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变革时代的先锋艺术家

约翰与洋子：互为知音

2017年6月，全美音乐出版商协会（NMPA）宣布，在约翰·列侬的乐曲《Imagine（想象）》的作者中，加入小野洋子的名字。列侬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二人的名字作为歌曲作者排列在一起也是他本人的愿望。

1971年发行的歌曲《Imagine》是一首名曲，它通过呼吁人们想象没有天堂和地狱，也没有国家的世界，唱响反战与和平的宣言。歌词是在小野洋子的影响下创作而成的，这一点在当时就有看似不经意的提示，不过只有知情者才看得出来。在专辑《Imagine》背面下方印着一行小字：“想象云朵从天空中滴落。在你花园里挖一个洞，将它们全部珍藏。（imagine the clouds dripping, dig a hole in your garden to put them in.）”这是小野洋子“指令艺术（Instruction Art，以命令式的短文完成的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指令艺术”是一种观念绘画，不存在有形的实物，小野本人称其为“在头脑中组合而成的绘画”，它是“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先驱。这些艺术行为的指令文字摆脱了能否展演的限制，与俳句或禅宗公案有相通之处。小野的著作《葡萄柚》（Grapefruit：A Book of Instructions and Drawings，1964年）以这样一行文字开始：“读完之后，烧了这本书”，而在最后一页，约翰·列侬写下的推荐词是“这是我烧过的最伟大的书”。二人的庄重与幽默配合默契，可见列侬是小野艺术上的知音，而小野也是列侬的音乐最强大的合作者，堪比披头士时代的保罗·麦卡特尼。

组织与前卫艺术家的交流活动

1933年，小野洋子出生在东京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出身于财阀家族，亲属中也有艺术家和文化人。二战前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以及战后的大学时代，在父亲赴任的美国度过。50年代，战败国日本的国民还不能自由出国，在那样的时代，纽约的生活为她的人生指明了方向。她与正在留学的年轻作曲家一柳慧相遇并结为伉俪，以此为契机，与现代音乐家约翰·凯奇及美术领域“偶然艺术”的倡导者阿伦·卡普罗相识，倾心于前卫艺术。

1974年8月从美国归来的小野洋子（1974年8月9日，摄于东京大田区的羽田机场，时事社）

1960年一年间，小野将自己的阁楼改造为画廊，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邀请马克思·恩斯特和野口勇等美术界泰斗前来交流。此后，他与乔治·麦西纳斯组织的青年前卫艺术家团体“激浪派（Fluxus）”建立起联系，带领马塞尔·杜尚前去参加他们的集会，使其成员大感意外。

小野具备艺术组织者的才智和社交能力，这恐怕与她良好的成长环境有关。我们可以认为，60年代小野将这种得天独厚的才能倾注于前卫艺术，70年代倾注于摇滚乐，而80年代以后则广泛倾注于整个社会。

反利用偏见与丑闻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小野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世间的误解和不理解所困扰。她在1966年与列侬相识之前，回到自己的国家却不被日本美术界接纳；与列侬相识后，又因为给披头士乐队带来裂痕而受到全世界歌迷的毁谤。由于媒体的丑闻报道，社会上甚至呈现出一种“追捕女巫”之势。她之所以有名，或者说臭名昭著，起初完全是因为人们对前卫艺术的偏见和演艺界的丑闻才扩散开的。

2005年10月7日，在日本武道馆举办的“Dream Power 约翰・列侬 Super Live”记者会上（2005年10月4日，摄于东京有乐町的日本广播电台，时事社）

列侬和洋子从1969年12月起开展的宣传活动——“WAR IS OVER!”(图片出处： http://imaginepeace.com)

然而，臭名远扬却胜过默默无闻。小野与列侬——不，在此我们恐怕应该心怀敬爱地称他们为约翰和洋子——他们反而利用丑闻，通过媒体接连不断地发出此前作为一名艺术家不可能发出的社会性信息。他们举办了一系列反越战与倡导和平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举办完婚礼后，邀请记者在酒店客房内进行的对话活动——“为和平而卧床”（1969年）；竖起广告牌，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1969年）；并以此为歌词创作圣诞歌曲，发行了单曲《Happy Christmas(War Is Over)圣诞快乐（战争结束）》（1971年）。至今每当发生战争或争端时，我们总会回想起当时这些场景。

