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后日台关系将如何变化——台湾的蔡英文新政权

5月20日，台湾政党轮替，政权从马英九的国民党手上，移交给了蔡英文的民进党。本次政权交替的一项特征，是日本与台湾双方都对更加密切的日台关系，抱着前所未有的高涨期盼。这也可以视为是蔡英文政权重视日美，和中国稍微拉开距离的路线，与近来日本掀起的“哈台”热潮之间，产生了“化学效应”的结果。同一时间，从中国政府高官的发言中，我们也可以窥知中国对于日台关系的融洽氛围，开始绷紧了神经。

然而，政权交替前夕，在冲之鸟岛（冲之鸟礁，下同——译注）近海处爆发了台湾渔船扣押事件。这一紧张事态再度印证了日台之间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有产生对立冲突的潜在危险。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面对“5・20（政权交替之日）后的日台关系”呢？笔者试将就此进行一番思索。

“日华”与“日台”的双重结构

首先，一切的大前提，就是台湾与日本双方关系的难处，在于“中国”总夹缠其中。这个说法虽然稍嫌直接，但若仅把日台关系独立出来看，则“中国”对于日台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常常成为阻碍的要因。这并不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而排斥日本与台湾走得太近，而是指台湾内部含有的“中国”的成分，与日台关系的摇摆不定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尖阁诸岛（台湾名称：钓鱼台，下同）、慰安妇，以及冲之鸟岛等问题，都相当具有象征性。

要理解这份难处，必须从存在于日台关系之中的“日华”与“日台”的双重结构谈起。“日华”指的是“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而“日台”指的是“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许多台湾研究者都指出，二战后的日本与台湾，是抱着“日华”与“日台”的双重结构一路走到现在的。而就我的观察来看，近来的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似乎能归结出一个整体倾向，亦即当“日华”的那一面占上风时双方关系便会弱化，而当“日台”那一面呈强势时双方关系则趋向稳定。

附带一提，我文中的“日华关系”，在台湾的对应称呼并不是“华日关系”，而是“中日关系”。当然在目前的台湾，一般认知里“日中关系”指的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但一直到今天，我仍旧能不时地在国民党相关人士访日时的演说等场合，听见“我们中日两国……”一语。当然，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相当于台湾的大使馆）的人深谙日本习惯，因此一定会使用“日台关系”一词。但从台湾的外交立场而言，原则上“中日关系（华日关系）”才是正式的称谓。

“日华”的摩擦与“日台”的强化

在“日华”关系里面，容易产生摩擦的最大原因，在于中华民国过去曾与日本发生战争，是击败日本的同盟国之一，因此双方形成了战胜国（中华民国）对战败国（日本）的定位。由中华民国式的历史观点来看，日本意味着那个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译注）中，蛮横强硬地将台湾抢走的国家；而台湾本身，便成了在对日关系方面的道德上的批判材料。在其余历史问题或领土问题方面也一样，中华民国身分的台湾，会死板教条地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而日本一般不把无邦交的台湾看作中华民国，一旦遇上冲突便会困惑于“台湾为什么会像中国一样，态度如此强硬”。

另一方面，因着50年的日本统治，日本与台湾之间产生了犹如土壤中根茎一般千丝万缕的人际交流往来关系，这便是“日台”关系的核心。而支撑维系这种关系的，是如同前总统李登辉那样接受过日文教育的台湾人、像作家陈舜臣那样因为种种缘由战后继续生活在日本的台湾人、以及引起热议的电影《湾生回家》中描述的“湾生”——也就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日本人。日本与中国在近代史中的冲突摩擦，并不大会投射在“日台”关系层面中，因此领土领海问题或历史问题等等不容易成为议题焦点。

二战后，日本与中华民国在1952年建立邦交，当时对日本而言，在外交层面上的“中国”即为台湾，亦即中华民国。那时“日台”层面的人际往来依然持续，一直到1972年断交为止，双方的关系简单地说就如同一枚硬币，“日华”是其正面，而“日台”是其反面。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国民党政权，在那段时间极力让“日台”这一面，深埋于水面之下，并间或展开政治运动，试图借着批判“皇民化”而彻底洗去台湾内含的“日台”成分。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日台”渐成主流

