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一百周年：用语言架起中日交流桥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留学体验

《日汉辞典》的诞生

1959年在日本出版的《日汉辞典》。其中“编辑的话”中写道：“在编撰过程中，参考了金田一京助监修的《明解国语辞典》、新村出编的《广辞苑》、时枝诚记编的《例解国语辞典》等。”（笔者拍摄）

中国商务印书馆1959年发行的《日汉辞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日中辞典。截至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为止，该辞典仅在中国境内就售出了逾50万部，此外还在日本和香港地区发售。负责编撰《日汉辞典》的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大学拥有日本留学经验的日语教师团队，这是一群日语水平高超的中国人。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辞典选词时不可避免会出现政治偏向，但这些日语教师从日本订购《广辞苑》，并从日本的报纸上摘选例句，努力编撰出了一部根植于日本人日常用语习惯的辞典。

此次编撰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日语教师陈涛（1900-1989年）。陈涛生于奉天（沈阳市的旧称——译注），1920年留学日本，1926年归国。留学期间，他成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交流的桥梁。我们就从陈涛的日本留学体验和回国后的坎坷人生来回顾一下20世纪日本与中国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吧。

1920年代：在东京经历国共合作及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奉天的中学毕业后，陈涛考取公费留学生来到东京，在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1922年春，陈涛在听了中国国民党领袖廖仲恺的演讲之后，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是年秋，他加入国民党，但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国民党的态度都很冷淡。当中国国内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陈涛与中共党员留学生一起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负责与国内的联系。他还独自创办了“大东通信社”，向中国传递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消息。

就这样，1925年成了陈涛革命人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是年春，他统合日本国内的国民党支部，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同时，他还担任中华留日学生总会主席。一身肩负政治运动和留学生运动两方面的重任。对于当时的陈涛而言，多摩川河滩上的一次野餐成了他毕生难忘的经历。1925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朝鲜留学生以及陈涛等中国留学生相聚于多摩川河滩上，举办了一次高呼“打倒资产阶级”的野餐活动。这次活动给陈涛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因抗议上海的日本纱厂（日系纺织工厂）的日本资方镇压中国工人，发生了“五卅惨案”。该消息传来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立刻展开声援活动。陈涛起草的《五卅惨案，告日本人民书（日文）》是由宫崎龙介（孙文的支持者宫崎滔天之子）修改润色的，两人通过国民党而结为知交。受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思想影响的学生团体“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通过校友宫崎龙介向陈涛发出关于五卅惨案的演讲邀请。在东大的安田讲堂里，陈涛面对千名听众，呼吁反抗帝国主义。

此外，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朝鲜留学生这三者的缘分后来发展成了呼吁阻止日本军事介入北伐战争的“对华非干涉运动”。

在中国国内的国民党内部左右对立也影响到了国民党东京支部。持国民党左派立场的陈涛退出了东京支部，于1926年年初回国，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冬天，陈涛就职于广州的黄埔军校，负责政治教育。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共武装政变（“四一二”政变）。因此，陈涛只能离开学校，开始了在广州的地下生活。当时，与陈涛秘密会面的谭觉真在陈涛的建议下，逃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谭觉真是纪实文学作家谭璐美的父亲。

从广州经武汉逃至汉口的陈涛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参加东北地区（满洲）党的活动。陈涛在参加了1927年8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首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前往东北地区的间岛，以师范学校教师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但是，1929年年初，党组织遭到破坏，陈涛于千钧一发之际逃至大连。就这样与党组织断了联络的陈涛，开始独自在大连进行活动。

从大连到北京：作为傀儡政权的一名官员

身在大连的陈涛在日本人经营的中文报纸《泰东日报》（1908年创刊）谋得一职。副社长兼总编辑的饭河道雄离职后，陈涛作为继任的总编辑负责报纸的政治版面。他将《泰东日报》事实上改变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顺利地提升了报纸的发行量，解决了报社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问题。陈涛试图以《泰东日报》为据点，在大连建立党组织。1931年2月，他被大连的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花费了3年时间进行诉讼斗争。

