这样的想法让和田饱受折磨。就在那时，她偶然看了一部纪录片——《为什么你当不上首相？》（2020年上映）。该片向观众呈现了众议院议员小川淳也（现立宪民主党干事长）长达17年的政治生涯。和田被这位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的政治家深深打动，产生了直接向他表达自己忧心未来的想法。

“我想和小川先生一起，出版一本能帮我答疑解惑的政治类图书。”和田勇敢地将之付诸了行动。她的热情打动了对方，两人进行了多轮对谈。话题涉及低生育率、老龄化、贫富差距、税收、社会保障等，和田直率地问，小川耐心地答。有时，和田发现小川的回答无法让自己信服，便提出异议或深入追问。最后，和田把两人交流的过程整理成书，让读者身临其境。

住房问题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透过两人的对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中老年独居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例如，对于和田来说，住房问题关乎生死。尽管日本政府有支持自有住房的政策，比如对新建住宅实行税收优惠等，但福利政策层面的住房保障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这让和田深感震惊。

“上了40岁，我就付不起之前一直住的公寓的房租了。于是我开始去便利店打工。但两年后我还是不得不搬走。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寻找租金便宜的房子，不停地搬家。在房地产中介公司，我开始遭到无情的估价，‘自由职业？单身？这个年纪，（租房）难呐’。想到未来可能连房子都租不到了，我甚至萌生出‘干脆早点儿死了算了’的念头。我想中老年独居女性都面临类似的处境。”

女性非正式员工大多属于“就业冰河期世代”（指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毕业找工作的一代人。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就业市场进入寒冬——译注）。“男性的话，哪怕一开始是非正式员工，后来转正的也大有人在。但对于女性来说，一旦成为非正式员工，就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转正。”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由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和公司职员、公务员享有的厚生年金这两部分构成。对于自由职业者和非正式员工来说，即使连续40年如期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2024年度月缴16980日元），退休后每个月也只能领到约65000日元养老金。到那时，假设房租是7万日元，光这一项就已经入不敷出，走投无路了。”

“公营住宅（日本的一种保障性住房——译注）房租低廉，如果住得进去或许能勉强度日。尽管现在独居的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公营住宅却还都是面向家庭的。房源少，中签率低。东京都营住宅面向单身人士的房源须年满60岁才能申请，我现在连入住的资格都没有。中老年单身人士很难在房屋租赁市场上租到房子，希望政府能增加一些让我们可以安心住到终老的公营住宅。”

比“年收入门槛”更重要的问题

自2024年10月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之后，政策讨论的焦点一直是重新划定缴纳所得税和社保费的“年收入门槛”问题。在现行制度下，比如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的配偶（第三类被保险人），只要兼职或打工的年收入不超过130万日元就无需缴纳保费，一样能享受基础养老金。一旦年收入超过这个数字，就需要缴纳保费，进而导致到手收入减少，因此许多人选择控制工作量以避免收入过线。

“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所以相比20年、30年后的养老金，眼前到手的可支配收入更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请大家细想，第三类被保险人制度实际上将女性束缚在了低薪、辅助性的工作岗位上，它是性别角色分工的支持者。对于我们这些不靠丈夫扶养自己的女性来说，这个“门槛”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还导致女性群体分裂。因为从中获益的家庭主妇被其以外的女性视为‘占到了便宜’。”

“我认为，无论男女，所有劳动者都应当按其劳动所得缴纳相匹配的税金和养老保险费。而政府应当积极地探讨提高基础养老金的问题。在说什么‘年收入门槛’之前，花时间好好重整社会保障体系更有必要，政治家们却回避这个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日本社会需要更多女性政治家！

和田说，她直到50多岁才终于对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感到愤怒。“回想起来，我年轻时在无意识中接受了对女性的歧视，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助长过这种歧视。”

1985年，也就是《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颁布那一年，20岁的和田成为音乐评论家汤川Rei子的助理。汤川女士被奉为“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榜样”，媒体的采访邀约接连不断。

当时，和田却忿忿不平，认为汤川女士一边把家务和育儿交给家政人员和保姆，一边“扮演理想女性”。“我一度很生气，连家庭都照顾不好，还谈什么事业？如今我终于理解了汤川女士的压力，因为她无法指望丈夫分担一星半点。”

27岁时，和田成为自由撰稿人。起初，她梦想着能写一些关于自己喜欢的音乐类文章，认为那是一件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意识到了音乐行业对女性的歧视。

“像汤川女士，还有日本首位采访披头士的记者星加Rumi子，女性为欧美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振兴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功绩却未曾得到认可。女性撰稿人总是被贴上‘肤浅’的标签，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她还听说男女撰稿人的稿费有差别，年纪越大工作的机会就越少。

和田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女性只要活着就时不时被人‘踩上一脚’。‘踩’的人和‘被踩’的人看到的世界应当是不同的。”重整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2024年10月日本全国平均最低工资为1055日元），为中老年女性提供就业援助和住房保障。若想让这些能保障独居女性安心过晚年的政策落地，就需要更多女性政治家。而目前，日本国会中女性议员人数仅占19%，这与男女数量均等相去甚远。如何才能增加女性政治家的人数呢？

为此，和田采访了日本首个实现性别均等的议会——神奈川县大矶町议会。20多年来，大矶町议会一直坚持男女议员人数均等。在这里，她听到了各类女性的声音，学到了通过居民运动、消费者运动来建设更好社区的重要性。她把这些经验整理成文，于2023年出版了《50多岁才知道女性主义的我，为了安心地过好独居生活而思考身边的政治》（左右社）。

弥合女性群体的裂缝

目前，和田正在撰写关于中老年独居女性的系列采访报道，并在月刊专栏连载。

其中一名受访者因工作与护理母亲的双重压力而身心俱疲，最终患上抑郁症而退休；另一名受访者虽为专职人员，却是处境极不稳定的非正式公务员；还有一名是68岁的音乐撰稿人，靠上夜班等工作勉强度日。这些女性，无一不面临着严峻的现实，为了活着拼尽全力。　

“就我自己而言，依然看不到未来，每天都活在焦虑中。也许有一天还得再去打零工。我现在还是会经常拿起车站和便利店里放着的免费招聘杂志，查看招聘广告。”

要在男性主导的政界实现性别均等，道阻且长，不容乐观，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先让更多女性团结在一起。

“如果对我的文章产生了共鸣，那就团结起来吧——我写作的时候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正如第三类被保险人制度反映出来的那样，女性群体很容易被分裂。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发声，就无法消除各种歧视现象，也无法产生更多女性政治家。所以，我想先努力弥合裂缝。”

标题图片/正文图片：nippon.com日本网（2024年12月，于东京都某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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