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朝日新闻“从军慰安妇”报道的轨迹

无论朝日新闻核实情况如何，事实就是事实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一点。那就是在昭和时代的战争中，确实存在日本及日本军参与的“从军慰安妇”事件。而且，在战地出现过以军队暴力强迫当地女性充当慰安妇的诸多事例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与其他战争中军队在占领地实施的暴行毫无差别。

但这毕竟是在“战地”发生的事情。“从军慰安妇”体系本身只是将当时在日本得到官方许可的管理卖春组织搬到了日本军的占领地。（顺便说一句，日本的管理卖春制度于1958年被彻底废除）。“从军慰安妇”中大半是日本本土的日本女性，还有当时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和台湾的女性。管理卖春制度即是得到官方许可的“人身买卖制度”，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严重践踏了当事者的人权。可是，这种人权侵害与“战地强征”这样的战争犯罪截然不同。

近年来，韩国一直在“从军慰安妇”问题上强烈谴责日本，其主张归结起来就是认为日本实施了战争犯罪。但遗憾的是，日本在1894-95年与清国（当时的中国王朝）的战争后，并未在朝鲜半岛上发动过战争。而且，自近代以来，日本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从未爆发过战争。

吉田清治的杜撰

已故吉田清治（图片提供：读卖新闻／Aflo）

不过，韩国至今仍将该问题视作“战争犯罪”，而日本也曾在某个阶段之前是相同态度。其根源在于一个谎言。那就是吉田清治（1913-2000年）的证言。吉田自称战争时期曾担任负责管理短工的山口县劳务报国会下关支部的动员部长。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两本著作，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称“战争时期，日本在济州岛强掳了大约200名年轻女性”。后来问题闹大后，涉及报道的相关人员、历史研究家和韩国的研究人员纷纷前往当地考证调查，但最终没有任何人获得了任何证据或者证言。

如果到此为止，那么应该会被视为单纯的“创作”而逐渐销声匿迹，不再受到世人的关注。但1982年，朝日新闻撰文报道了这份吉田证言，事态发生了骤变。毋庸赘述，朝日新闻从战前起就是日本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受其报道影响，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强掳慰安妇”行为被韩国作为一个事实加以大肆报道，成为了批判日本的核心题材。

这件事之所以变得更加混乱，是因为有人将此与战争时期集结起来开展义务劳动生产的“女子挺身队”混为一谈。“女子挺身队”是以学校组织为中心，曾在日本国内和占领地广泛存在过的一种组织。于是，事情就演变成了“慰安妇组织”曾经广泛存在之类的言论满天飞的窘况。

朝日新闻对“慰安妇问题”核实情况的摘要

引起形势剧变的1992年1月报道

1992年1月宫泽喜一首相访韩前的报道将问题推向了高潮。头一年，一位前慰安妇首次公开姓名，起诉了日本政府。朝日新闻也先于韩国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的过程。在由此引发的风波之中，首相访韩前夕，出现了关于军队和政府机构为转移慰安妇到“慰安所”提供方便的资料的报道，导致宫泽首相在韩国多次道歉，而且次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还发表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虽然承认了从军慰安妇的存在、政府参与过慰安设施的运营以及在战地的强征行为等，但并未特定提及在韩国有过强征行为）。各家媒体也真正开始追随朝日的报道。

果然，政府行动起来以后，针对一系列报道的核实工作就迅速得到了推进。结果，吉田证言并无真凭实据、“挺身队”和“慰安妇”混为一谈等问题曝光，1992年8月以后，日本各家媒体开始避免发布以吉田证言为前提的报道。但也仅仅是避免报道而已，并未对证言加以否定或修正。

日韩已经走入的死胡同

可是，就在媒体横下心来保持沉默之际，事态又进一步加速发展。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了采用吉田证言作为证据通过表决的《库马拉斯瓦米报告》。此外，7名韩国前慰安妇因接受了日本政府主导设立、旨在补偿亚洲各地前慰安妇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亚洲女性基金）”给予的“补偿”而在国内遭到谴责，后来甚至被政府中断了生活补助。韩国的“从军慰安妇”也必须作为日本在战地的强征对象加以对待才可以接受——如今在韩国国内占据统治地位仍是这种态度，而非“河野谈话”的认识。

