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日中关系

19世纪的日中关系

江户时代的日本，对外贸易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通过长崎与清朝和荷兰交往外，还通过对马与朝鲜、通过萨摩藩与琉球及清朝的福州、通过松前藩与阿依努族、通过通古斯民族与清朝等进行交流。清朝以朝贡形式和周边国家开展贸易，但与欧美各国的贸易，18世纪则仅限于在广州一个港口进行，此外在沿海地区的其他一些港口开展被称为互市的贸易。日本和清朝，在台湾的郑氏政权灭亡后，清朝商人前往长崎从事贸易活动，最多的时候，有数千来自清朝的人们居住在长崎，他们从日本进口铜、海产品，日本也从清进口砂糖、奢侈品等物资和文物。

但是，这种关系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因鸦片战争等的失败，开放了沿海港口；1859年，日本也开放了长崎等港口，于是中国商人从长崎进入神户、横滨、函馆等日本各地，将海产品等直接带回中国。同样，在日本，长崎奉行（行政首脑）、函馆奉行等也探索不通过中国商人或欧美人，将日本商品直接带进上海的途径。高杉新作乘坐的千岁丸也是以此为目的而派遣的。

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日本和清朝签订了《日清修好条约》，这虽是两国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从条约谈判过程和具体内容来看，清都占据有利地位。尽管明治维新不久被定位为成功事例，但至少到西南战争、松方财政改革时代，清、朝鲜都认为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样性急的改革，反而会招致混乱；而且，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海军实力也可看出，与日本相比，清占有绝对的优势。在1886年处理北洋舰队水兵引发的长崎事件过程中，日本的外交姿态，如实地反映了其弱势立场。

甲午战争后，日本占有台湾，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同样的条约和特权。而且，正如陆奥宗光外务大臣评价这场战争为“近代的日本和传统的清”一样，在国民意识中，对清的优越感趋于强烈。同时，清也掀起了要求建设明治维新式近代国家的运动。

作为“近代智慧”源泉的日本

蒋介石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第19连队时 照片提供：国史馆（台湾）

明治时期日本有选择地从欧美吸收的知识，通过书籍、留日学生等，也介绍到中国。并不是没有从西方直接传到中国的“近代智慧”，但通过日本传入的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源于中国的古籍、作为西方语言的译词而重新出现的“革命”、“社会”、“经济”等日语词汇，至今仍在中国使用。不过留学生对“日本本身”怀有怎样的感受，是另外的问题。他们大概面对只有在中国古籍中才看得到的日语词汇，油生怀旧之情；对诸如生食鸡蛋、在浴池中将裸体暴露于他人面前等异国文化，抱有忌避之念吧。

清朝在20世纪初期决定采用立宪君主制，在制定制度之际，参考了日本的天皇制。1908年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参照《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皇帝的权限。另外，留学生们还在日本吸收了共和制、社会主义思想等诸多政治思想。

从日本带去的不仅仅是政治和思想。每天都有数十名军事留学生来日，在陆军和海军中学习。无论是发动辛亥革命的新军，还是遭到镇压的清政府军，两军都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蒋介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也在新潟县高田的第13师团，是在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紧急回国，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的。日本起到了向中国提供作为近代国家的、或者说是近代社会 “智慧”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思想以及围绕改革的思想。

作为“革命摇篮”的日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众多由清朝等亚洲各地逃亡而来的革命者聚集到日本。在中国，反抗清朝统治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们，虽然也可以逃进租界或租借地，但清政府可能会要求引渡或派出刺客，因此他们飘洋过海隐藏到日本等异国他乡。特别是长崎，起到了上海的内客厅作用。两个城市间不仅有客轮通航，交通方便，而且铺设有海底电缆，可以迅速得到来自中国的信息情报。同时，流亡者们在日本开展了有组织的宣传和筹资活动。日本政府虽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并留下了大量的纪录，但很少对他们进行逮捕、拘留和引渡。

宫崎滔天 （照片提供：国立国会图书馆）

孙文也不例外。和蒋介石、周恩来等日本留学者不同，孙文不是来日留学的。而使孙文一举名扬天下的，是流亡英国时遭清朝驻英使馆抓捕囚禁事件。九州的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以《幽囚记》为题，用连载形式刊登了宫崎滔天翻译的孙文本人用英语记述的《伦敦蒙难记》，从此孙文的名字在日本和东亚开始渐为人知。其后又通过宫崎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及其章士钊的中文编译本《孙逸仙》，进一步使孙文名扬东亚。此外，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民报》等展开宣传活动，以日本为据点的活动、源于日本的信息，在孙文的革命活动中极其重要。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由于袁世凯对国会的压制，特别是国民党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的暗杀引发了二次革命，结果遭到袁世凯的镇压，孙文败走日本，并在此后的数年中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孙文与宋庆龄再婚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近邻，物价便宜、信息丰富，而且有众多的华侨和留学生，因此成了中国的革命党人再好不过的避难之地。

辛亥革命

就这样，日本和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结下了深深的渊源，即日本也复杂地、多样化地参与到辛亥革命之中。辛亥革命用辞书方式可整理归纳如下：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武汉的一部分）发生军队叛乱，长江以南为中心的各省藉此宣布从清朝独立并于１９２１年１月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之后通过和清朝的交涉，清朝皇帝于２月退位。

长达２千年之久的帝制就此瓦解，共和制的国家在中国诞生。但是，取代临时大总统孙文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虽然一旦同意了共和制，却对委以议会强权的《临时约法》，即相当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的规定表示了极大不满，并且暗杀了以争取议会第一大党为目标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结果，虽然中国再次掀起反袁高潮，然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却支持袁世凯并给予贷款，同时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美国在议会开设后予以承认）

