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制度

现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采用的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编制、初等、中等教育课堂又是如何使用的呢？下面，我将为大家简要阐释一下这些问题。近年来，尽管各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已经充分了解了日本教科书制度特点，但在其他历史学家和公众之中，似乎还存在不少误解。

教科书问题的政治及社会背景

在解释制度问题之前，或许应该简单地介绍一下其政治及社会背景。目前，历史教科书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国际关系与内政错综纠缠的、非常敏感的政治争论点。尽管它是否会形成政治争论点，常受政府和民间运动动向的左右和影响，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看来它依然易于成为各国之间的对立的火种。这是因为，人们将历史教科书基本上看作是一部“国民史”，其内容代表了该国民众对本国和外国历史的普遍认识。为了培养下一代“国民”， 各国的成年人们想让后代对自身和他人树立怎样的历史认识，这可以从历史教科书中得到解答。

东亚地区最早出现这种问题大概是在100年前，而现在的问题的直接渊源在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战败及各国摆脱殖民地状态约35年后，各个邻国开始了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他们指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对韩国和朝鲜的殖民地统治，以及日本在日中战争中的责任问题上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表述，要求进行修订。

然而，在当前的东亚地区，有关历史认识的争论范围扩大，超越了追究日本责任的范畴。其他各国之间，比如进入本世纪以来，韩国和中国也在古代高句丽及渤海的历史归属权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它已经超越了日本对近代历史应承担的责任这种具体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存在着“国民史”的相互对立。

历史教科书问题就包含了这种深层的问题。不过，在本文中，就思考这一问题所必需的基础性、制度性事实，笔者只集中针对日本进行讲解介绍。

初等和中等学校的历史教育

日本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设有小学（6年）、初中（3年）和高中（3年），其中，小学和初中实行义务制教育。学校的历史教育从小学的最后一年，即六年级开始起步。接着，在初中阶段的“社会科”中，作为“历史领域”课程，与“地理领域”、“公民领域”并行，同属必修课。小学阶段，主要是介绍日本的历史人物，到了初中，教学开始立足于世界史的大背景，但仍以日本史为中心。与此相对，到了高中阶段（尽管属于非义务教育，但入学率高达97%，几乎全体国民都上过高中），历史课被分成了“世界史”和“日本史”两个科目，而且，“世界史”是必修课，但“日本史”只不过是一个选修科目。小学和初中将历史教育的重心放在本国历史上，而高中则重视外国史的教育。

教科书制度的框架

就日本学校教育中教科书制度的特点而言，首先是规定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在课堂上都有使用教科书的义务。(*1)虽然教师们也会辅助性地使用自编或市面上销售的教材，但课堂教学原则上是以教科书的顺序和内容进行的。针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尽管有观点认为它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教科书相比，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内容较少(*2))，但它受文部科学省在“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结构框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日本史与作为外国史的世界史之间的彼此分离，以及日本史从古至今的连贯性，这样的思维框架已通过学校教育而被牢牢嵌入了日本成年人的心中。

第2个特点是，教科书由多个民间出版社编写制作，文部科学省对其予以审定，审定合格的教科书获得可在学校使用的资格。这种做法与战前的日本与以往各邻国不同，对教科书采用的是审定制，而不是国定制（国家统一编写发行教科书制度——译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部科学省通过“学习指导要领”和审定工作来追求统一性与出版社及撰稿人通过独家努力来追求多样性之间的争执较量。

第3个特点是，在实际选择（采用）使用何种教科书上，呈现多样化，不由文部科学省统一决定。高中、私立小学和私立初中由各学校自行选择，都道府县立以及市町村立小学、初中则由各个地方自治体的教育委员会负责选定。不过，针对公立小学和公立初中，制定了这样一种制度：按照大致的人口规模将全国分为了582个（截至2011年）“选定片区”，每个片区采用一种教科书。(*3)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教科书制度的特点在于，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多种教科书来自民间机构，而在其选择过程中，资格审查工作采取中央集权方式完成，具体选择则由地方分别实施。

