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富国”的七十年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只不过维持了20年时间，而二战以后虽然也有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诸多惨烈的战争，但这70年来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努力防止了整个世界再次卷入大战。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值得我们致以最大的敬意。在大局保持和平的这7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我们聚焦于经济，讨论一下战后日本的变化究竟是何种性质，同时思考将来的课题。

战败使经济“重回起点”

图中表示的是，19世纪末以来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与美英两国的比较。各国的数值，取的是根据1990年美元基准的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GDP自然对数值。70年前即战争结束的那一年（1945年），日本的人均GDP是1346美元。这个数值是同年美国的11%，与太平洋战争前夕（1940年）的日本相比，也只相当于当时的47%。

战前的日本，从19世纪末开始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推进了国家各个层面的现代化。其经济方面的成果就反映在人均GDP的增长上。如图所示，日本的人均GDP和最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差距在切实地逐步缩小。也就是说，在1870年不过是英国的23%和美国的30%的日本人均GDP，到太平洋战争前夕已分别达到两国的42%和41%了。

但是，战争打断了日本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经济的进程。如上图数值显示，战争结束之时，单从各年的人均GDP来看，太平洋战争使19世纪末以来的日本经济成就又回到了起点。

飞速的战后复兴和高速增长

不过，众所周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复兴和增长。日本的人均GDP在1956年超过了1940年的水平。战后复兴过程（1945～56年）中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1%，且复兴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图中显示，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重启了日本追赶发达国家经济的进程，而且速度比战前快多了。

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达到英国的95%，美国的69%。此后，日本经济仍然保持了相对快速的增长。在所谓的泡沫景气的最后一年1991年，日本的人均GDP达到了英国的120%，美国的85%。始于19世纪末的日本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可以说花了1个多世纪的时间大体完成了，期间虽有因战争造成的停顿。

战前和战后：增长性质不尽相同

像这样从历史视角来考察，二战后日本70年的经济历程，可以看作是始于19世纪末的追赶发达国家经济进程的最后完成过程。战后开始加速的日本经济增长，与战前阶段的增长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其基本的共性是，正如上述看法中已包含着的那样，由于日本是经济后进发展国家，因此才得以将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作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源泉。

此处所说的技术，既包括狭义的技术知识，也包括广义的与制度、组织相关的知识。后进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特征不同，这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其经典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中强调过的，如今这种观点已成为标准经济增长模式的一部分(*2)。上述的日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着日本经济所利用的科技水平和世界技术前沿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从而日本有可能通过引进前沿技术实现经济的急速增长。

这个基本条件在战前和战后都是共通的。战前以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历史，就是从欧美引进包括制度、组织在内的广义技术的历史。在与技术前沿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共同前提下，为什么这种追赶进程在战后又加速了呢？Hayashi and Prescott (2008)(*3)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使战后经济增长加速

他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尤其是劳动力）重新配置的加速，从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部门转向了相对较高的非农业生产部门。而劳动力转移加速的主要原因，是战后改革导致父权家长制这一家族制度的解体。也就是说，在战前，旧民法赋予家长的强大权限阻碍了农村家庭的长子走向城市。与之相对的是，战后的民法和日本国宪法取消了这些家长权限，这就促进了农村家庭长子的劳动力转移。

在解析长时期经济增长现象时，把焦点放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和有无相关障碍方面，是十分恰当的。Hayashi and Prescott (2008)对日本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资源的速度以及它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在资源重新配置壁障的具体内容上，他们的相关论点还是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因为，即使家长有强大的权限，但只要前提是农业和工业之间存在巨大收入差距，我们不难想象，家长是愿意选择让长子、有时甚至是家长本人走向城市的。

战争期间的制度改革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此，作为关于战后的资源重新配置和经济增长加速的替代性假说，我还想提出从战时到战后的制度变化的作用。就像笔者以前也一直强调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为战争动员资源的目的，日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改革(*4)。向军需产业重新配置劳动力是资源动员政策的焦点之一，根据政府制定的“劳务动员计划”，实施了把劳动力重点配置到军需产业的政策。

其手段是，将过去由市町村经营的职业介绍所一律改为国营，特别是针对刚毕业的青少年这些新生劳动力，导入了职业介绍所与各校合作广泛开展职业介绍的机制(*5)。而国营的职业介绍所与学校合作在新毕业生和用人企业之间牵线搭桥的这种对接机制，成为战后的劳动市场、特别是以“集体就业”为象征的新毕业生劳动市场的制度基础，支撑着市场的劳动力配置功能(*6)。

Hayashi and Prescott(2008)所关注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加速的主要因素，可以认为是有助于提高劳动市场对接功能的这种制度变化。换言之，战前劳动力市场对接功能的交易成本一直是生产部门间劳动力重新配置的障碍，但现在制度变化把这个门槛降低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资本方面，资本是不亚于劳动力的另一个主要生产要素。战争期间，政府在资金上也政策性地推动了资金向军需产业和国债重点配置。其结果，为了从广大国民手中筹集资金进行政策性配置，以银行储蓄和邮政储蓄为基础的间接金融不断扩大发展，代替了支撑战前经济发展的直接金融系统。这种间接金融系统通过吸收储蓄和配置资金，从金融层面支撑了日本战后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经济增长的源泉在1990年就枯竭了

战后的日本经济，从出发点来说，曾拥有技术方面与世界前沿的巨大差距以及生产效率相对低下的庞大农业部门这两个潜在性增长源泉。可以认为，战争期间发生的制度变化和这些潜在增长源泉相结合，使得日本经济实现了如图所示高速增长并赶上了发达国家。

反过来，如果这两个源泉枯竭了，那么至少像以前那种模式的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下去了。到1990年时，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已大体完成，第一个源泉枯竭了；在1955年占就业人口36%的农业就业人口也降至6.5%，第二个源泉也枯竭了。

设立资源配置向技术研发倾斜的制度

如果可以这样来理解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终结的话，那么对将来我们能据此推导出怎样的意义呢？那就是像大家经常指出的那样，已站立在世界技术前沿的日本经济，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扩展技术前沿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别无他法。

“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曾因其中的这么一句话而闻名。当时该白皮书对一直只是将战后复兴作为增长动力的日本经济敲响了警钟，促使全体国民痛下了决心。这个决心就是白皮书接着说的：“我们现在面临着不同的情况，通过战后恢复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今后的经济增长，必须通过现代化来支撑。”(*7)

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再度面临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这个同样课题，如今仍在与这个课题作艰苦斗争。为了攻克这个课题，我们必须要比以前更大力度地向技术研发（R&D）倾斜分配资源，为此就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因为，战前到战后的日本经济的过程，已经证明了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巨大影响。

标题图片：来自冲绳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集体就业”，乘坐琉球海运公司的“Himeyuri号”抵达东京。1969年3月6日，东京中央区晴海埠头（时事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