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厚生劳动省公布，2015年全国儿童咨询中心受理的儿童虐待举报件数为103260件（初步值），数量首次超过10万件。有关儿童虐待的统计始于1990年，当年的通报件数为1101件，尽管25年是个漫长的岁月，但这个数字竟增长了100倍，可以说还是比较异常的。
自《儿童福祉法》修订之后，从2005年起，市区町村各级政府也开始受理虐童举报，2014年全国的市区町村处理的虐童举报件数约达88000件。儿童咨询中心与市区町村受理的举报多少会有重复，所以不能单纯地相加，但儿童咨询中心和市区町村合计，每年处理的相关通报有十几万件，事态可谓极其严重。
为何“情感虐待”占半数
这次公布的儿童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为，在虐待的四种形式，即身体虐待、忽视、性虐待、情感虐待中，最多的是“情感虐待”，占据近乎半数的47.5%。
所谓“情感虐待”，指的是父母等扶养人否定孩子存在价值的言行，比如对孩子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才生下来你的”、“没有你家人才会幸福”等。相较于身体虐待和忽视，这种形式的虐待难以被外人发现。
根据这次的统计，或许会认为日本的“情感虐童”格外多，其实不然。这是由于《防止虐待儿童法》中对情感虐待的定义而产生的。2004年的修正案中规定，目睹DV（家庭暴力、夫妻间暴力），对孩子来说属于情感虐待。也就是说，该法将“目睹家庭暴力”归属在了“情感虐待”之中。警察厅据此下发指示，在警察认定为家暴性质的事件上，如果当事人之间有未成年孩子时，要向儿童咨询中心通报。
由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情感虐待便呈现出数量甚多的情形。在这种状况下是很难把握情感虐待儿童真相的，也不可能与国外的虐待儿童统计数据进行正确的比较研究。如何看待和区别目睹家暴，是一个应该尽早解决的问题。
比如，美国“儿童虐待与忽视数据系统（NCANDS）”2013年的儿童虐待数据显示，这一年儿童保护服务(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CPS)接到的举报中，可以确定为虐待或忽视的有679000件。其中，忽视占79.5%，比例最多；其次为身体虐待18.0%和性虐待9.0%；情感虐待占比最低，为8.7%。
另外在美国，孩子有可能目睹家暴这种情况，是与上述的四种虐待形式区分看待的，被划入“抚养人具有家暴危险因素的孩子（Children With a Domestic Violence Caregiver Risk Factor）”，进行专项数据统计。2013年，在36个州被确认为养育不当的464952个案例中，有27.4%，即相当于127519名儿童处于这种环境之中。
虐待儿童的特征
如果从这次统计的虐童事件总数中去除情感虐待，以54567为基数计算其他三种虐童形式的构成比例，则得出这样的结果：身体虐待最多，占54.5%，忽视占44.8%，性虐待占2.8%。与上述美国的统计数据相比可以发现，我国虐童事件的特点，是身体虐待较多，忽视和性虐待较少。
而这个结果恐怕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它反映了对忽视和性虐待的过低评估。之所以过低估计了忽视这一形式的虐待，大概是源于人们的错误认识，以为因忽视而导致死亡的事例很少。而且，处理忽视事件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认识不足，在此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慢性的忽视行为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非器质性生长障碍(NOFTT，比如因缺少食物等而引起的生长障碍等)，考虑到这种危险性，我们绝不能小看忽视的问题。
在我国，举报性虐待的，大多是进入青春期后的孩子，而青春期前受性虐待孩子的情况几乎无从把握。即便是一些从事儿童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带有“受性虐待是进入青春期后的女孩”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不难认为，这也妨碍了对性虐待事件的准确把握。
虐童通报的增加意味着什么？
在虐童方面虽然我国的统计还存在上述问题，但从1990年最初开始统计时的约1000件到25年后的10多万件，这种急速增加的趋势还是应该引起关注的。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是市民意识的变化。过去，家人间的暴力只被当作家庭内的问题看待，多数人持社会不介入的态度。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人们认为即使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也应该对暴力行为给予干预。社会态度的变化促成了2000年《防止虐待儿童法》的制定。该法的施行，可以说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市民意识的改变，由此带来虐待举报件数的急速增加。不过，只此一点还不足以解释激增的原因。
家庭破碎成为导火索
那么第二个原因，应该可以认为是虐待儿童的事件实际上确实在增加。但是，要实际验证和探讨这种现象发生的社会心理要因是十分困难的。
这里存在着种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家庭的养育功能降低。以下几种社会统计指标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 未婚先孕的增加及其离婚率的增高
- 20岁以下少女产子有微增倾向
- 整体离婚率的上升
- 由年轻妈妈和幼儿组成的年少母子单亲家庭的增加
- 母子单亲家庭贫困率的升高
上述各种现象意味着诞生于大正年间（1912年7月30日至1926年12月25日），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呈直线增加的所谓核心家庭这种“标准家庭”模式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在向其他方向偏离。
伴随着这种变化，家庭养育孩子的功能日益降低，这与虐童的增加不无关联。另外，由于针对家庭的社会资源分配及援助，都是以“标准家庭”模式为前提进行的，因而没有惠及到抱有上述各种问题的家庭，这层社会要因的存在，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比如，以日益增加的年轻母子家庭为对象，构建新的社会援助体系等。实施切实可行的对策，还有助于预防虐童事件的发生。
难以把握的实际情况
本文试图以公布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对日本的虐童现状和虐童增加的原因进行考察分析。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一线工作中观察到的“新特点”，在这些统计中并未反映出来，例如摇晃婴儿综合症（SBS）或虐待性头部外伤（AHT）以及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MSBP）的增加等。前者是指用力摇晃哭闹不止的婴幼儿，由此造成孩子严重的颅内出血；后者是指抚养人捏造孩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症状，或者虚构夸大病症，让孩子反复接受不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也被称为医疗虐待。
就笔者所知，目前虽然没有显示这类虐童事件增加的数据，但还是可以从实际的虐待临床工作中切身感受到此类虐待案件的增加。因此，我们很难说日本现在已经确切把握了虐待儿童的状况。细致地分析统计虐童数据中尚未反映出来的实情，为消除孩子们的心理创伤而开展心理临床活动，在今后将变得愈发重要。
标题图片提供：Af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