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头士来了

我与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初次见面是在东京奥运会翌年的1965年6月。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前往伦敦，在艾比路录音室（EMI录音室）对乐队的4位成员做了专访。一年后，披头士乐队赴日，在武道馆举行公演。我与约翰·列侬同岁，继1965年的独家专访后，直至1970年乐队解散，我每年都要采访他们，有幸接触到这四位同龄人的真实面貌。正值披头士乐队赴日公演50周年之际，我将就身为音乐记者的我与披头士乐队的交流以及日本当时的情况，在本文中进行一次回顾。

《音乐生活》杂志封面。刊登了星加Rumi子女士1965年在伦敦的EMI录音室采访披头士乐队的报道。中间为笔者

25岁就任总编，随即飞往伦敦

我从短期大学毕业，进入《音乐生活》担任编辑，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之后，开始注意到“披头士”这个名字。我喜欢美国的摇滚乐、节奏布鲁斯（R&B）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进音乐出版社工作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起初对披头士并不是很感兴趣。

从1963年前后开始，美国的业界报纸上经常出现“披头士”这个名字。在1964年的北美巡演中，乐队所到之处，都充斥了成千上万狂热追捧的粉丝，这样的消息也很快传到日本。同年中期，《音乐生活》编辑部也开始有放学回家的女生来询问有没有什么关于披头士的新消息或照片。

我问她们，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对披头士的歌曲，她们回答说：“FEN(美军的远东广播)从早到晚都在播放披头士的歌曲”，“在深夜广播里也经常听”。

日本首次发行的单曲《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握住你的手）也很畅销，但对于我这种听惯了50年代摇滚乐的人而言，披头士的声音非常特别，所以我以为，他们的人气也就是昙花一现。

虽说如此，披头士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作为音乐杂志，我还是希望刊登一些相关报道。当时，从通讯社购买一张图片要花数万日元。《音乐生活》的首任总编草野昌一先生一幅若无其事的神情，对我说了句“你亲自去伦敦采访吧”。于是凭着这句话，我充分调动国内外各方面关系，琢磨研究了一套成功见到披头士的战略。当然，我给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发去了采访申请函，但得到“Absolutely not（绝对不行）”的回复，说是来自全世界媒体的采访申请函已在他的办公桌上堆积如山。

最后，在英国EMI公司熟人的建议下，1965年6月我姑且飞到伦敦。因为6月整整一个月，披头士的4名成员都将在伦敦录制专辑《Help！》，是会面的最佳时机。出发前一周，我还突然接替了草野先生的总编一职。

我虽和爱泼斯坦约好了见面，当然尚未得到采访披头士的承诺。我带给爱泼斯坦的礼物是一把日本刀，这在现今是难以想象的。带一把刀反而引人注目，为谨慎起见，作为随身携带物品，我还买了4件复制品放在纸袋里带上飞机。去伦敦之前，我先绕道德国的汉堡和巴黎采访，在通关检查时均未碰到特别的麻烦。

在艾比路录音室的3小时

即便爱泼斯坦不太了解日本，但对日本音乐市场的迅速发展，他是很清楚的；而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堆积如山的采访申请函，他从来遵循的原则大概都是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然而，或许是被我千里迢迢自东方而来的热情和诚意所打动，或许也是相当中意我的礼物——日本刀（他知道黑泽明的《七武士》这部影片），他安排我见到了披头士乐队，让我终于如愿以偿。

1965年6月15日，在伦敦的EMI录音室对披头士乐队进行专访。站在约翰·列侬（右）和保罗·麦卡特尼中间的为笔者

披头士乐队成员和制作人乔治·马丁（后排左二）在翻看星加女士带来的《音乐生活》杂志

6月15日下午5点多，我前往披头士正在录制专辑的EMI录音室。音乐制作人乔治·马丁在第2录音室1层的混音室接待了我。地下录音室里的4位成员对于身着和服的我感到稀奇，他们停止了交谈，仰头望着我；保罗·麦卡特尼向我招手示意：那里有楼梯，下来吧。

他们已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却不曾料到是我这样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身高1.5米），身着和服出现在他们眼前。乔治·哈里森冲过来问我，为什么要系如此宽大的一条腰带，衣袖为什么这么长。我穿的这身和服，为我们的谈话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见我年龄相仿，英语说得只言片语，身材又矮小，显然对他们无害，让他们放下心来，气氛很快变得融洽，我们开始轻松随意地交谈起来。事先说好只采访半个小时，结果我们在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

《音乐生活》向读者征集了关于披头士4名成员的约10个问题，我将打印在纸上的问题递给保罗，他看了一眼说，就你这英语，要采访到明天早上的，说着把对其他成员的提问表拿过去，发给乔治、约翰·列侬和林戈·斯塔尔，大家开始认真地为我们的读者填写起答案来。

在4名成员中，最初给人以怕生印象的约翰，熟悉后便放松了，开始有说有笑，成为四人中最健谈的一个。他对日本有些了解，表示如果去日本的话，想见相扑运动员，说是美术学校的朋友带来一本日本写真集，里面有“beautiful”的大力士照片。“我会说日语的”，他学着日语的腔调，还为我们表演了“日语模仿秀”。

之后，我从伦敦飞往美国采访了1个月，回国时，刊登了我采访披头士报道的《音乐生活》已经发行。以往只卖5～7万本的杂志，那一期印刷了25万本，几乎全部售罄。

在伦敦接受专访1年后赴日公演

1966年新年伊始，我获悉披头士乐队要来日本演出。与协同企划（现协同东京）的永岛达司先生见面闲谈时，他曾问过我对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印象，我说他们很友善，但经纪人爱泼斯坦不好对付。披头士赴日公演确定下来，是此后不久的事情。

