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大选结果，看政党政治的未来

2012年12月16日，经投票和开票程序后，自民与公明两党在第46届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共赢得325个议席，时隔3年4个月重新夺回政权。另一方面，民主党一败涂地，被逼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曾因大阪市长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登上国家政治舞台而受到关注的“第三极”势力也出现了多党混战的局面，并未刮起多么大的旋风。

本次大选中，曾在2009年大选时力压群雄的民主党惨遭失败，自公两党联合组建第二届安倍晋三内阁，实现了政权更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如59.32%这一战后以来最低的投票率所反映的那样，民众对选举并没有什么热情。此外，第三极政党力图实现的席卷自民、民主两党的“政界重组”也只能留待2013年7月的参议院议员选举之后了。而今后是否会出现真正的重组局面？答案也尚不明朗。

受到考问的是政党政治的“形态”

1989年冷战结束后，受到泡沫经济崩溃和外交混乱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政界迅速失去了政治稳定和活力。为了打破这一颓废局面，政界实施了以实现“可以政权更替的政治”与“以政党和政策为根本的选举”为目标的政治改革，1994年又将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引进到众议院选举。

众议院议员的规定总人数（议席）目前为480席（制度启用之初为500席），小选举区选出300席，比例区选出180席（最初为200席）。尽管这是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行的混合型选举制度，但由于小选举区的议席数占到了总数的8分之5，所以更接近于容易形成两大政党制的小选举区制。

本次大选是该选举制度实施以来的第6次选举。从除本次外的前5次选举结果来看，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的合计议席占有率（垄断率）达75%以上，尤其是上届选举（2009年）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89.1%，凸显了两大政党制的稳步发展。

然而，本次大选的垄断率下降到了73.1%，跌至第二大党的民主党在上届大选中获得了308个议席（选举结果公布前为230个议席），此次却锐减至57席，不到之前的5分之1。跃升为第三大党的“日本维新会”与之仅相差3席，我们已经难以再将民主党称作政权更替的候选两大政党之一了。总体而言，目前呈现出自民党“一党独大”、中小政党混战的局面，又回到了过去那种“一党优势政党制”的状态。

图1 选举制度改革后的大选结果（1996年—2012年）

此外，采用现行选举制度后，除了联合政权走向常态化外，多党混战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此次大选中，共有12个政党推举了候选人，创造了战后最高纪录，最终有10个政党获得了议席。上届选举有11个政党混战，有9个政党获得了议席。而选举制度改革以前，参加选战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只有6个左右。

本次大选中，“日本维新会”（54个议席）、“众人之党”（18个议席）和“日本未来党”（9个议席）等第三极政党尤为受人关注，但在许多小选举区内，它们彼此拆台，三个党派合计仅获得了81个议席，未能形成引发政界重组的起爆剂。选举结果是由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产生的，而现在的问题是，在采用该制度约20年后，各政党间获得议席数已经出现显著差距的背景下，应在该制度框架内如何推行政党政治体系。笔者立足于本次大选结果，就日本政党政治的问题点和今后的课题做了一番考察。

愈演愈烈的“多党混战”现象

可以说，以自民、社会两党为核心的“1955年体制”崩溃后，民意多样化和冷战后全球规模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引发了日本政界的多党化现象，而采用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相结合的“并立制”的做法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例代表制原本就容易引起小党泛滥。德国采用了比日本更倾向于比例代表制的“并用制”，为了避免小党泛滥，该国规定得票率“不足5%”的政党不可获得议席。意大利的选举制度则为得票最多的政党优先分配过半数议席，这种方式在事实上清除了小党。早在大约100年前，比利时就首先采用了比例代表制，2010年大选后，12个政党混战的局面导致关于筹建联合政权的谈判举步维艰，甚至在长约1年的时间里都未能建立正式的政权。

反观日本，由于并未采取任何清除小党的措施，本次大选中出现了12个政党混战的战后最高纪录。临近选举前，第三极政党纷纷登场，导致政党数曾一度膨胀到了14个。

在因反对提高消费税而率众退出民主党的小泽一郎等人于2012年7月11日组建“国民生活第一党”后，当年大选中出现的多党化趋势进一步加剧。9月18日，以大阪市长桥下彻领导的“大阪维新会”为母体，“日本维新会”揭竿而起。11月13日，“奋起日本党”变身为“太阳党”，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出任党首，4天后又并入“日本维新会”，“太阳党”解散。

此外，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减税日本党”党首）与前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等人于11月22日组建“减税日本・反TPP・实现去核电” 党。还有，提出“核电毕业”口号的“日本未来党”于11月28日成立，滋贺县知事嘉田由纪子担任党首，“国民生活第一党”与“减税日本・反TPP・实现去核电党”也在当日并入了该党。

大量的“死票”与稀松平常的聚散离合

多党混战的一个问题是会产生大量的“死票”。本次小选举区的总得票数中，53%成为了不产生议席的“死票”。这意味着小选举区半数以上的选民投票没有产生作用，结果将进一步加剧少数派意见在本应反映多样需求的选举中被无视的倾向。

具体来看，自民党在小选举区推举了289人，最后有237人当选，所以“死票”率为12.9%。于此相对，遭遇惨败的民主党的“死票”率则高达82.5%，“日本未来党”推举了111人，却仅有两人当选，因此“死票”率更是高达94.3%。

