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右翼”的抬头与日本“右倾化”的真相

“网络右翼即贫民群体”的说法没有根据

日本的“网络右翼”（在批判的语境中有时称为“网右”，在肯定的语境中有时称为“网络保守派”）指的是自我封闭在网络空间中，喜欢右派言论的网民，首先是“厌韩”，然后具有强烈的“厌华”“反传统大媒体（但产经新闻除外）”“反东京审判史观”情绪。在现阶段来看，他们与后文将会提到的“保守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合性，“网络右翼”与“保守群体”处在一种互换关系之中。

据笔者在2013年初独立实施的调查显示，“网络右翼”的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其中75%是男性，尤其是居住在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等首都圈大城市地区、平均年收入略高于同龄人群中间值、毕业于四年制大学的群体占了绝大多数（详细调查内容请参照拙著《网络右翼的逆袭》）。

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初开始，将“网络右翼”比作法国国民阵线等欧洲极右势力，认为“被移民抢走工作的低收入群体郁积的不满情绪形成排外倾向，日本的网络右翼也是此类人群”的“网络右翼=贫困群体史观”迅速抬头。时至今日，小林Yoshinori等人采用的依然是这种世界观，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根据。

其实，正如前文所言，“网络右翼”是居住在大城市地区（尤其是首都圈）的中产阶级。据推测，日本这个阶级的总人口大约是200万人左右，最多也就是250万人左右。这是根据2014年春季东京都知事选举时田母神俊雄（得到网络右翼群体狂热支持）获得了约60万票这个数据推算出来的，同时，这也是根据同年12月众议院选举时“次世代党”（推举田母神，获得了网络右翼的强烈支持）的比例代表得票总数约为142万票这一数据推导出来的数字。这或许是可以大致反映出“网络右翼”群体轮廓的准确数字（该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了两个议席）。

2002年日韩世界杯是导致“网络右翼”出现的契机

若要追寻这种“网络右翼”在历史上的起源，那就要回到2002年。当年，日韩两国共同举办了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热潮席卷列岛的背景下，人们对（他们眼中）传统大媒体狂躁报道的过热状态和无视韩国队粗野表现的做法感到不满，于是最终将当时的网络空间作为了发泄口。

他们认为，在传统大媒体集体抹杀针对世界杯和韩国队的批判性报道的背景下，只有网络空间是处于这种“统一管制”之外的自由空间。“网络右翼”对传统大媒体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在针对韩国的报道方面，这决定了后来“网络右翼”的“厌韩”属性。换言之，以日韩世界杯为开端，不少网民因传统大媒体对韩国保持宽和态度而感到愤怒，他们将网络空间作为发泄不满的出口，“网络右翼”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后来，2012年时，打着“厌韩”口号聚集起来的网络示威者（一万人次）们没有向韩国大使馆发难，而是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大型民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纷纷涌向东京台场地区示威，这或许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例。

因此，日本的“网络右翼”不同于欧洲的排外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出于对经济压迫的不满而产生的贫困群体的这种“网络右翼=贫困群体史观”是错误的，他们是对日本国内传统大媒体那种躁动的氛围和对韩国的宽和态度抱有强烈义愤、网络素养较高的中产阶级。就是说，“网络右翼”不同于欧洲的排外主义者，他们不存在贫困的属性。

缺少代言政治主张的国家级政党的窘境

在上述历史渊源中诞生的“网络右翼”是一个自我封闭在网络空间内的群体，自然不拥有替他们代言政治主张的国家级政党。日本也存在与网络右翼相似的自由主义势力，而他们在战后一直传统拥有共产党（比例得票约为600万）、社民党（比例得票约为130万）等国家级政党。换言之，右派网民之所以在网络空间占有优势，或许也是源于他们因为传统上并没有替自己代言的国家级政党而郁积了根深蒂固的沮丧情绪。

于是，缺乏为自己代言政治主张的国家级政党的他们，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强烈倾向，那就是单独支持采取自民党鹰派路线的议员个人（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而2014年众议院选举时诞生了完全为他们代言的“次世代党”，这样正如前文所述，作为“非自民右派”的“网络右翼”的整体形象就通过总得票数反映了出来。

在2014年春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网络右翼”支持的并非自民党推举的舛添要一，而是非自民派别的田母神，同年大选中支持的“次世代党”是非自民派别的在野党，“网络右翼”“没有代言政治主张的国家级政党”这种窘境鲜明地反映了他们做出上述选择的理由。

网络右翼身上具有特征性的“黑客帝国史观”