先驱者：性别差异与多元文化的视角

从前卫艺术、现代音乐，到摇滚乐、流行乐，小野涉足的艺术领域非常广泛，同时她还作为女性解放、反战与和平运动的急先锋，在其广泛涉足的每一个领域内都发挥了先驱作用。更准确地说，是她过于超前了。让人有一种感觉：21世纪众人所具备的思想和方式，她从20世纪开始就展示在公众面前了。

举例而言，多样性、性别差异和多元文化等堪称是现代艺术中颇具代表性的问题，但早在半个世纪前，小野就把这些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了。如今回想起来，上世纪60年代小野积极参与其中的艺术组织“激浪派”，正是由各类少数派组成的表达者团体，当时的纽约艺术现场还是以白人男性艺术家为主流，而这个团体却由聚集在纽约艺术现场一隅的移民、外国人、黑人、亚洲人以及女性组成。激浪派在拉丁语中意为“流转”，这种自然形成的潮流终将带来生生不息的大潮。

令小野一举成名的是她在1965年的活动“Cut Piece（切片）”中表演的奇异的行为艺术。小野一动不动地坐在舞台正中央，观众按顺序登上舞台，将她的衣服裁成碎片。这次表演通过观众与艺术家将“看”与“被看”颠倒过来的“合谋”，通过不断重复“剪”与“被剪”这一行为，暴露出当时尚且默默无闻的日本青年女艺术家在多重意义上属于社会弱者的现实。小野通过以身体呈现自身属性的方式，揭露出投向视觉艺术的视线之本质——包含着男性欲望的潜意识中的暴力。小野不动声色表达的这一观点，在她与列侬相识后，又成为“塑胶洋子乐队（Plastic Ono Band）”通过摇滚乐这个青年文化的扩音器唱响的女性解放之歌。不仅小野的观点对后世女权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列侬自称“家庭妇男”并开始亲自养育子女的行为如今也由家庭广泛渗透到社会之中。

1965年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表演行为艺术“《切片》(Cut Piece)”（Photo: Minoru Niizuma, © Yoko Ono; Courtesy of Lenono Photo Archive http://imaginepeace.com)

《愿望树》：大家共同实现梦想

小野的先驱思想和行为或许超越了20世纪人们的理解。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理解小野洋子了，也可以说时代终于赶上了她的想象。

从她发的推特来看，小野从60年代起就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包括展会、行为艺术、电影短片、电话、出版、唱片、音乐会，乃至户外广告牌、报纸广告等，发出从个人内心到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社会化媒体本身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140个字的推特文章这种形式本身，与半个世纪前小野独自开始尝试的“指令艺术“非常相似。的确，如今任何人都在习以为常地用短文的形式表现自我，并互相传播。

小野在1972年接受采访时，引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理论，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息。这些信息本身就是媒体。”不应将艺术视为特权，而应给其松绑，使其成为普罗大众的东西，这种预见性与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名扬世界15分钟（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world-famous for 15 minutes）”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成为艺术家，与其说这是未来之事，不如说更让我们联想到无名艺术家无以计数的上古艺术的根源性。

作品“愿望树（Wish tree）”是由每位观众写下心中的愿望并挂到树上，它是小野思想的象征。内心的愿望是不可见的，但可以通过寄托于长方形便笺，使其有形化。小野认为：“个人的梦想只是梦想，大家共同的梦想则会变为现实（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 .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a reality）”，她这句话中的“梦想”，你也可以把它替换成“艺术”。也就是说，个人的创作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共同的创作则会成为现实。这件观众参与其中的作品堪称是《切片》的积极意义的翻版。

小野洋子的作品《愿望树》（广岛市现代美术馆“广岛奖获奖纪念小野洋子展 希望之路”展出场景，笔者摄于2011年）

建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梦想和平塔（Imagine Peace Tower）”（图片出处：http://imaginepeacetower.com/）

2007年建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海岛上的“想象和平塔”，依靠强力照明装置将光柱投向夜空，仅仅通过一道垂直光线就把对和平的祈愿变成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了。这座光塔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跨媒介（Intermedia）”的实验艺术手法。在这个意义上，小野洋子是媒体艺术家的先驱。进一步探究“媒体（Media）”这个词的来源我们发现，现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媒体在19世纪尚未出现，“媒体（媒介，Medium）”是绘画用来上色的媒介剂，即绘画颜料，它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能向人们传递心灵信息的“灵媒师”。那么，请读者对小野做出如下想象：她始终是个媒介般的存在，将人与人、家庭与社会、美术与音乐、前卫艺术与大众文化以及20世纪与21世纪联系起来；小野洋子这个人此刻存在于此，这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一种媒体。

（201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