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动向与日本的海洋战略

近年来，受欧美国家财政危机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崛起显得更加引人注目。笔者是在前往欧洲发表演讲期间撰写的本文，在欧洲，每当谈到有关中国的话题，也能感觉到听众表情的变化。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谈中，西班牙政府相关人士就对华军售问题表达了肯定性的见解，令人震惊。对于面临财政危机的西班牙而言，购买本国国债的中国显然是友好国家。

中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展示着自己的重要价值，同时还在亚洲地区稳步扩大着影响力。而为达到上述目的采取的手段之一，便是增强以海空军为核心的军事力量，实现其现代化和运用方法的多样化。简而言之，中国正谋求通过增强海、空军实力，形成所谓的“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 capabilities）”，其目的在于排除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地区的影响力，由此在地区内建立有利于本国的秩序。

在此背景下，对于日本等亚洲各国而言，“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秩序变化”已成为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的最大焦点。本文将立足于上述观点，针对中国在海洋方面的动向、日本准备对此采取的措施，以及今后的课题等展开讨论。

1　中国的动向

当前，中国正在逐步强化提高反介入能力，其目的从短期来看是为了阻止美国介入台湾问题，而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则可认为是旨在遏制美国、日本等国插手干预包括领土和资源归属在内的地区秩序问题。那么，作为其手段，中国正在加强或开发各种水上舰艇、潜艇、战斗机、轰炸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反舰弹道导弹（ASBM）等军事力量。其中，中程弹道导弹及远程巡航导弹可对部署在前方的美军及驻日美军基地造成威胁，而配备了大量反舰导弹的现代级驱逐舰、具有极其优异的低噪安静性的基洛级潜艇等，可以阻碍以美国航母为首的机动打击部队在中国周边海域及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另一方面，ASBM在技术上实现难度较大，恐怕无法对美国海军构成现实威胁。然而，即便不能实际命中目标，只要中方装配了ASBM，美军就不得不采取高成本的对抗措施，同时，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也必会在中国近海部署航母等问题上踟蹰不前。此外，就算不装配ASBM，中国也有充分的可能将歼-20隐形战机用于反介入领域。

另外，中国的反介入战略在许多方面都与前苏联在冷战时期采用的“海上控制”和“海上阻绝”战略具有共同之处。当时，苏联将鄂霍次克海列为禁区，在其周围设置了“海上控制”和“海上阻绝”线，企图阻止他国对鄂霍次克海的介入。现在，中国在本国周边设置了“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两条防线，意欲将南海、东海和黄海变为禁区。中国大量引进俄罗斯在冷战时期开发和生产的装备并非偶然。

2　日本的应对

那么，日本将如何应对中国的这些举动呢？这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日本单独采取的措施，第二是与美国合作采取的措施，第三是与地区内各国合作采取的措施。

（1）日本单独采取的措施

首先， 2010年修订的防卫政策基础性文件——“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为新大纲），对上面提到的第一个方面，即日本单独采取的措施的基本内容做出了表述。新大纲以灵活且“无缝（不间断）”地应对从和平时期到战争时期发生的各种情况为目的，提出了“机动防卫力”的思想。所谓机动防卫力，即通过强化警戒监视活动，提高和平时期信息收集能力和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同时，通过强化演习和训练，提升和平时期的存在感以及发生危机和冲突时所必需的紧急应对体制。

今后，日中关系的核心课题并非“短兵相接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冲突”，而将是“反复出现小打小闹的常态化竞争”，前面提到的构想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2010年，中国海军的舰载直升机曾实施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附近飞行的威吓行动，还发生了中国船只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中国坚称属于本国EEZ区域）内追踪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要求其停止调查等事件，类似这样的牵制行动，正是今后将会出现在日中之间的典型事态。如果中国今后继续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即使出现更加严重的危机也不足为奇。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正如同样发生在2010年的尖阁诸岛（中方名称钓鱼岛——译注）中国渔船冲撞事件那样，两国政府不一定能够掌控的民间人士的行动也有可能引发危机，这进一步导致了事态的复杂化。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苏之间曾多次发生危机，这是因为当时冷战才刚刚开始，两者之间尚未确立“游戏规则”。而现在，中国与周边各国之间也未确立“游戏规则”。双方一面互相采取牵制行动，一面总算开始了 “游戏规则”的制定工作。在这种时期，必定会出现事端。2001年的海南岛EP-3中美撞机事件、2010年的中国直升机威吓飞行和尖阁诸岛渔船冲撞事件，不过只是今后可能爆发危机的预兆。置身于这样的时代，危机管理显得十分重要，针对各种事态，需要相关各国采取迅速而明智的对策。