住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为何会成为自我封闭在网络空间的、“厌韩”和“反传统媒体”思想的俘虏？只要联想一下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沃卓斯基姐妹导演，1999年）就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是一部科幻片，供职于某大企业的中产阶级IT技术人员尼奥偶然在“真实的世界”中觉醒，然后与控制世界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展开了斗争。

“网络右翼”喜欢使用“（对爱国和厌韩）已经觉醒”这个表述。换言之，巨大的权力主体（传统大众媒体）掩盖了重要的真相，那些被掩盖的事实只存在于网络空间——“网络右翼”忠实地追随了这种《黑客帝国》的世界观。

很遗憾，日本公共教育中的历史课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尤其是关于近现代史的记述和信息量都很少。即使对本国近现代史缺乏基本教养，也可以念大学（=毕业）——在日本的这种考试制度之下，人们的近现代史素养无法得到充分培养。

实际上，“网络右翼”重视的“厌韩”和“反东京审判史观”正是钻了这种“日本公共教育缺陷”的空子，变成了人们被网络上量产的拙劣言论塑造历史观的基础。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育少之又少。日本的公共教育为了回避历史争议，干脆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间轴。在知识上具有惰性的某些中产阶级即使知道“原子弹轰炸”，但仍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注）、华北分离活动（华北事变——译注）、南方作战、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统治时代等概念几乎处在一无所知的零基础状态。网络右翼重视的右派历史认识几乎都是钻了这种公共教育“欠缺”的近现代日本史的空子。

换言之，在不熟悉本国近现代史的某些中产阶级身上，后来通过网络上险恶的阴谋论和排外主义来弥补自身历史教养的不足这种做法构成了“网络右翼”世界观的根基。他们将与之接触称为“觉醒”，就像是自己与《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重合在了一起。

“保守”与“网络右翼”的融合

那么，这种“网络上的拙劣言论”到底从何而来？那是来自传统“保守群体”的。相对于2002年日韩世界杯时期诞生的“网络右翼”，“保守派”的历史要长得多，他们是自我封闭在拥有创办于经济高速增长黎明期的全国性报纸《产经新闻》和上世纪70年代创刊的言论月刊《正论》这两者的贵族情趣（沙龙）式的空间之中的群体（产经・正论路线）。

他们讨论的是呼吁打破YP（雅尔塔=波茨坦）体制的“反东京审判史观”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前面提到的关于网络右翼未通过公共教育学到的近现代历史的极右历史观），起因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2004年），独立的右派电视台“日本文化樱花频道”开始有组织地让SKY Perfec电视台、YouTube、niconico动画等与“网络右翼”接触性极高的媒体转发自己的保守言论。

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网络右翼”和“保守派”处在互换关系中，就是指的这个事实。换言之，在战后传统上一直自我封闭在纸媒中的“保守派”的言论通过“日本文化樱花频道”牵线搭桥，流向了网络空间。

然而在此过程中，通过视频而非纸媒介绍的保守派意识形态思想往往会偏向阴谋论方向，再加上原本就缺乏读书素养的某些中产阶级存在接受能力的问题，构成“网络右派”的理论支柱发生劣化，在无暇纠正这些隐性问题的情况下，现在两者已经发生了融合，成为了一体。因此，虽然它们的历史脉络有所差异，但“网络右翼”和“保守派”已经融为一体，偶尔会暴露出“厌韩厌华”和排外主义倾向。

“网络右翼”正走向衰落

在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下，这种“网络右翼”正在走向衰落。2014年末，法务省发起了消除仇恨言论的运动，在那段时期前后，法院向被视为“行动保守派”的、“网络右翼”中最右的团体（在特会=抵制在日特权市民会）下达了巨额赔偿命令，政府和法院都开始对他们采取了极为冷淡的态度。

仇恨言论在国际上已被视为违法行为，并将受到重罚，在此背景下，对于倡导“积极和平主义”的安倍政权而言，不得不打算采用遏制态度来应对可能会损害日本国家威信的“网络右翼”的张狂跋扈。

在这种形势下，过去作为“网络右翼”政治主张唯一代言者的“次世代党”于2015年10月完全丧失了在众议院的席位（重新加入自民党），只剩下了在参议院的势力，实质上的党派力量已经接近“解散”。鉴于这种形势，可以预测“网络右翼”的发展前景并不光明，不会自我封闭在网络空间内的、“符合常识且表现温和的”日本保守群体将取而代之，逐渐兴起。因此，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从“网络右翼”扩张这个意义而言）将来会不断衰落，远不会发展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201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