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的男人们——探索日本“男色”文化与性的多样性

“男色”较为“高尚”

在大众认知中，日本社会对于LGBTQ的理解，算是较落后的国家。但单就男性之间的性爱来说，日本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宽容的社会。

男性之间的恋爱，包括性关系，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称作“男色”，是恋爱习性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位于深山禁止女宾的佛教寺院，或是武家社会这种以男性为主的组织，还有以男演员组成的歌舞伎——诸如此类纯由男人的自我完备集团中更是如此。在社会学的概念里，“同性友爱”的团体中，有一种显着的现象是，由于身边没有女性存在，男性受到环境影响，彼此会萌生情愫，然后满足对性的欲望。当友情与爱情融合，就会发展成性爱。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这种男性之间的关系，并不会被当成异常性取向而遭受打压，也不会有歧视的目光。

在江户时代，以“色恋”和“好色”来表述恋爱和情事，比如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1682年）和《好色一代女》（1686年）就广为人知，这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恋爱的尔虞我诈以及相关知识，在当时的日本称作“色道”。这个名词不只适用于异性恋，也包括男性之间的恋爱。

有句话叫“色道有二”，意思是恋爱有“女色”（男女恋情）和“男色”（男男恋情）两种。因此，江户时代的男情圣，必须精通“男色”和“女色”，可谓日本的唐璜。西鹤为了精确描写这两种色道，还留下一部强调“男色”细节的作品《男色大鑑》（1687年）。

后来争论“男色”、“女色”孰优孰劣，也成了文学的主题之一。就像大家会为各自的兴趣争论，想比较乌龙面和荞麦面，还有猫和狗，拥护者的意见都以风趣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像这种“男色”、“女色”优劣论，往往有人主张“男色”比较高尚、比较有艺术性，价值也较高。男性之间的恋爱不光不是性别倒错或变态，反而被评价为一种美。这样的想法，在江户以前的日本便已存在。

腻了就“随手一丢”

但是我们不能将这种历史事实作为根据，从而认为“日本从以前开始，就是对LGBTQ很宽容的社会”。因为“男色”和近代的“男同性恋”其实似是而非。首先，江户时代以前的“男色”，与其说是成人男性之间的恋爱，莫若说是成年男性和未成年——也就是大人与少年之间的恋爱才是主流。

在“男色”中，理想的对象是元服（成年）之前的少年，宛如女性的美少年更加理想。而且这样的关系，也只会在少年十五岁左右时，短暂维持几年。一旦成年男性觉得不新鲜了，作为“男色”对象的少年（娈童），就会被轻易抛弃。极端一点的，少年一旦元服，就会被杀死。少年们只是任由成年男性随意摆布的弱势存在。

再加上，和少年相恋的成年男性们，为了确保繁衍子嗣，通常都会和女性结婚。少年并不是共度一生的永久伴侣。在性关系方面，少年基本上也是被动的一方。性爱由成年男性主导，少年无论是社会地位上还是性关系上，都处于弱势。从这一点来看，“男色”与当今这种保持当事双方的主体性和平等性、追求如同异性恋夫妻一般的伴侣关系的现代“男同性恋”，有着明显的差异。

明治以后，变成性别“倒错”

尽管我们不能忘记上述那些负面事实，但单就不会把男性之间的性爱关系当成“倒错”或性异常、病态，甚至歧视他们为“变态”这点来看，江户以前的“男色”，在社会上确实较为自由。但明治以后，近代化的过程中，受到西方的性科学，以及视同性爱为一种罪过（例如会实际以法律制裁男同性恋）的价值观影响，日本也将同性恋视为“变态”、性别“倒错”，进而开始边缘化。

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之一的《假面的告白》（1949年），就是以当事人的第一人称，细致地描写了视同性恋为异常行为的近代日本。主角隐瞒了自己的性欲望和恋爱感情，就这么过活。

另一方面，明治以后的日本，在寄宿生活的男校中，也还留有“男色”文化。其反映在森鸥外（《性欲的生活》1909年）和福永武彦（《草之花》1954年）等文学作品中。

对LGBTQ的排斥

就像寄宿制男校，在只有男性存在的环境，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环境，都有男性之间的恋爱萌芽。这绝非是日本特有的现象。众所周知，在以男性为主的古希腊社会中，男同性恋和少年之间的爱都习以为常。近代西洋文学和电影当中，也有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撰写的以男校为舞台的小说《莫利斯》（Maurice/1971年），以寄宿制学校为舞台，诉说学长与少年之间的恋爱的法国电影《寄宿学校——悲伤天使》（日文片名，1970年日本上映/原名Les Amitiés particulière，中文片名《特殊的友情》），这些都与在日本男校孕育而生的男同性恋很相似。