在教科书进入日本的学校课堂之前，要经过民间企业的编写制作、文科省的审定、学校及自治体的选定这三个阶段，以下将依次进行说明。

民间出版社及撰稿人编制教科书

文部科学省的审定

文部科学省将对这些提出申请的样书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合格。其手续、标准等，在“教科用图书检定规则”和“学习指导要领”中作了规定和发表。据此可知，负责审核教科书的，是文部科学省内部成立的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文部科学大臣将根据审议会的报告作出该教科书是否合格的决定。作为日本政府部门的惯例，大臣很少会否定审议会的意见；而且，审议会是根据作为文部科学省工作人员的教科书调查官和该省任命的调查员（从大学到小学的各级学校教师组成。全国共数百人）实施的调查进行审议的。实际上，教科书调查官会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其意见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审议会的结论在申请之年的11月左右公布。如果合格的话，将会立即宣布，但大多数情况下，审议会是不会让它们轻易通过的，而是采取保留，提出修改的要求。尽管也有审定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建立了相关制度，会提前向出版社通告理由，如果申请者提出异议，将给予其要求复议的机会。

如果保留决定，审议会将向各个出版社、撰稿人下发“审定意见书”，其中列出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并由教科书调查官做出口头说明。各个出版社可以对这份审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对审定意见展开内部讨论，然后提交“修改表”。从逻辑上来说，审定意见与撰稿人的意见之间完全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对立，但审定意见主要指出的是申请样书中对客观事实的错误认识、记载错误、行文模棱含糊及晦涩难解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出版社方面很少会提出异议。审定审议会在对出版社提交的修改表进行审议后，最后以大臣的名义通知其教科书是否合格。

另一方面，“义务教育诸学校教科用图书检定基准”是判断教科书合格与否的根据，目前其内容为以下几点。各科目均需注意的要素是，（1）范围及程度。指教科书内容要安排得当，符合教学指导大纲的要求。（2）选择与处理，组织与分量。其中包括下述事项：（a）参照指导大纲，避免内容有欠妥当或无视青少年儿童发育阶段的情况出现，（b）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不偏不倚，（c）不偏向于特定事项、现象和领域，保持整体上的平衡，（d）深思熟虑，消除片面性的认识，（e）合理安排整体的分量、内容的分配与相互间的联系。关于最后一条规定，一般认为是有免费发放等原因在内，所以必须按照教科书的定价（截至2011年，初中历史教科书为694日元。价格不到市面销售的同等分量书籍的一半）严格限制分量。（3）准确性及记载、表述。如上所述，实际上这一条是在审查过程中最频繁地被指出存在问题的部分。另外，关于社会课（地图除外）的审定标准，有以下几个项目。作为小学与初中通用的标准，（1）不存在“对未确定的时事性现象做出断定性的记述”的成分，（2）“在对待与亚洲各邻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事件时，从国际认识和国际协调的角度出发予以了必要的考虑”，（3）“引用著作、史料等资料时，选用了已有定论或可信度高的资料，保持了公正性。同时，引用法律条文时，尊重了原始文献的表述”，（4）“日本的历史纪年，针对重要的时间一并书写了年号和公历”。这一审定标准，要求教科书在整体上尽可能地采用客观且兼顾各方平衡的表述。在针对社会科课程内容上的要求方面，除了（2）的所谓邻国条目和（4）的纪年条目之外，可以认为几乎所有内容都参照了指导大纲的要求。如此慎重的规定，再加上针对文字分量的限制，一方面确实导致了日本教科书的枯燥无味，但另一方面，从审核过程的公正性来看，它却是考虑得相当周全。即使是在审定的实施与标准的运用方面，恐怕也是值得肯定的。2010年，申请接受审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共8种，其中7种被认定为合格。收到合格通知后，教科书出版社将制作、提交样书，并在次年接受由地方的选定片区实施的审查和采用决定。

地方采用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选择决定阶段。只有通过了这一关，审定合格的教科书才能进入学校课堂，送到学生手中。高中、私立（大约占学生总人数的6%强）及国立（大约占学生总人数的1%）的小学和初中，可以从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中自主进行选择，而都道府县立及市町村立初中则以“采用片区”为单位来进行选定。根据“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运营相关法律”的规定，地方自治体建立的公立学校的教育方针由都道府县级别和市町村级别的教育委员会（各级议会从居民中选任）做出决定，教科书的采用片区设于上述两个级别之间，大体上将3个市或郡划为一个片区。截至2011年，全国共有582个片区，每个片区选择一种通用教科书使用。(*4)具体的采用流程如下。

