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家族观念——渐变的意识 不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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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当听到一位美国朋友说:“他不久前结婚了”时,我不禁脱口问道:“什么?他不是同性恋吗?”这位朋友露出一幅莫名其妙的表情望着我,说:“是啊,所以是和男人结婚啊。”
我不由得感到,我虽然是研究家族问题的社会学家,但仍然深为日本的家族观念所束缚。从研究的角度,我是知道存在同性恋者之间的结婚或准结婚制度的。
但是在日本,同性结婚还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所以不曾想到过同性恋者的婚姻之事(在日本,法律不承认同性恋者结婚,但存在利用收养制度而获得同住者法律权力的事例)。
牢不可破的婚姻制度是少子化的一个原因
日本的家族制度可谓坚不可摧。
这不仅限于同性之间的结婚不被认可。结婚后妻子保留自己的姓氏这种夫妻不同姓的情况也不为法律承认。东京地方法院在今年5月刚刚作出这种事例不违宪的判决。
日本的婚外子女出生率在百分之二左右,而北欧、法国则达半数以上,美国也有百分之四十,相比之下,日本数量之少显而易见。此外,日本的民法规定,婚外子女的遗产继承份额为婚内子女的一半(*1)。
这些牢不可破的婚姻制度,正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少子化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曾流行DINKs(丁克家庭,即双薪水,无子女的家庭)一词,但实际情况是结婚后有孩子的夫妻居多(*2),较少有夫妻选择不生育子女的。
在夫妻同心享受生活这种文化还没扎下根来的日本社会,人们会因结婚而失去许多个人的权利(包括自由的性活动),被妻子和丈夫的义务体系所束缚。只有“生育孩子”,是结婚才有可能实现的。
同时,现在四对夫妻中有一对是先孕后婚,也就是“奉子成婚”的。甚至可以认为,日本的许多男女之所以结婚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有个孩子。
(*1) ^ 预计最高法院或在今年秋天的判决中极有可能将这个规定判为违宪。
(*2) ^ 2010年实施的第14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显示,结婚15年-19年的夫妇中没有生育孩子的比例占6.4%。
对养育儿童漠不关心的日本政府
许多人为了生育孩子而结婚,而日本的政府却对养育儿童漠不关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营模式开始瓦解,男性正式受雇于公司并承担挣钱养家责任的模式(男性养家糊口模式)随之崩溃。进入21世纪,双职工家庭的数量超过了男性养家糊口模式的家庭。
世界金融危机后,被迫外出工作的妇女也急速增加,托儿所的待机入托儿童猛增,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一方面叹息少子化,新生儿年年减少,一方面待机入托儿童不断增加。
在日本,仿照“求职活动”这种说法,派生了“求婚活动”、“离婚(准备)活动”等词语,如今甚至诞生了“入托活动”(孕妇、产后的女性为给自己的孩子寻找托儿所而四处奔忙)一词。
安倍政府的保育制度遭诸多诟病
孩子入托难,家庭事业并立亦难——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许多独身女性恐怕不可能梦想婚后继续工作,希望有个孩子这类事情吧。另外,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如果吃了很多苦头,那么就会影响到是否生育第二胎的决定。改善少子化的可能性看来少之又少。
现在自民党的安倍晋三政府,声称将花大力气在三岁以上的儿童教育上。而且还提议实行长达三年的育儿休假,“无忧无虑地抱三年孩子”的制度;但另一方面又称,政府对0岁婴儿的保育可不予以援助。其根据是财政困难。0岁婴儿的保育需要大量政府资金,而3岁以后的入托费用会少得多。
但是,如此之长的育儿休假之后是否还能重返工作岗位呢?此外,有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肯定希望在孩子出生后尽快恢复工作吧。安倍政府的这一方针,遭到了诸多批评。
而且,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个数值目标,计划“至2020年,将社会各个领域的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至少提升到30%”。然而全然不见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从对未婚母亲的责难和反驳中,看日本社会的变化
最近,电视、杂志大报特报了花样滑冰选手安藤美姫未婚生子的消息,引来“父亲是谁?”的一片揣测之声。
日本滑冰联盟甚至受到指责,要求其“对选手进行严格的性教育”(提前说明一下,安藤选手生于1987年,今年25岁)。
“你支持安藤美姫选手生子吗?”“你赞成一边育儿一边备战奥运吗?”——某杂志在网站上作了这样的民意调查。之后该调查因遭到反对而中止,但是,其后的某电视节目,在播放的同时通过互联网实施了“你是否想知道谁是安藤美姫的孩子的父亲”的调查。从这些反应中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未婚女性生子的责难仍然是非常强烈的。
但另一方面令我吃惊的是,对这些责难的反驳意见也很多,诸如“对别人的生活方式不应该说三道四”“受到无端攻击太可怜了。我个人坚决支持安藤选手的选择”等等。这样的言论在2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令我感慨万千。
日本也会发生戏剧性变化
人们的意识确实在逐渐发生变化。尽管如此,在制度上家族的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留存着。当人们无法忍耐僵化的家族制度,开始决断以不结婚的形式同居生子时,日本的家族制度大概就会像雪崩那样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保障男性终身正规雇用这一可代表日本文化之特征的日本经营模式也崩溃了。90年代,性的社会规范瓦解,如今未婚者获得了性的自由。这些变化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即便在天主教国家法国,也存在《民事结合契约(PACS)》的选择,它与合法婚姻几乎具有等同的权利。我认为,在实际生活不大受宗教影响的日本,只要时机成熟,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2013年8月6日)
照片:在冰上表演中献技的安藤美姫(2013年7月6日,福冈市,日刊体育/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