另外，日本“男色”认为男同性恋比异性恋更具艺术性、更有美感。这样的概念，与取材于著名诗人阿蒂尔•兰波与保罗•魏尔伦之间性事的电影《全蚀狂爱》（1996年/Total Eclipse）不谋而合。

将艺术至上主义、耽美主义与男同性恋融合，也是日本“男色”的特征之一。但这样的现象，同样存在于西方社会。换言之，日本的“男色”绝非是远东岛国固有的特殊文化，而是超越时代、地域，存在于男性心中的一种普遍欲望。

只不过，在西方社会中，例如英国二十世纪中叶前，男性之间的性关系，会受到社会、法律的严厉制裁。如今在当事人努力抗议对男同性恋的社会不公之下，好不容易才消除或减轻了将同性恋当成异常性关系来弹压的境况。

另一方面，日本的“男色”正因为在江户时代以前大行其道，所以到了明治时期之后，压抑和偏见反而更加被强化。也因此造成像现代这样，比西方社会更能不容忍LGBTQ族群的扭曲现象。

BL漫画还拥有国外读者群

最近，演艺经纪公司杰尼斯的前社长，对少年们性虐待一事，已成了社会问题。年长男性雇主无视未成年孩童的主体意志，单方面要求发生关系。这点极为类似江户时代以前的“男色”。

以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权力等上下级关系为基础，单方面提出具强制性的关系——这是江户时代以前的“男色”的负面事实，也是近代人权意识无法容忍的做法。因此我们不该以“这是传统文化”、“对演艺圈贡献良多”为由，就容许他对少年的性侵害和人权侵害。

同时，就“并不排斥男性之间的性爱”这层意义来看，江户时代以前的“男色”文化，和现代LGBTQ的主张有相同之处。都具有“承认性欲多样性”这个要素也是事实，就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也能以正面的态度来回顾这段“男色”历史。

那么，在日本女性之间，一路维持人气到现代的昭和时期少年爱漫画，和尔后发展出的BL（Boy’s love）漫画，以及将男同性恋情侣化为主角的戏剧，都是继承“男色”文化的表现吗？抑或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耐人寻味的是，被誉为昭和少年爱漫画名作的萩尾望都《汤玛斯的心脏》（1974年），以及竹宫惠子《风与木之诗》（1976-1984年），这些作品中，有许多和日本“男色”文学的相似之处。在以寺院为舞台的稚儿物语（描写侍奉僧侣和寺院的稚儿的恋爱）当中，少年在长大成人之前就早逝是一种定律。例如汤玛斯年纪轻轻就选择死亡，《风与木之诗》的美少年吉尔贝尔也因为意外，年纪轻轻就死了。汤玛斯死后，学长犹里斯莫前往神学校，吉尔贝尔的恋人赛吉最后克服丧失感，以音乐家的身分获得成就。像这样结合宗教顿悟和艺术，加深了这些作品的“男色”色彩。

然而笔者分别询问两位作者后，她们却表示这是受到西洋文学和电影影响，无关日本“男色”文学。这些呈现在“少女漫画”领域的作品，是日本女性读者向往的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寄宿制学校。这样的舞台设定，能提升少年们心中那份爱的纯粹性。反过来说，对住宿制男校已经习以为常的国外读者来说，或许难以将这种昭和少年爱漫画理想化。

日本漫画现在在国外拥有极高的人气，大书店一定会有漫画区。笔者前往北欧时，在车站的售货亭也曾看到日本BL漫画陈列。平成以后的BL漫画，真实地画出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关系和内心纠葛，因此易为国外读者接受。

今日的BL漫画，继承了对男性性爱宽容的日本“男色”文化的正面要素，同时也具备符合现代的价值观，因此才能成为全球人气的内容，适用于西方社会这种LGBTQ人权运动的“先进国家”。

对日本“男色”文化的历史抽丝剥茧，并非是想告诉大众“以前比较好”。而是希望能谨记历史上的功过，同时将之作为探索如何认同多样性的潜在线索。

标题图片：井原西鹤《男色大鑑》（1687年）（国立国会图书馆）。左上的男人正在为美少年讲解男色的美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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