首先，各个都道府县会设立由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委员、学者构成的教科用图书选定审议会，针对数学、世界史等学科分别委托数名教师开展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制作评选资料，面向拥有选定权的所有人员提供指导和建议。如果是都道府县的直属学校（保健学校、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等），这些指导和建议将直接反映到最终的选定当中。另一方面，大多数初中所属的采用片区，则分别设立采用片区协议会，这个组织也会安排由教师等人员担任的调查员展开联合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参考进行选定工作。这将成为最终决定。

与文部科学省的审定过程相比，上述教科书选用过程形成了一种能够更多地反映学生家长等多方意见的制度。尽管小学和初中教师、学者也是参与选择的成员，其意见也会受到重视，但并不仅限于此。本世纪初诞生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主张实施国家主义历史教育时，之所以将运动的焦点放在这个地方教科书选定过程上，并面向学生家长、各个教育委员会，甚至市町村议会开展工作，力图排除一线教师和学者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5)

结语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在文部科学省审定阶段重视的是手续上的透明性，在地方选定采用阶段重视的是居民意愿的反映。总之，它规定了透明而具有分散性的决定程序，由此成为符合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宪法的一项教育制度。

不过，这种制度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的直接产物。(*6)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文部省（当时）实施的教科书审定工作，以家永三郎教授为代表的教科书撰稿人与出版工作者，以及初中、高中教师们展开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他们坚持认为文部省的审定属于宪法禁止的审查行为，曾先后三次向法院提出诉讼。起初，他们大体上都以败诉告终，但在上世纪90年代却获得了实质上的胜诉。法院虽然认为文部省的审定本身符合宪法，但判决文部省提出的各项修改要求是恣意且非法的，此后，文部科学省便遵照这一判决，开始自我控制审定过程中提出修改要求的行为。

上述情况的背后存在着两个变化。第一，是日本社会开始将自由民主主义视为不言而喻的价值。战后，尽管文部省内也有一些信奉大日本帝国时代的价值观、意欲抵制民主化的人物存在，但这些人上了年纪后相继退休，而接受了战后民主教育的人们逐渐成为了领导。在法官队伍中，新老更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另一点，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各邻国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批判。当时的各届内阁力求在成为经济大国后进一步跃升为政治大国，因此极其重视与各邻国之间的协调合作，出于对邻国要求的考虑，修改了“教科书检定基准”，加入了之前提到的邻国条目。

实现教科书审定的透明化、控制恣意干预行为的做法，从结果来看，起到了抑制采纳各邻国要求的作用。最初，韩国和中国估计日本政府可以像采取国定制的本国政府一样，对教科书的内容会出面干预。它们认为，如果向日本的外务省施加压力，外务省再将压力转加到文部省身上，或许就能借助审定制度迫使教科书出版社和撰稿人采用它们国家的历史解释。然而，这与当时日本政府的自由化意愿相悖，而且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一旦认可了通过审定对教科书进行大幅干预，那就不如说是赋予了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团体一种强制力量，令他们可以将过去保持了相对自由开放的历史教科书内容转变为国家主义性质，这有可能带来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运动、2011年围绕教科书的激烈争论以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都真切地反映了这种暗藏的危险性的存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的教科书审定过程中全新的自由主义式的运用法，最终顶住了这种剧烈的政治动荡，证明了自身的坚定性。在如今的日本，恐怕那些企图大幅度改变这种制度和常规的运动，不会有得势的可能吧。

不过，现在针对历史教育的内容，来自学术界和教育界要求反省的呼声却日益高涨。反省的问题包括：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割裂日本史与外国史的做法是否妥当？历史教育只要求学生记住枯燥无味的知识是否妥当？等等。10年一次的“学习指导要领”修订期总归会来临，人们期待着这种意见届时能够得到反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