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失去时代”的起点
“失去的10年”变成了“20年”，原本有所指望的安倍经济学，也在“经济良性循环”实现之前，卷入了世界经济的乱局之中。日元升值，股价下跌，日本央行的负利率政策，看来也无法使经济“起死回生”。
关于日本经济常说的“失去的XX年”，通常是从1991年土地价格泡沫破灭开始算起。我对这种算法有不同意见。因为如果泡沫本身不存在，那么其破灭也好，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后遗症也好，都应该是不存在的。所以我是从1985年泡沫经济的起点开始算起。这么算来，失去的已经是30年了。
198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出口国。另一方面，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出口导向的局限也已显现。导致日元空前升值的导火索“广场协议”也是在这一年达成的。1985年，是日本经济为动荡的日元所摆布、陷入失去时代的起点。
“广场协议”是始作俑者
哈佛大学教授Dale Jorge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广场协议达成之前，通过购买力平价来看，日元对美元一直是被低估（低于实际价值）。但按照他们计算结论，日元后来是从1985年的低估13%，到了1990年时的高估28%（高于实际价值），甚至最高达到1995年的高估75%。
80年代前期，在美联储（FRB）主席保罗·沃尔克为应对通胀的大力调控下，美国出现了高利率、美元升值的局面。
1985年9月22日，在正对纽约中央公园的广场饭店里，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汇集一堂，就协调介入阻止美元升值（使非美元货币升值）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日本方面参加人员为大藏大臣（财长）竹下登和日本银行总裁澄田智。
广场协议达成时1美元兑换240日元，竹下登等人心里的底线是升值到1美元兑换200日元左右，但日元升值超过了预想计划。1987年初，已经冲破了150日元。同年2月为阻止美元贬值达成的“卢浮宫协议”也未能奏效，到1988年初已经冲破120日元。货币政策部门实施的“买进美元、卖出日元”的介入措施没有起到效果，3年左右的时间，美元已贬值了一半。
出口产业哀声一片。面对“日元升值导致的经济衰退”，政府和日本央行举起了提振内需的大旗。日本银行在1986～87年期间5次下调基准利率。政府也从紧缩财政转向增加公共投资。
1986年底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期，但对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暴跌的所谓“黑色星期一”所作的过度反应则归于失败。由于担心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终止金融宽松政策太迟。历史最低水平的基准利率在2.5%上保持了2年零3个月，银行向企业慷慨放贷，引爆了地价和股价。
巨大的投资失败
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里，有一张图表一目了然，显示了发达国家民间资本的价值与国民收入之比。日本从1985年的不足5倍，发展到1990年的大约7倍，形成异常的波峰。皮克迪指出：“1970年～2010年期间最为壮观的泡沫经济，毫无疑问是1990年的日本经济泡沫”。
泡沫经济可说是“巨大的投资失败”。投资，是在构想预期未来的前提下，为实现它而投入资源的行为。但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明确的未来目标。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日本其实一直以来都只是跟在前面领跑的欧美国家后面跑。
傅高义教授1979年推出了其著作《日本第一》。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苦于通胀和经济衰退的夹击，而日本率先摆脱出来。这主要是拜制造业成功大幅降低了单位能耗所赐。
虽然日本率先摆脱了危机，但前方没有领路的先导了。经济作家堺屋太一在1985年推出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提倡要从大规模量产的工业社会向“知识价值作为决定因素”的知识价值社会转型。如果当时选择了这条路，日本或许已经建成了自己的“硅谷”。
而在现实中发生的，却是房地产暴涨的“土地价值革命”。由于资金过剩，很多企业开始染指理财、房地产投资、疗养设施开发等，在主业上也过度投资。当泡沫经济崩溃，设备、雇佣、债务这“三大过剩”，长期困扰着企业。
公共投资反致恶果
从泡沫经济崩溃到金融危机，这一段期间的政策失误和混乱的过程，已经有好几十本书写过了，我这里想聚焦于日元变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
让我们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始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等人提出的模型强调，“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起作用，在浮动汇率制下金融政策起作用”。
