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东京福利房里的人们

一天，我遛着狗穿过附近的一片简易住宅区时，一位正在散步的老妇人迎面走来，对着我家狗宝左打量右打量，爱不释手地拍拍摸摸，最后深叹了一口气说道：“啊！这狗狗真漂亮，我们这个小区可配不上它。”她的话让我感到十分诧异，看她淡淡的彩妆、穿着得体、举止文雅，可话语中却流露出让人不自在的凄凉。在日本住了三十多年，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为自己居住的小区自卑。

这片以四层楼为主的简易楼，共35栋，住着上千户人家。楼房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如今已经老朽不堪，墙壁上黑斑点点，破旧管道暴露在墙外。没有电梯，每层的房顶也比较低，黑暗暗的。虽然楼与楼之间的花坛、楼群空地上的公园还是打扫维护得干净整洁，但大部分商店关张、幼儿园搬迁。如今的居民大多是老人，空房越来越多，小区正在逐步进行着大规模的翻新重建。

楼群

这里是由东京都管理运营的“都营住宅”，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福利房。类似的福利房根据管辖的地方政府级别不同，分别有市乡镇街区管理的“市营”、“町营”或“区营”等等，统称为“公营住宅”。东京都的都营住宅具体由东京都全额出资设立的特别法人“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运营管理。目前有大约1600个集中住宅区分散在东京各地，入住有大约26万户人家47万居民。每户的平均居住面积48.8平米，户型分为面向家庭型和单身型，特别照顾老年人、残障者和育儿家庭。想要入住公营住宅，需要事先申请，并有收入等限制。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再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是否可以入住。房租根据入住人的收入以及住宅所在地段和面积大小决定，平均每月房租大约23000日元（折合人民币1000出头），远远低于市场租价。

上面提到的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大量人口流入东京，为了给人们提供能够安心生活的住宅，1920年设立了“财团法人东京府住宅协会”，它就是今天的住宅供给公社的前身。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东京人口进一步增加，住宅不足成为社会问题，住宅供给公社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1950和1951年《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分别出台，1955年又推出了《日本住宅公团法》。住宅金融公库为买房的人提供按揭，公营住宅法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修建住宅，廉价出租或转租给低收入的人们，以实现民众健康的文化生活，为国民生活稳定和社会福利作贡献。

半个多世纪前的公营住宅大多是4、5层的简易楼，没有电梯。考虑到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翻新重建的居民楼里安装了电梯、扶手等人性化设备。而造价成本的提高，自然导致了租金的上涨。对于一直住在这里的低收入人群来说，搬入新楼好像并不是什么高兴的事。

破旧不堪的老楼

有一次，同样是在这个小区遛狗，遇到一个已经决定搬入新楼的老大爷，他指着垃圾站堆积着的家具对我说：“搬入新楼有什么好！电梯是有了，可和现在相同的房租的话，房间面积要小得多，只能把伴随自己大半辈子的家具都扔掉，在没有一点儿可以回忆的窄小空间里有什么好！”大爷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俗话说睹物生情见物思人，年轻人眼中的破烂儿，也许正是老人们的人生累积，件件都有故事，哪怕曾经是艰难困苦，过后也能嚼出些甜头。在老人回忆多于梦想的余生，把所有的物品统统扔掉，突然进入一个冰冷狭窄、没有情感的新空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残酷事情吧。

被扔掉的家具

我周围也有住在福利房里的朋友。一个女同事是单亲，她带着女儿住在福利房里。她家的老旧福利房拆除重建时，也面临多交房租或搬入更小面积住房的问题。为了给女儿一个自己的空间，她决定搬入较远的另一栋尚未列入重建计划的破旧老楼里，保留了小小的两居室。低廉的房租让她可以将省下的钱供孩子上私塾，成就学业。搬到新住处的时候，房子虽小，但她高兴地邀请我和其他朋友到她家里吃饭。我们围绕着小地桌席地而坐，从只能一个人站立的厨房空间搬上饭菜、饮料，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还有一位工作中认识的熟人，她是出生并居住在中国大连多年的日本人。去到她家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地向我介绍说，全家回到东京能马上有如此廉价的住房，而且房子距离车站很近很方便，解决了大问题。她的话让我意识到大部分公营住宅所处的地段真的不错。

新楼

再说我家附近的这个都营住宅，因2013年上映的由中田秀夫导演的恐怖片《黑百合住宅区》在这里取景而变得小有名气。不少摄制组在这里出没，以致小区里立了禁止随便摄影的牌子。小区里一年四季花红叶绿，樱花盛开时，不少人特地绕道过来赏樱。自轻自贱的那位老妇人的悲观，与其说是环境问题更不如说是她的心理原因。

带狗狗在小区散步

在一亿日本人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年代里，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与他人不相上下，人们没有太多的高低贵贱之分的意识，也很少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东西。记得我在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办公室休息间打扫卫生的大婶腕戴劳力士，经常流露出股票投资小有成就的得意神色，给我们这些身在市场的人分析行情。然而，随着长期的经济萧条，传统行业的没落，互联网新技术的发达，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贫困家庭越来越多了。

在日本，所谓的贫困家庭，也就是低收入家庭，一般指夫妇带孩子年收入在25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12500元）以下。NHK广播文化交流所国际比较调查小组成员于2019年11月实施的《社会性不平等调查》显示，与20年前相比，在社会构造方面认为自己是下流的人多于中流；在阶层意识上，认为自己是下层的人多于中层；同时，认为学历重要，有钱就可以实现梦想的人减少，而感到自然和环境非常重要、想要重视人与人的交流、认为努力就能有回报的人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出现这种意识转变的人很多，由此也可以看到整个日本社会的观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福利房里的低收入年轻人中，有些人是不得已，而有些人则是一种选择。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全力投入游戏开发，虽然现在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但他有自己的梦想。和他同样住在福利房的另一个小伙，收入低，却把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在自己爱好的跑车上。从福利住宅区开出豪车已不稀奇。恐怕年轻人的价值观多样化，也让老一代难以纵向找到同类，失去了长期以来安心依附的归属感，加剧感到孤独凄凉和惆怅。

福利房的外观在变，福利房里的居民也在变。或许不仅需要金钱上脱贫，更需要心理上脱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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