披头士赴日公演由协同企划、读卖新闻和中部日本放送联合主办。6月30日到7月2日5场演出的入场券只能通过抽签获得，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获得应征资格：寄往返明信片给《读卖新闻》应征、参加狮王牙膏或东芝音乐工业（披头士乐队唱片发行商）等赞助企业的悬赏活动、购买日本航空的往返机票。为获得入场券，很多年轻人参加了上述所有活动。

与年轻人的狂热形成对照的，是不少成年人对披头士，包括其发型在内表现出反感之情。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像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组那样，头发三七分，演唱校园民歌的乐队。

6月29日凌晨，披头士来到日本。原计划28日抵达，因受台风影响而推迟了一天。当天下午召开了记者见面会，4名成员并排坐在台上，事先商定好只能由3名记者代表提问。当坐在记者席上的我看到记者代表斯文地打开写好了问题的纸卷开始提问时，不由得笑了：“这是干什么？”披头士4名成员恐怕也没想到记者会见形式如此刻板，但他们的回答诙谐机智，妙趣横生。

约翰·列侬怪异的“干杯”

7月2日中午见到了他们4人。我是他们在入住的东京希尔顿酒店10层总统套房里正式招待的唯一一名记者。但房间里人员出入频繁，完全不具备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采访的氛围。因为他们4人不允许外出，所以闲暇时间只能受歌迷会之托画几张画儿，或是听听主办方赠送的民谣之类的唱片。我进入房间时，卖相机的，推销和服和腰带的土产商正摊开货品。4位对相机特别感兴趣，向与我同行的摄影师长谷部宏询问那一台相机好。

1966年7月2日于东京希尔顿酒店。因为约翰·列侬问“日本的孩子中间流行什么？”，星加女士便向其传授了《阿松君》的招牌姿势。约翰立即模仿，林戈·斯塔尔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后来也摆出这个姿势，却没有留下纪念照

约翰在房间进进出出，突然，他高高举起桌子上倒有橙汁的玻璃杯，大声喊叫着什么。我听到他似乎在说“The Beatles will fade out（披头士将淡出）”。大家都当作玩笑而报以一笑，旁边的林戈指着爱泼斯坦说：“布莱恩，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却一步也不能离开酒店。这钱该花在哪儿呢？”

然后，爱泼斯坦轻轻走到我身边，把手指放到唇边对我耳语道：“约翰刚才说的话不能写进报道啊！”他是认真的。

披头士的访日演唱会我听了两场，第一天的首场和7月2日晚上的最后一场。在他们演唱时，年轻女观众的娇柔之声迭起，但歌声还是能听得很清楚。记得在演唱“Yesterday”时，女孩子们相互提醒：“嘘——，安静些”，场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有幸目睹约翰和保罗的合作现场

披头士赴日演出，一改日本社会对他们的认识。赴日前曾有抗议活动，反对英国的长发摇滚歌手使用武道“圣地”武道馆，右翼还出动了街头宣传车，反对披头士赴日。

然而短短不足5天的访问，令日本舆论出现了巨大变化，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接受披头士。从此，披头士唱片销量成倍增长；惯于说长道短的媒体，论调也转向善意。对披头士毫无兴趣的成年人也逐渐感到，他们的音乐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继披头士之后，在武道馆举办大型演唱会成为常规，感觉各方面给年轻人的压力都在减小。

赴日公演半个世纪后，日本人对披头士的热情并未消退。多次采访披头士的星加女士成为访谈活动争相邀请的对象

赴日公演后，1966年8月，我又受邀随行采访披头士乐队的北美巡演，这是他们“最后的巡回演唱会”。此后，直至1970年乐队解散，我每年都与披头士见面，见证了披头士乐队珍贵的历史场景和历史时刻。记得1966年北美巡演，在芝加哥演唱会开幕彩排的间歇，淋浴后的约翰一丝不挂地出现在我面前，板着面孔喊道：“RUMI，把搭在椅子上的毛巾扔给我！”显然他是想跟我开玩笑。

1967年9月，在EMI录音室，我目睹了保罗和约翰完成《The Fool On The Hill》（山上的傻瓜）的歌词创作，并由4人共同录制歌曲的场景。顺带提及，当时坐在录音室角落里的日本女性，就是当年年底嫁给约翰的小野洋子。

1969年1月，我碰巧亲临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屋顶演唱会”。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伦敦，不过与披头士毫不相关。他们成立的苹果公司的工作人员邀请我参加披头士在屋顶举办的演唱会，于是我欣然前往。当时我认为，4人好久没聚在一起，这不过是披头士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而已。但后来唱片《Let It Be》（顺其自然）发行，同名电影公映，让我吃惊非小。

披头士的记忆珍藏在日本人心底

1970年，披头士乐队解散的消息传来，我虽然感到遗憾，却并不惊讶。从1968年前后开始，苹果公司发展不顺，4名成员除了“屋顶演唱会”之外，几乎没去过公司。虽然约翰和保罗携手共同创作了“The Fool On The Hill”的歌词，但从1968年的《The Beatles（White Album）》（披头士，白色专辑）中可以听出，二人的方向性大相径庭，一直觉得，他们最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披头士赴日50年之后的今天，大家还在谈论他们。当然，他们的歌曲具有普遍性，无论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都能触动人心。不过，却只有日本，动辄以赴日几十周年等为由，举办与披头士相关的大规模活动。心底里永远珍藏着披头士记忆的粉丝，也许在日本尤为众多吧。

（根据2016年6月25日的采访，由nippon.com日本网编辑部编写）

标题图片：1966年6月30日，披头士乐队在日本武道馆的演唱会上（图片提供：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