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革命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意义和今后的课题

废墟也好现存厂房也好：多样化资产所呈现的日本近代化整体形象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明治时期日本工业遗产，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终于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是，由于日韩之间围绕申遗的外交摩擦所引发的风波，导致以下这些原本应该好好讨论的问题好像反而被埋没了：这些工业遗产为什么值得入选世界遗产？这些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面临什么样的课题？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原点，思考一下这些工业遗产究竟有何可取之处值得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这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对象中，有些在日本教科书里也有记述，像韮山（位于静冈县伊豆国市）和萩（位于山口县）的反射炉(*1)、鹿儿岛的集成馆工厂群(*2)等。但是，最终入选的近代化工业遗产群的整体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很多日本人此前都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思考过。

其中，有些则像桥野铁矿山和炼铁厂遗址（位于岩手县釜石市）(*3)那样，虽然作为历史遗迹进行过很好地整治，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了解，遗址在静悄悄之中伴随着岁月流逝。而像佐贺的三重津海军遗址(*4)，在文献资料上广为人知，但遗址本身则是通过这次的发掘调查首现真容。由原木构建的船坞，在筑后川河川用地上以地下遗址的形态出现，令人感动。

佐贺市三重津海军遗址（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煤矿遗产中，包含了长崎县的端岛煤矿（军舰岛）和横跨福冈和熊本两县的三池煤矿。这些遗产，在本世纪初数个NPO团体成立并对遗产表明强烈的关注和敬意之前，实际上一直是作为废墟存在着的。这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于煤矿遗产而言，是把废墟当作文化遗产来认识看待了，这在日本也是首次尝试。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像八幡制铁所（位于福冈县）和三菱长崎造船厂的一部分，作为现代日本重工业代表性企业的设施，直到现在还在生产运转之中。把目前仍在生产运转的设施当作遗产来认识看待，这与对待废墟的认识过程一样，可以说是对文化遗产概念的一种挑战。

非西欧世界最早的工业化

把这么多样且相当广泛散布各地的23处设施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借此彰显日本近代化和工业化的意义。这个点子很不错。虽然其中没有一处能像德国的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遗产那样，单独一家即能显示出压倒性的存在感，并拥有引以为豪的充满艺术性的空间。但是，对于表现一个东亚小国从与近代西欧最早的接触开始到重工业化基本确立这一充满困难艰险的复杂过程来说，这是非常恰当的战略。

主张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工业遗产值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依据就是，日本是非西欧世界中最早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案例，别无其他。这个道理本身也很容易被日本人接受。

但到目前为止，在为此出示物质性证据来支撑遗产性质，并做出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能够说服国际社会）的说明方面，人们所作的努力还非常不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正式推荐书，可以认为是这种说明的首次尝试。因此，在这里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为制作推荐书而成立的专家委员会里大家讨论的氛围，可能会有某种特别的意义。

专家委员会设在由相关地方自治体组建的申遗推进协议会之下，由日方委员和海外委员组成。其中，双方认识上也存在着微妙差异。

“为遗产赋予价值”：需要具有普遍性的说明

对于海外委员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法是，体现了西方与日本的接触（其中也包括战争）和日本接纳西洋文明。在对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与西方接触后所进行的探索性努力给予正面评价这一点上，双方委员们认识上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对于把萩城下町和松下村塾(*5)作为遗产的组成部分纳入其中的想法，日方委员便有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了。那意味着海外委员更重视的思路是，这些都是使得从西方引进技术成为可能的整体性基础因素。

也有相反的情况。遗产的名称最初为“九州·山口的近代化工业遗产群”。西南雄藩对外的危机感，导致他们率先接纳了以军事技术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中这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海外委员看来，这些都发生在日本这一框架之内，强调日本之中的九州·山口的特别，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便把桥野和韮山也加进了申遗对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所要求的具有普遍价值的说明意味着，在为遗产赋予价值之际，日本人必须要摆脱不言自明的认识框架。

废墟：消失的近代与文化遗产概念的拓展

近代化工业遗产群，是由制造业支撑的日本近代化之遗产。但近年来的日本，工矿产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不到总劳动人口的25%。当前日本的实体经济，看起来更像是由信息通信、金融以及各种服务业部门等所支撑着的。近代化工业遗产群，在当前这个超现代的时代来看，是已经消失了的“近代”的遗产。

煤矿相关的遗产群这一特征更为显著。因此，在申遗成功的狂欢平息之后，一个新问题出现了：各个世代的人们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是否能够达成共识。说白了，我们直接面临着遗产保护问题，这需要在巨额财政支出上达成共识。

以端岛（军舰岛）为例来思考一下。端岛之所以吸引了那么多游客络绎不绝地登陆参观，是因为那些濒临倒塌危机的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群。由于财政或技术上的问题，要将那些集体住宅全部维持现状保存是很困难的。但同时，目前这样正濒临倒塌危机的状态本身，又是诉求保护的动力源，真让人难办。

很多相关人士私底下大概也认为，对建筑物的部分缓慢崩塌只能采取容许的态度。但是，无论是文物保护相关人士、研究者、技术人员，还是行政单位、市民，谁都还没能提出一个对此作出说明的理念框架。关于遗产保护的理念、预算和方法的任一方面，都还看不到能形成社会共识的途径。这需要进行超越立场和固有框架的讨论，但过程将很复杂，需要坚韧不拔地作出努力。

这一点，在围绕外国劳工特别是朝鲜劳工的讨论中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曾一度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审工作陷入纠纷，而且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件事情的本质也关系到我们将向近代化工业遗产赋予什么样的价值。

就像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的尼尔·科森爵士(*6)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是不存在与战争完全没有关联的重工业的。同样的，不伴生歧视和压迫现象的工业化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包括这些所有在内，是那些热切希望生活多少变得更好一些的极其普通的人们，支撑了工业化的实现。他们的劳动，事实上创造了多少变得更好一些的社会，而我们正生活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前人们的努力表示敬意，这就是我们把废墟当作文化遗产的唯一依据。

作为表示敬意的依据，必须做出切实的努力弄清楚他们的劳动现场和居住空间等整个生活情况。我们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很多相关情况并由此开始进行讨论，态度不是有些傲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