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日本“大米荒”的真相

大米短缺涨价，因何而起？

超市货架上的大米断货，价格也不断上涨。然而，日本农林水产省并不承认大米短缺。

官方解释如下：在供给端，去年夏季的酷暑影响了大米生产。在水稻抽穗期，持续的高温导致米粒胚乳内部出现横向裂纹“惊纹粒”，以及由于淀粉积累不足导致的发白、浑浊的“白粒”。这样的米在流通阶段会被筛选掉，因此造成精米出米率降低。在需求端，除了外国游客增长外，还有大米变得比面包更加便宜以及南海海槽地震风险引发民众囤积、抢购大米等原因。

但是，以上因素在大米整体供需量中的占比可谓微乎其微，即使加起来至多也不过5%。问题的本质在于，生产和消费的这些细微波动，会对大米的价格和供需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与粮食供求的特殊性有关。

人的食量是有限的，胃不是“无底洞”。如果产量增加，并试图让市场消化掉它们，那么就必须大幅降低价格，这就是所谓的“丰收悖论”。相反，歉收则会导致价格飙升。另一方面，假如需求增加，农业生产也无法迅速跟上。也就是说，即使6月市场对大米的需求增加，要增产也必须等到来年9月。因此，生产或消费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价格大幅波动。

农林水产省隐瞒的真相

对于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日本农协，通称JA）和农林水产省来说，供应减少、米价上涨是他们所希望的。反之，出于粮食供需的特性，他们唯恐哪怕是幅度很小的供应量增加而导致米价下跌，因而将供应量引导向一个较低水平。此次就是需求的微增和供应减少导致的米价大幅上涨。

此外，还有一个被隐藏的事实。去年的大米收成指数为101，高于正常年景。然而，收成指数指的是单位面积产量（即“单产”）的高低，因此即使收成指数达到100，但若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仍有可能低于前一年。

2018年日本政府宣布废除“减耕”政策（即通过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控制大米生产——译注），但这其实是安倍晋三政府的骗局。JA和农林水产省一直在以大米需求每年降低10万吨为由，持续推进减耕。去年的大米产量从前年的670万吨减少至661万吨。也就是说，在所谓的酷暑造成减产之前，去年的大米产量就已经因为减耕而减少了。

1993年日本也发生过“米荒”，许多人以为那次危机是冷夏造成的，但根本原因也是减耕政策。当时的潜在生产能力为1400万吨，但减耕使产能降至1000万吨。加之歉收，最终实际产量减少至783万吨。但是，如果当时年产1400万吨大米，然后出口400万吨，那么即使遭遇冷夏，也可以保障1000万吨的生产与消费量。现如今，减耕已使水田面积减少了4成，产量被控制在650万吨左右。如果停止减耕，将多出来的400万吨用于出口，那么如果遭遇供不应求的情况，只要稍微减少出口量，就可以防止日本国内发生“米荒”。实际上，欧盟也面临农产品过剩问题，但他们没有采取减耕，而是通过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欧盟，“米荒”就不会发生。

农林水产省为何不采取措施？

大米通常在9月秋收后存入仓库，逐步销售至次年收获季。今年8月后的一段时间里超市大米断货，是因为正处于陈新大米的交替时期。然而，尽管明明在一年前就知道去年大米产量遭受高温带来的损失，库存有100万吨大米的农林水产省却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这是为什么呢？

从前些年开始，JA和农林水产省就一直在指示引导农民进一步减耕。日本全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简称JA全农)与批发商的大米交易价格从2021年产大米每60公斤12804日元，上升到2022年产13844日元，2023年产大米则达到15306日元，两年里上涨了20%，这也是10年来的最高米价。此外，今年产大米的概算金（JA支付给农民的暂付款）比2023年产大米提高了2-4成。米价上涨对于JA和农林水产省来说，是一种“成果”。如果投放储备米，供应增加，米价就会下跌。