1935年，饭河道雄获得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小学教材的印刷和发行权，开始经营东方印书馆。饭河出身于日本福岛县，1906年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作为外教来到当时的清朝。至1913年为止，饭河一直在河南省教理科、数学和美术。之后，他来到满洲，在面向中国人的中学“南满中学堂”“旅顺二中”执教，后来转职至《泰东日报》。凭借教学经验进入教材编撰行业的饭河，向老朋友陈涛寻求合作。为了方便在华北地区开展共产党活动，陈涛也利用了饭河提供的这个机会。在日本的傀儡政权统治之下，身为共产党员的陈涛负责教材编撰工作，这也成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一件“隐身衣”。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后，陈涛等人的教材编撰工作也被纳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指导管理之下。于是，陈涛来到了北平（现在的北京）。在北平，陈涛化名陈达民，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编审会副编纂一职，参加了下中弥三郎经营的新民印书馆的教材编撰工作。下中曾在日本内地经营平凡社。平凡社虽然在1930年代前期因发行《大百科事典》（全28卷）而大获成功，但之后的出版事业却惨遭失败，1935年濒临破产。

1910年代，下中弥三郎原本是个教书匠，拥有组织教职工运动的经验，当他关注到收入相对稳定的教材出版事业后，便创办了新民印书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改信国家社会主义的下中弥三郎，希望通过驱逐反日教材来根绝反日思想。而身为共产党员的陈涛，作为官员还从事着傀儡政权提倡的“新民主义”教育。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付出了诸多心力，譬如，提议在北京大学设立法学院等。

1942年，陈涛的共产党身份被告发。遭到国民党逮捕。之后直到1944年，他一直生活在北平监狱。他在狱中写就《日华辞典》的草稿。虽然这份草稿已失，但当时陈涛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编撰《日汉辞典》的准备工作。

在北京的日语教师生活

1944年10月，获释后的陈涛，重新开始在北平开展地下活动。日本战败后，他逃至解放区，1948年，参加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建国后，陈涛历任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的部长，后来担任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委员。然而，他的党内生活却是几经周折。1950年6月，陈涛虽恢复党籍，但是却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2)中，因为华北人民政府时代的活动问题而被剥夺了党籍。

1954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建校后，陈涛负责该校的日语教育。从1956年起，陈涛开始忘我地从事《日汉辞典》的编撰工作。1941年，他与张京先再婚。张京先的妈妈是日本人，她本人于1938年毕业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张京先也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日语，后来转职到北京大学，长期从事日语教育工作。

大致从《日汉辞典》刊行前后，围绕核开发技术问题，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进入1960年代，来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和教育学者回国后，日语替代了俄语，专攻日语的学生增加了。当时，日语教育是为了向日本人传授毛泽东思想。对于当时这种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做法，陈涛等人持批判态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日本留学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了红卫兵的严厉批判。陈涛曾说“红卫兵比日本的宪兵性质更恶劣”。73岁时，陈涛从被下放的河南省回到北京，1982年，恢复党籍。

1981年，时隔55年实现访日的陈涛最想见的就是下中弥三郎和高津正道。高津参加了1921年4月24日日本共产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事实上相当于日本共产党创立），在离开共产党之后也坚守着左派立场。战后，他作为日本社会党的众议员参加了中日、日苏建交国民会议。1930年代，高津曾经靠编撰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勉强糊口度日，与下中弥三郎交往颇深。此外，高津的长女就职于平凡社，大女婿从事中日贸易工作。

2021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都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日本共产党官方认为，其建党纪念日是1922年7月15日。然而，这只是德田球一1932年在狱中进行法庭抗争时创造的一个建党纪念“神话”而已。德田在战后担任日本共产党首任总书记。对于高津这些社会党左派人士而言，日本共产党是他们的思想原点。在中日共产党历经磨难的一百年里，不受两党官方见解束缚的各类人士相互影响，结下了难得的情谊。

标题图片：在位于东京汤岛的麟祥院，竖立着死于关东大地震（1923年）的中国留学生的纪念碑。明治时期1905年至1908年左右，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据说约有一万人。辛亥革命成功后，留日“热潮”渐衰，但1923年时仍有约2000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nippon.com日本网 编辑部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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