要说辛亥革命的原因何在，不能单纯解释为是由于孙文等的革命运动。第一，是清政府中央集权政策下造成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围绕铁路的国有化，清朝因战败造成的巨额赔款，欲将铁路铺设和运营均委以列强，此事遭到地方社会的强烈反抗。第二，清朝虽然将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国家作为目标，但结果却暴露了它以“立宪”为名维护满族特权及帝制的目的。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也对过度的满族主导下的立宪表示了不满。这样，在灭清这一点上，聚合了多方势力。第三，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势力，将支持者扩展到在长江流域的地方精英及军人当中，由此导致武昌起义，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在上述多方面的背景下，形成了打倒清朝的共识，将清逼上了灭亡之路。然而，清朝的版图在五族共和之名下得到维持，清朝皇帝依旧居住在紫禁城，皇族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的保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清朝的体面。从北京的朝廷以及袁世凯的逻辑来看，它还具有一种从清政权向袁世凯“禅让”的意义。

当初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对刚发生了大逆事件的日本政府来说，其冲击力是不难想象的。然而民间则存在着赞成和反对的两种意见。辛亥革命后不久过访上海的与谢野铁干和晶子夫妇，在《来自巴黎》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书中写道：“此次的革命军，适逢世人厌倦了北京的政治这一大好时机，由此逐渐形成一股意外的势力；从实力上来说，只不过犹如西南战争中鹿儿岛私学校的学生们在各地兴风作浪而已。”大隈重信也持同样的批判态度，他在《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中说：“孙？不足道。对孙的评价，还有我对革命派，都已经厌烦了。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是明摆着的。”三宅雪岭也在同一期杂志中表示：“孙最终成为英雄还是凡人，就看今后的事态发展了。”虽说孙文还身在海外没有回国，但可以看出日本的言论并非是一致支持孙文的。

梅屋庄吉夫妻和孙文（小坂文乃藏）

如人们所知，日本有众多革命运动的活动家对孙文等的革命活动展开了支援。宫崎兄弟、山田兄弟、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梅屋庄吉等，他们的名字举不胜数。孙文也在《建国方略》中，列举了支援革命的日本人，它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至今仍在传述。但必须留意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经济界的主流担忧革命引起经济活动的混乱，因而也期望社会政治的渐进性变革，没有对革命本身进行支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很多人都不受政府和经济界的主流动向左右，面对中国，以自己的思考采取行动，向本来属于少数派的革命党人、改革派组织伸出援助之手。这种日中关系的多样性是极为重要的。

此后，孙文在日本声望渐高，但这不如说是因孙文作为受袁世凯打击的“悲剧性英雄”的定位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赞颂的“革命之父”、“国父”的影响而使然。同时，日本在南京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也同样将孙文称颂为“国父”；战后，在“革命史观（重视革命的历史观）”盛行之中，作为革命家的孙文得到肯定的评价，这些都影响了日本的孙文观（对孙文的认识和评价）。我们可以从这一时代的评价和其后的评价中，看到许多分歧之处。

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

事实上中华民国的诞生，并没有为中国与欧美以及日本等的国家关系带来巨变。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基本上互相承认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特权，欲通过为清提供借款确保各方权益，顺利开展通商活动。在这一点上，列强出于不希望中国出现混乱的意图，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当宣布从清独立的各省聚集于南京时，英国出面在两者间进行了和平调停的斡旋。而且，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希求一个能稳定中国的“铁腕”型领导人。而被认为最适合这一角色的，那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强大的北洋军的首领，而且有推进清朝国家近代化的官僚阶层作后台。列强为此给袁世凯以巨额贷款，予以支持。孙文似有考虑，想利用辛亥革命一举解决和列强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要获得列强对政府的承认以及贷款等支持，就不能与列强莽撞对抗。因此，中华民国全盘接受了清朝和列强签订的各种条约。袁世凯在继续任用清廷官僚的同时，自己在慈禧太后中意的中南海里执行政务。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但它并没有令政治、社会、经济等发生显著变化。“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力，无论在内政还是国际关系上，都是相当有限的。

革命的继续和日中对立

大隈重信 （照片提供：国立国会图书馆）

袁世凯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支持，他虽然一度支持《临时约法》所倡导的共和制，但是担忧成立了强大议会，会限制自己作为总统的权限，于是暗杀了成为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年轻领袖宋教仁，并将议会置于自己的统管之下。这种状况招致了人们的极大不满，由此发生了二次革命。此时，袁世凯方面以日本有支持叛乱军趋向为由加强了对日批判，进而在南京还发生了日本人受到镇压叛乱的张勋军队的暴行，即所谓南京事件。之后，袁世凯控制议会，不断要求给予大总统以更多的权限，并策划自任皇帝。因袁世凯称帝而引发的不满日益强烈，由此导致了三次革命（护法运动）。袁世凯在强烈反对之下，被迫取消称帝，之后在失意中死去。

从1912年持续到1916年的袁世凯政权，对日中关系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机。日本民间虽然出现了支持革命的机运， 但是政府和西方列强步调一致，一直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政权给予支持，经济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重信内阁于1915年对袁世凯提出了《21条》的要求。这不仅是一种无视与列强协调合作的行为，还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抗。日本强行要求袁世凯政权接受21条要求，袁世凯也不得已接受了。由此，中国在反袁的同时，对日批判变得坚定不移。尽管日中之间其后摸索着各种绥靖政策，但是，这个21条被赋予了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这一历史地位，日本就此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