1972年双方断交后，官方领域里“日华”退守，使得“日台”关系在某些层面上作为“日华”的替代变得容易浮上台面，但即便如此，当时台湾方面依然态度不变，强调自己身为中国正统政权的立场，因此“日华”仍旧把守着硬币正面的位置。这种状况的改变，一直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肩负着日本统治时代的政治家李登辉登场，“日台”由此方得从幕后走向台前。特别是在1995年前后，当他身为总统进入稳定期后，开始积极地说出那份内化于心的“日本”。不论是在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里，还是在李登辉自己的著作内，他的对日态度基本上都是以“日台”的思维为基础的，在广泛获得日本人好感的同时，也令台湾内部的中华民国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心生不快。

即便在最近，针对李登辉的对日关系发言，马英九之所以会那样地穷追猛打，不就是因为身为“日台关系”的政治家李登辉，和身为“日华关系”的政治家马英九这两人的意见分歧所致吗？例如，多属“日台”派的民进党等本土派系，对于尖阁诸岛的主权意识并不浓烈；相形之下，对国民党等“日华”派而言，这就是个无法退让的问题。在冲之鸟岛发生的渔船扣押事件中，民进党之所以和带头抨击日本的国民党步调一致，其原因就在于只要在制度上，他们是中华民国的政党、行政官员或立法委员，那么在政治伦理问题上，就无论如何也脱离不去中华民国式的论调。在这个问题上，下任驻日代表人选的谢长廷，就是否该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表达了审慎的态度，因此被支持国民党的人士冠以抨击性的词语“皇民”而大张挞伐。从中华民国式的价值观里看，“皇民”一词拥有几近于“卖国贼”的力道。

不过，整体来说，打从李登辉时代开始，日本与台湾的关系，逐渐由“日华”向着“日台”倾斜靠拢，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而台湾自己的大中国意识衰退，台湾认同意识日渐高涨，也让“日台”关系开始逐渐成为日本和台湾关系的主流。

饶富兴味的是，李登辉政权之后，在2008年政权交替之际，被视为“反日派”的马英九出任总统，是否会导致日台关系恶化，曾一度引起人们忧虑。但就结果来看，8年下来，日台关系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在涉及尖阁诸岛问题上，缔结了划时代的日台渔业协定，还实现了悬宕多年的故宫珍宝赴日展览。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台湾，都有看法认为，“目前的日台关系是断交后（或二战后）最好的”。只不过在陈水扁执政末期，同样也曾出现过“历来最佳”的评价。这个现象可说是意味着，自李登辉以后，日台关系虽受诸多问题所困，却也以“日台”为基础，呈现前景看好的上升趋势。前不久双方面对震灾，互相援助，互释善意，这样的良性循环，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在“日台”关系趋于主流化的潮流中产生的现象。它不受“日中”关系在近现代史问题上的影响，纯粹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情感为基础，是彼此互相援助这种民间的“日台”意识所幻化出的美好结晶。

授勋，一种非正式外交的交流

透过这次政权交替，一般认为比起“日华”路线，将更偏重“日台”关系的民进党政权于焉诞生。而即使与日本发生领土问题或史观问题，民进党也很可能会以“不像国民党那样掀起轩然大波”这样的潜规则，来协调对日关系，而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希望日本在政策方面对台湾施予小惠的考虑。然而，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日本无法充分满足台湾方面的期待，这或会令台湾方面失意，感受到某种困惑和沮丧。犹记得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就曾有过这类不满。

不过，现今的日本政府与当年已是状况大异，多了好几种对台湾表达善意的方法，手中的牌也增加了几张。其中，授勋予台湾相关人士或许就是个好例子，这在笔者近期出版的拙著《何谓台湾》（筑摩新书）中，也多有说明。自从1972年断交以来，日本几乎没有授勋给来自台湾的人士，而对中国方面的授勋，则数见不鲜。很明显，这个差距肇因于是否有邦交存在。

