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佛教

第九回:走下神坛,堕入凡尘的日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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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独尊神道,打造天皇政权宗教基础的明治政府,开始把佛教势力视为治理国家的好帮手。还允许僧侣吃肉婚娶,促使佛教走向世俗化。这样一来,丧失神圣性的日本佛教就离释迦牟尼宣说的原教旨佛教越来越远了。

削减佛教的权益

江户时代的日本佛教一直以积极配合武士政权的方式维持了平稳发展,但19世纪后半叶,在国家权力从武士阶层向天皇(贵族)转移的过渡期,佛教界的地位忽然变得岌岌可危。初掌权柄的新政府以天皇为中心,不仅用近代化方式对日本古老宗教神道进行改造,还试图将其宗教理念塑造成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柱。这是参考了欧洲各国在基督教世界的基础上构筑了近代帝国主义的做法。可如此一来,直到江户时代都与神道保持和谐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高于神道的佛教就成了绊脚石。明治政府需要制定政策,将佛教排挤出权力机构,独留神道一家。

于是,明治政府颁布了政令(神佛分离令),从法律层面对过去以神佛不分家的形式融入江户幕府政权机构中的佛教和神道进行了拆分,试图削弱佛教曾经拥有的权益。神佛分离令的目的绝不是激进地“让国民弃信佛教”,而只是想削弱佛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然而,整个江户时代都站在统治者一方作威作福的佛教界早就招致百姓的不满。法令颁布后,立即触发了一场民众主导的佛教排斥运动,席卷全国。史称“废佛毁释”。众多寺院遭到破坏,僧侣被驱逐,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佛教寺院全遭废弃的情况。

吞噬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国家神道

废佛毁释给日本佛教界造成了重大灾害,却也开始倒逼佛教界做出自我改革。在失去了掌权者巨大羽翼的庇护,几乎民心尽失的局面下,自己的教团该如何维系,该如何走下去?各宗派开始了认真地探索。

明治政府最初只打算独尊神道,作为天皇政权的宗教基础。然而,由寺院对出生、死亡、结婚、旅行、迁居等个人信息进行集中管理的“檀家制度”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于是政府最终重新肯定了佛教的统治能力,开始视其为治理国家的好帮手。神道“不是简单的一个宗教,而是日本这个国家存在的根据”,换言之,明治政府赋予神道“国家神道”的超然地位。而佛教则被定位为“获得国家承认,为国家效力的御用宗教”,获许继续存在。

这一方针对刚经历废佛毁释陷入绝境的佛教界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率先响应,随后日本佛教界纷纷主动与明治政府握手修好。他们创造出了新的佛教思想,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与佛教教义糅合,宣说推广天皇即佛陀的思想,开始专心开展活动,为明治政府背书。

这种明治政府和佛教界和谐共处的背后,是对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企图称霸全球的西欧诸国的恐惧和抗衡意识。明治政府和佛教界都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遣部队,两者必须携手防范基督教渗透,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这个防范基督教的政策在后来西欧诸国的施压下逐渐瓦解,最终日本也对基督教敞开了怀抱。然而讽刺的是,就连几经波折终于在日本扎下根的基督教教团也逐渐变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的附庸。明治政府人为推行国家神道,对国民进行的精神统治,逐步吞噬了日本的所有宗教组织,佛教和基督教无一幸免。

明治政府的精巧陷阱

让我们回到明治初期。1868年(明治元年)颁布神佛分离令5年后,重新肯定佛教价值,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帮手纳入麾下的明治政府,又颁布了一条震惊全国的公告——“佛教僧侣也可沾食荤腥,正式婚娶”。只要具备形式上的资格,就算是过着世俗生活,国家也照样承认其僧人身份。这一公告让日本佛教从东亚佛教世界直接脱轨而出。

释迦牟尼并不禁止僧侣吃信徒布施的肉,所以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佛教,即“上座部佛教”的僧人至今依然能吃肉。这是僧侣本来的模样。但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佛教圈,流行的一直是僧侣必须是素食主义者的观念。其支流日本佛教也在表面上禁止僧侣吃肉。现在这一公告却废除了戒食荤腥的限制,称“僧侣也可随意食肉,娶妻行房,享天伦之乐”。毋庸置疑,这是明治政府设下的一个精巧的陷阱。为的就是将一直宣扬圣职者权威的僧侣拉下神坛,打成俗人,以此剥夺佛教的神圣性,将一切权威都集中在天皇一人身上。

而日本佛教界果真欣然跳坑,开始积极地拥抱烟火红尘。其间虽然也有僧侣反对这一公告,希望保持佛门清净,然而大势所趋,日本佛教界比起恪守僧人的矜持,还是顺从了政府的意思,选择跳入红尘,过上了世俗的生活。

这里其实也体现了“日本佛教缺失律藏”这一特点的影响。如果日本佛教的僧侣一直坚守律藏度日,那么国家发出这种公告后,就必然会引发争论,讨论“国家的公告和佛陀制定的律藏规矩,到底该听谁的?”恐怕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律藏优先吧。接着大概会提交意见书,表示:“此次的政府公告与佛教2500年来恪守的法律‘律藏’有相悖之处,恕难遵从。还望收回成命。”

然而,实际却没有这样的动作,虽然有零星的反对声音,但日本佛教界还是遵从公告,舍弃了神圣性。这还是因为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律藏(确保僧侣神圣性的法律)的约束。明治政府敏锐地洞悉了日本佛教界身上的罩门,成功将他们驱逐出了政治中枢。

为战争摇旗呐喊的佛教界

丧失神圣性,选择世俗生活的佛教界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集团,作为护国团体,为支持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提供助力。之后当日本对外动武时,各宗派总是纷纷下场为战争摇旗呐喊。筹措军费,鼓励信徒参战,倡导战死是通往终极安乐之道等,积极展开了许多律藏决不允许的活动。

但到了1945年日本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阶段,日本佛教这些活动理念便顷刻间崩塌了。给予庇护的国家权力烟消云散,再加上早已自愿放弃了宗教的神圣性,在战后“将宗教赶出公共空间”的政治方针下,公共场所的活动也受到限制。此时的日本佛教不得不依仗江户时代留下的遗产“檀家制度”作为唯一的经济基础,再次另谋出路。

标题图片:明治初期废佛毁释时被砍掉头部的石佛群(photo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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