（2）与美国合作采取的措施

接下来谈一谈与美国合作采取的措施，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目前作为新型作战概念广受关注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这是美国为对抗中国的反介入战略而正在着手开发的作战概念，主要内容在于提升远程攻击能力和强化海空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而在实施“空海一体战”战略过程中，由于自卫队在驻日美军基地的防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上作为中国防线的第一岛链是沿日本西南列岛划定的，并且自卫队具有强大的反潜战（ASW）能力，因此日本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冷战时期，日美曾依靠所谓的“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对抗苏联的海上阻绝战略，当时日本在ASW、防空战、水雷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认为，今后在应对中国的反介入战略方面，日美共同实施的“空海一体战”将发挥重要作用。

（3）与地区内各国合作采取的措施

最后一点是与地区内各国合作采取的措施，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日美的经济情况，就会发现仅凭日美之力难以应对中国的崛起。截至2010年的最近10年间，日本的国防开支减少了1.7%，而中国的国防开支增加了189%。鉴于这种现实，日美两国计划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靠这一行动是不可能赶上中国的。

因此，日美两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地区内友好国家的合作来应对中国的崛起。2010年的新大纲之所以提出要与韩国、澳大利亚、ASEAN各成员国和印度等国家加强防卫合作的方针，正是出于上述原因。

中国舰艇在日本近海等区域的活动情况

3　今后的课题

书至文末，笔者想提几点日本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首先第一点，日本今后应积极参与发展“空海一体战”。就现阶段而言，“空海一体战”尚未形成细节完善的作战概念，且各国所扮演的角色也尚未明确。因而，未来还有许多改进的余地。比如，针对“空海一体战”，人们一直在争论它是否应像冷战时期的“空地一体战”一样重视纵深攻击，而只要美中之间不爆发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战争，美国就不可能对中国发起真正的纵深攻击。如此一来，是否还有必要投入庞大的资源去提升远程攻击能力，为不太可能发生的美中战争做准备呢？当然，拥有这种能力，也有出于迫使中国增加和平时期防卫成本的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ies）考虑，但即便如此，由此造成的财政负担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1)。如果未来与中国的竞争形态将是“反复出现小打小闹的常态化竞争”，那么更为合理的，或许是应把资源集中至中国大陆以外的海空领域内的竞争之中。

同时，有关“空海一体战”的报告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将在对立角逐逐步升级的各个阶段，通过展示自己处于优势的能力，提高对于危机的维稳能力”，而能否长期维持这种穷奢极侈的能力，却还存在着疑问(*2)。在这种情况下所应有的作战概念，不能被军事作战角度的合理性所左右，而应根据与中国之间发生的冲突和危机将是何种形态，以及我们将如何去解决等政治判断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提出的“机动防卫力”构想，着眼于“无缝”应对从和平时期到战争时期的各种情况，它更好地兼顾了各方的平衡，我们或许应与美国认真探讨的，是将“空海一体战”放在这种无缝对策中的什么位置，以及如何定位它的重要性等问题。

第二，在思考今后的战略时，日本必须冷静地判断我国的相对优势在于何处。比如，美国在2010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中指出，在今后与中国的竞争中，“有效发挥海上作战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自卫队在传统上一直拥有强大的ASW能力，新大纲还计划要将潜艇保有数量从16艘增加至22艘，那么显而易见，这将是日本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此外，QDR同样强调了“要提高美前方部署战力的持久抗击能力”，这包括提高驻日美军基地持久抗击能力和分散基地功能等内容，也是关系到日本的课题(*3)。

最后我想指出，今后，在制定对华战略时，必须始终牢记：中国自身也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战略，它的战略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大家对这一事实都有清醒的认识，但绝不能忘记，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中国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美两国曾联手对抗苏联在太平洋战区增强军事力量的行动，70年代以扰乱西方海上交通线（SLOC）为目的的苏联海军战略和80年代以战略核力量的运用为核心目的的苏联海军战略截然不同。今后，我们在思考对华战略时，也应当充分关注中国军事及外交战略的变化、我们的战略与中国的战略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