一直到2005年春天，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前台湾日文教育委员会暨东吴大学客座教授蔡茂丰，长年推动日文教育的努力获得肯定，获赠“旭日中绶章”；同年秋天，台日经济贸易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李上甲，也同样获赠“旭日中绶章”。其后，授勋者持续增加，其中的知名人士，有在2012年获颁“旭日重光章”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集团前董事长辜濂松和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而2015年秋天获得“旭日重光章”的彭荣次，则是在幕后安排李登辉访日的人物；知名的亲日派财经界人士，奇美企业的许文龙也获得了“旭日中绶章”。

另一方面，在2015年获得“旭日重光章”的江丙坤，作为马英九政府的对中国窗口，置身于磋商改善中台关系的第一线；而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前驻日代表许水德，则获颁“旭日大绶章”，这是历来的台湾受勋者中等级最高的。除上述受勋者外，在司马辽太郎《台湾纪行》或小林善纪《台湾论》里，以“老台北”之姿登场的蔡焜灿，也在2014年获得了“旭日双光章”。

由此可以明白，日本政府意图性地以超越台湾内部政治立场的形式，授勋予对日台交流有贡献的人物，借此达到长期强化日台关系的目的。在日本不能与台湾有正式“外交”的情况下，授勋可以说是“非外交”领域中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

在蔡英文新政权之下，将日台关系推向新高峰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绝不单单是双方之间的关系，这里面难以排除来自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影响。若从“台湾与日、美、中”这个观点出发，美中关系正如同南海问题所象征的一般，孕育着紧张的空气；而美国出于战略性目的打出重视日本、台湾举措；这对日本而言，也形成了一种更易于和台湾往来的因子。与此同时，中国在马英九政权下的中台蜜月期，对于日台双方些许的相互靠拢，采取了姑息容忍；但在民进党掌权后，一旦中台关系冷却，中国将更加警惕日台关系动向。而另一方面，眼下日中关系转趋改善之际，先是日本岸田外相访问中国，而今年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也已开始纳入视野，如此一来，中国也不好过度地抨击日本。

另外，从本文主旨来说，较之执着于“日华”关系的国民党政权，民进党政权在这方面意识淡薄，日台关系相对不易陷入严重冲突。日本近来还受到堪称“哈台”这股喜爱台湾的热潮支撑，不论是出于战略考量还是情感因素，都希望珍视台湾，这种动机也作用于政治层面。而且，从过往的政策、行动中看来，当今安倍政权对台湾的重视亦是毫无疑问的。统整上述种种条件，笔者认为，蔡英文新政权下的日台关系，将非常可能比过往都来得安定，且将更容易谋求双方关系的深化。日台关系历来总是受到“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束缚，限制极多，而大国中国更将台湾定义为核心问题之一。对此，现在或许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双方可在审慎、仔细地明辨中国每一个反应和动作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在“非外交”领域，或者在“外交”与“非外交”之间的灰色地带，大加拓展日台关系的广度与深度。

台湾认同意识在台湾的蓬勃茁壮，也意味着在台湾人心中，“希望重视台湾的利益与尊严”这样的国族主义正逐渐增强。我期盼日本方面在处理尖阁诸岛、慰安妇、冲之鸟岛等横亘在日台间的各类问题时，能关注台湾社会的这种民情民意风气，掌控好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为不破坏关系改善的趋势，反复对话，恰到好处地协调运作。

民进党新政权已决定派出曾历任等同首相的行政院长一职，并于2008年以民进党推举的候选人挑战总统大选的谢长廷，作为新一任驻日代表。日本方面过往出任交流协会台湾事务所长这个大使角色的，以惯例主要是有日本驻外使领馆大使领事资历的人才。而今后，配合台湾方面推派的重量级人物，日本方面也不妨探讨做出更具震撼力的人事安排。

（2016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