第二个问题在于，如果不在选举方面联手，中小政党就难以生存。即使生存下来了，中小政党的聚散离合也在所难免，很有可能引发政党交付金分配纠纷等政治混乱。最终，在采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后生存下来的只有公明党（31个议席）和共产党（8个议席），前者确立了与自民党联手参选的方针，并坚持以比例区为主的选举活动，后者则完全依赖于比例区。

相反，在选举制度改革中成为牺牲品的是社民党（原社会党），该党在本次大选中获得的议席数已跌至两个，并决定拆除自1964年一直使用至今、位于东京永田町的总部，搬到别处。在土井多贺子担任社会党主席的时代，该党曾拥有约200名议员。或许可以说，2012年大选的特点之一便是趋于中小政党化的中庸左派势力明显遭遇了毁灭性的败北。

第三是多党化趋势在结果上增加了小选举区特有的“钟摆现象”。本次，民主、自民和第三极政党在204个小选举区展开了竞争，自民党独占鳌头，共获得168个议席。民主党和第三极政党分别只获得了20和16个议席。结果，自民党在小选举区的总得票率虽然只有43%，却获得了237个议席，议席占有率达到79%，创造了采用该制度以来的最高纪录。

第三极政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在本次大选中，大阪市长桥下彻和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维新会”获得54个议席，一跃成为了众议院的第三大党。由于超过了单独提交内阁不信任案和预算相关法案所需的51个议席，因此在今后的国会审议中，可能会与民主党展开竞争，并掌握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票。然而，第三极政党整体上并未达到100个议席，未能成为广泛民意的“载体”。

“日本维新会”之所以发展乏力，一个客观原因在于内阁解散与大选被提前，未能充分做好选举活动的准备，另外也存在战术性的失误。一是为了与石原联手而仓促与“太阳党”合并，政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方面留有问题。在政策方面，围绕脱离核电与提高消费税问题，桥下派和石原派之间的分歧不断公开化。在大选后提名首相的过程中，桥下着眼于未来和自民党的合作，第一时间表明将投票给“安倍首相”，而石原派则表示反对，最终党内达成一致，决定投票给石原。然而，这场纷争为其作为政党的可持续性打上了一个问号，让人嗅到了该党未来走向分裂的可能性。

另一个失误在于放弃了推举最受选民支持的桥下彻本人作为候选人。尽管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难以兼任市长与国会议员两职，但作为一个力图夺取政权的党派领袖，竟然放弃了成为首相的起码条件——竞选众议院议员，这就辜负了支持者的期待。如果他选择了参与竞选，第三极政党就会乘上“顺风”，该党的议席数也很有可能更多一些。

至于“日本维新会”今后的动向，大致将着眼于今年7月举行的参院选举，加快与民主党争夺第二大党的交椅。因此，与在政策方面融合性较高的“众人之党”展开合作及联手竞选就具有关键意义。人们将关注两党是否会发展到考虑合并的协商阶段。

另一方面，“日本维新会”是否会崭露头角，取代公明党成为自民党的联手对象？这将是参议院选举后的关注点。如果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众参两院之间的扭曲状态能够得以消除，那么安倍首相就有可能在修改宪法、安保政策和教育改革等问题上谋求推进“鹰派”政策。有观点认为，届时，对修改宪法持消极态度的公明党会与自民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日本维新会”则可能会努力促成以联手为前提的谈判。尽管目前还无法断言，但观察一下过去只是第三大党的旧民主党趁着当时的第二大党——新进党在1996年发生分裂之机，一举跃升为第二大党的经过就会明白，尽管“日本维新会”目前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但下一个对手就会是公明党。

小泽时代”的终结

在大选前夕仓促成立的“日本未来党”实际上是小泽一郎“国民生活第一党”的替身政党。本来计划凭借脱离核电、拥护国民生活、反对提高消费税等口号来赢得更多支持，最终却遭遇惨败，议席数从选前的61个锐减到了9个。

由于“小泽实际控制”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党”被其他政党批评为“选举互助会”，大选之后，嘉田党首与小泽派之间在政党运作问题上的矛盾浮出了水面。在双方对立的状态下，龟井静香退出该党，加入了“绿之风党”。之后，“未来党”出现分裂，小泽派的15名众参两院议员组建了“生活党”。

在这场分党闹剧中，本应由“未来党”接收的政党交付金的归属问题曾引起热议，最终，“生活党”拿走了2013年交付金（估算约8亿6500万日元）的大半。尽管嘉田与离开社民党并参与了策划工作的阿部知子议员在遭到小泽派逼宫后成立了新的“未来党”，但由于不符合政党助成法的条件，因此无法成为交付金的提供对象，进而饱尝了沦为迷你政党的悲哀。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经历了多次被称为“大洗牌”的政界重组，作为核心力量推进了政治改革的人物正是1993年退出自民党的小泽一郎。90年代前期，围绕海湾战争和朝鲜导弹试验等问题，冷战以来的日本外交及安保战略与冷战后国际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偏差骤然浮出水面，于是，小泽提出“普通国家”论，为了重新构建旨在取代自民党长期以来一党优势体制的领导力，他一手主导了促成“政权更替”的小选举区制。

可是，本次的选举结果表明，曾是政界重组幕后推手的小泽一郎的影响力已经下降，让人感觉“小泽时代”已经终结。说得讽刺一点，小泽时代的终结本身就可谓是通过选举制度改革而得以实现的政界重组的证据。不过，即使小泽时代走到了终点，日本的政治改革却仍在行进途中。

（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