农林水产省称，今年生产的新米上市后，大米短缺问题即可得到解决。但是，今年产的米本应在今年10月到明年9月之间逐步消费。如果提前消耗，那么明年8月新陈交替之际将再次发生“米荒”。而且，今年也是酷暑，所以米价不会下降。

根本性对策：废除减耕，直接支付，恢复复种

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向国民提供价格亲民的医疗服务。而减耕则是一项异常的政策，它通过向农民提供高达3500亿日元的补助（由纳税人承担），来减少供应，从而推高米价（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抬高主食大米的价格，比消费税更具累退性。

自1961年以来，全球大米产量增长了2.5倍，而日本则反其道而行，给农民掏补助金，让他们减产足足四成，粮食自给率下降可谓情理之中。在二战前，推翻了农林省（现农林水产省——译注）减耕方案的是陆军省（二战前日本的一个行政官厅，主管陆军军政事务——译注）。事实上，减耕与安保是背道而驰的政策。

如果废除减耕政策，日本可以生产1700万吨大米。国内消费700万吨，出口1000万吨，这样即使国内供需发生变化，也只需要调整出口量，就能解决问题。

目前，日本与美国加州大米几乎已经不存在差价，有时日本米甚至更便宜。如果废除减耕政策，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推动出口的增长。如果产量超过国内消费量，多余部分用于出口，那么该作物的自给率将超过100%。大米的自给率可达到243%，粮食整体的自给率将超过60%。最有效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便是废除减耕，增产大米并推动出口。平时出口大米，一旦出现进口中断的危机，就将原本用于出口的大米转为国内消费。现在，日本为了储备米每年需要花费500亿日元，但是如果采取上述方案，平时的出口米实际上就能起到无偿的储备作用，无需增加财政负担。

然而，日本无法废除减耕政策，因为这是JA发展的基础。高米价留住了成本高昂的小型兼职农户。这些农户将超过其农业收入4倍以上的非农业收入（如工资收入）存入JA银行。此外，这些对农业失去兴趣的农户，将他们的农地转为宅地出售，并将获得的巨额收益也存入了JA银行，这使JA发展成为存款总额超过100万亿日元的巨型银行。通过减耕抬高米价，维系兼职农户，加之JA是日本唯一可以同时经营银行业和其他业务的法人，两者交织在一起，推动了JA的发展。

但是，承担了减耕补助成本的纳税人，支付着高昂粮价的消费者，因交易量减少而倒闭的中小型大米批发商，因小型兼职农户的存续而无法扩大规模的全职农户，在进口一旦中断的危机时刻失去粮食供应保障的国民——所有这些人都是现行农业政策的牺牲品。尤其是没有政治影响力的大米销售商，他们无力抗议农业政策，只能关门倒闭。日本国宪法第15条第2款规定“所有公务员都是为整体服务，而不是为一部分人服务”，农林水产省的行为显然是违反宪法的。

有观点指出，米价下跌会导致大米生产难以为继。然而，为了维持大米生产而减少产量（即“减耕”），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美国和欧盟早已改革保障农户收入的措施，由保护农产品价格，转为政府向农户直接支付补贴。即便米价下跌，只要向全职农户直接支付费用，那么不仅是全职农户，通过向其出租耕地获得租金收入的兼职农户也能从中获益。如果采取这种政策，财政负担仅1500亿日元便足以。

过去，农民在收完小麦后，6月开始插秧，但由于受到农户兼职化的影响，插秧时间提前到了日本黄金周连休期间（每年4月底至5月初——译注），复种随之消失。如果恢复到原来的插秧时间，10月收割水稻，那么既能避免高温带来的生产风险，也能增加小麦产量，进一步提高粮食自给率。

从国民的利益出发，政府应该废除减耕，实行直接支付，恢复复种。

标题图片：冈山县冈山市内一家超市中，大米货架上空空如也（山阳新闻/共同通信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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