在浮动汇率制下增发国债这种财政扩张的做法，提高了利率，海外资本流入，导致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减少。货币升值抵消了财政扩张的效果。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元急速升值，也是因为市场预测日本为了恢复重建会实施财政扩张政策。
日子不断“失去”的日本，原本应该起作用的金融政策，由于时机不好，或者由于实行得不彻底导致效果打折扣，效果令人怀疑的公共投资大量投入，反而导致国家债台高筑。
屡屡脱节的金融政策
前面已经说过，澄田总裁时代实施了时间过长的金融宽松，导致了泡沫经济。1989年5月又转向紧缩调控，澄田和继任的三重野康总裁，在15个月的时间里5次提高利率。急匆匆实施的紧缩调控和再次金融宽松政策的延误推出，导致泡沫急剧破灭，经济十分受伤。金融政策，无论是宽松还是紧缩，从负面意义上来说确实都“起了作用”。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由于金融宽松不够彻底，导致通缩长期化。速水优总裁轻率解除零利率政策（半年之后又恢复了）就是其中的典型。另外，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大胆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日本银行所谓的金融宽松政策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即所谓“宽松不足”），导致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更加延长。
财政扩张作为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始于1987年中曾根康弘内阁确定的项目总费用高达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政策。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宫泽喜一内阁、细川护熙内阁和村山富市内阁，尽管执政党交替，但都接连推出项目规模超过10万亿日元的以公共项目为中心的紧急应对措施。
这其中，也有美国强迫日本扩大内需的压力。日美结构问题协议中，约定了从1991年开始的10年期间，日本要实施总额达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此项计划在村山内阁时期，又修订为从1995年起的10年内将总额增至630万亿日元。
如果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正确的话，就可以认为担心日元升值的日本选择的财政扩张之路又进一步推进了日元升值。之所以会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政治家都喜欢那些能“拉来选票”的公共事业，而不喜欢赤字国债的财政部门，也优先安排那些用建设国债来填补财源的公共事业。
《纽约时报》1997年4月1日发表的题为《日本通向巨额赤字之路乃公共项目铺就》的报道中，以“农道机场”等为例，以厌恶的语气报道日本大肆挥霍推进公共事业的情况。
对公共事业的偏重，产生了大量不需要也没有迫切性的社会资本，这是现今国债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主要原因。1985年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还是530万人，1997年增加到了685万人，达到此最高点后人数剧减，很多人的职业生涯从此乱了套。
政策导致的长期通缩
仔细考察日本、同期经济泡沫崩溃的瑞典以及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可以发现一些如何克服泡沫经济崩溃型经济衰退的一些真谛。
那就是，政府介入迅速处理不良债权，通过向银行注入公共资金等方式恢复金融系统的信用。另外，实施彻底的金融宽松政策和货币贬值，避免陷入通缩。
日本迟迟没有处理不良债权，导致金融系统出现动荡，经济活动陷入萎缩。金融放宽不彻底，导致无法纠正日元过度升值。而国际竞争力受损的企业，只能走削减成本的路，这样就形成了通缩。
虽然迟了一些，但黑田东彦总裁的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使日元贬值得以实现。不过在今年初以来的世界经济乱局中，其成果日益缩小。
除了宏观政策之外，经济增长战略也很重要。日本作为工业大国的成功经验，反而成为阻碍，日本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方面起步晚了。不到1%的潜在增长率，在企业部门沉淀的庞大过剩储蓄，不正是表明了我们缺乏构想未来的能力吗？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把各种物品连接在一起的“物联网（IoT）”等技术革新为背景，席卷所有产业和国家的革命性变化已经开始。这种认识，就是广义的“知识价值革命”吧。
30年前用土地价值错误取代了知识价值，这种失败千万不可重演。
（2016年2月16日）
标题图片：这30年间，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倾向已成常态（图片提供：时事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