韩国通过在美韩裔居民在美国国内大举宣扬这种主张，导致2007年美国众议院做出了对日谴责决议。当时，第一次掌权的安倍晋三首相辩解称“虽然存在广义的强征，但并没有狭义的强征行为”，即虽然在韩国存在通过人身买卖征召的从军慰安妇，但并不存在与战地强征同等程度的强征行为，但最后还是被美国政府和社会贴上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标签。作为日本政府来说，也不可能采取比“河野谈话”更进一步的应对措施，即不可能认定吉田清治的“谎言”是事实。因此，日韩关系走入了前景不明的死胡同。

韩国的内因——追求“对日战胜国”名分的李承晚

我们难以断言韩国从一开始就在“从军慰安妇”问题上具有受害者意识。如果战争时期真的存在具有高度犯罪性的行为，那么或许就会像在审判乙级、丙级战犯时提出犯罪指证的荷兰那样，从战争结束不久后便开始提出问题。实际上，人们开始谈论“遭到强征的从军慰安妇”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而且还发端于日方的证言和报道。

不过，“遭到强征的从军慰安妇”这种设定被提出后，就迅速渗透到了人们的思想中。因为尽管韩国并不存在这种事实，却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种设定。

毋庸赘述，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原日本领地的朝鲜分裂出来的国家。南北两国都得益于大日本帝国的颠覆而成立，绝非凭借自身力量赢得独立的。可是，由于是具有相互排斥性的主体，所以爆发了朝鲜战争。之后，激烈的国家主体性之争一直延续至今。

坦率地说，北方一侧在这场争斗中更占理一些。日韩合并后，以旧满洲吉林省延边地区为中心，获得中国共产党支援的抗日游击队组织成为北朝鲜（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译注）的核心力量，自称“独立运动的正统”。另一方面，韩国将战前曾与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共同行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为其前身，首任总统李承晚也是当时的国务总理。日中战争（抗日战争——译注）期间，临时政府虽然创建了军事组织“光复军”，却未发挥实际作用，并没有进行过抗日作战。而且临时政府也从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此外，曾是其后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与充当北朝鲜后盾的共产党政权的内战中败北，1949年从大陆撤退到了台湾。

然而，韩国的李承晚政权在围绕半岛统一问题的朝鲜战争中，一直主张自己有堪与北朝鲜抗衡的“抗日历史”。于是，韩国要求出席1951年9月召开的同盟国、国际社会与日本讲和的旧金山和平会议并在协议上签字。换言之，他们主张国际社会应承认韩国是对日战胜国。当然，最终遭到了同盟国方面的断然拒绝，但此后直至朴正熙政权成立，韩国始终坚持李承晚路线的主张，在国内外展示出“对日战胜国”姿态。

与德国进行比较很牵强

上述“李承晚的杜撰”这个亡灵至今仍留存于世。观察韩国的政治家、各种团体和媒体批判日本的言论可以发现，几乎可谓必然出现与德国的比较。特别是在竹岛（韩国称独岛——译注）问题上，韩国始终主张日本应学习德国的做法，德国于1990年重新统一之际，签署了最终解决与波兰间国境问题和放弃难民索赔权问题的条约。

可是，我们难以将韩国和波兰的形象重合起来。因为波兰是货真价实的对德交战国。而且也是遭受纳粹犯罪迫害、战争犯罪迫害的当事者。再强调一次，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非日本的交战国。无论当时朝鲜半岛居民是否认可，那时就是“日本”。因此，韩国具有将自己说成是对日交战国的相应动机或心态。“遭到强征的从军慰安妇”问题是赋予自己像欧洲的德国和苏联占领地那样相同形象的绝佳材料。

日本的内因——留存下来的“支持战争”的全国性报纸

另一方面，日本有些人也存在试图将韩国说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心理倾向。这里说的有些人是指媒体。而且，这个问题也是与德国对比一下更容易解释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向同盟国投降后，遵照投降条件，通过战犯审判使负责人受到了制裁，旧体制土崩瓦解。当时，纳粹和纳粹主义、军队和军国主义分别被视为造成德国和日本发动侵略的元凶，均被清除。日本军队的解体和相关人员的清除工作都比德国更加彻底。但这只是军队。关于这段时期具体情况的考证偏离了本文主旨，加上篇幅关系，此处不作展开，但仅从结果来看，除了财阀被解体以外，实际上其他绝大多数非军方的领导层，无论政治家、还是官僚组织和大学里的人员都未被清洗。

尤为突出的便是媒体。德国方面，在否定纳粹宣传政策的过程中，支持者遭到了彻底的拆分、清洗。报纸也未能避免“Stunde Null（零点）”状态。在这一点上，日本与德国存在显著差异。

从战前至今一直被称为“三大报纸”的朝日、每日、读卖在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注）以后，日本侵略中国大陆时，如军队代言人一般鼓舞战斗情绪，发行量实现了爆炸式增长。1945年，朝日和每日发行量约350万份，后起的读卖也达到了约150万份，它们均在这个阶段确立了全国性报纸的地位。战后，朝日新闻的绪方竹虎主笔和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社长被GHQ（驻日盟军总司令）指为战犯，丢掉了公职，但不久后相关处罚措施也被解除。媒体方面，除了同盟通信社被拆分为时事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和电通三家公司外，其他的报社甚至连社名、题字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因历史问题而失去了主导权的政府和政界

战争时期作为总动员体制下的宣传部门建立起来的对于国民舆论的影响力，在战后不仅没有减弱，反倒变得愈发强大。还有个因素在于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记者俱乐部制度促使信息优先流向媒体，实施了信息发布领域的圈地行动。换言之，这是总动员体制在战后的延续。

军队的统一管制不复存在，媒体影响力反倒得到了提升，全国性报纸等大媒体的权势如日中天。关于各媒体在各国的影响力情况，请参考下图数据。不仅是在日本，读卖、朝日的发行量甚至占据了全球第一和第二位。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的人口大约是日本的10倍，以及日语圈基本限于日本国内等因素，这样的市场份额可谓相当惊人。据说冷战格局瓦解之前，苏联的《真理报（Pravda）》发行量约为1500万份，中国的《人民日报》约1000万份，考虑到这些情况，也可以体会到日本超大型报纸在国内的地位如何显赫。

而且战败之后，政府在关于历史问题等价值观方面失去权威，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主导的舆论掌握主导权的结构。涉及历史、战争和责任的问题成为了媒体可以在面对政府和政治权力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题材。由于自身也拖有战争责任问题的尾巴，所以媒体必须是“正义的伙伴”。于是，和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就成为了日本报纸眼中的香饽饽。

是否有出口——朝日姗姗来迟的核实

笔者认为，此次朝日新闻核实过去的报道，承认误报的行为是作为媒体的正确举动。可是，实在有些太迟了。从首次报道吉田证言算起已过去32年，从政府被迫采取行动，且证言丧失可信性的92年算起也过了22年。在此期间，“强征从军慰安妇”问题已在韩国的舆论之中扎下了根。而且，作为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中的典型案件，这个问题甚至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知。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在整个日本“从军慰安妇”问题中，日本与韩国的争论点其实是个别琐碎的问题。日本对整个“从军慰安妇”问题，以及整个战争责任问题所持的态度才是重点。可是，即便是个别琐碎的“错误”，一旦日本试图自行加以修正，从外部角度看，就会被判断为在进行“历史修正”。即便知道对方国家带有政治意图地想要利用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还站在被告人席上。而且日本国内也确实存在一种潜在的压力——试图抓住一些过错展开反击，甚至否定其他所有过去的战争责任。这又进一步制约了日本的行动。

另一方面，韩国近年来在迅速向中国靠拢的过程中，依然在宣扬“李承晚的杜撰”。而且中国已经开始给予响应。日本似乎尚未充分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彰显光复军和认可中韩在抗日战中并肩作战的发言在外交层面对韩国具有重要意义。过去赋予了北朝鲜正统性的原本就是中国。可以认为，随着北朝鲜崩溃与统一的可能性愈发具有现实感，韩国希望让国内外承认作为统一主体的“李承晚的杜撰”这一势头还将不断高涨。

即使撤销了过去的报道，事态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此，在日韩两国流传的这一系列杜撰，甚至远比作为其祸根的吉田清治“谎言”本身，造成了更加严重、更加罪孽深重的恶果。

（编辑部 间宫淳）

资料　“从军慰安妇”报道与历史问题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