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論及臺灣學術界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動向──首次出版臺灣政治研究專書

耽讀理論書籍而導致搭電車坐過站

1992年10月，東大出版會出版我的著作《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這是我首次書寫臺灣政治研究的新著專書。

《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筆者攝影）

因這本著作，我榮獲了大平正芳記念財團環太平洋學術研究助成（1994年）與三得利學藝賞（政治經濟部門：1997年），對於我本身，在確立日本的臺灣研究這個學術領域的層面上，最終亦獲得一定程度的自信。若未得到這些榮譽的肯定，隔年「日本臺灣學會」（1998年）成立之際，或許便不會擔任主要推手。在這層意義上，此書在我的臺灣研究人生之中，可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從我本身研究活動的過程來看，此書結合了始於1980年代前半包含「走看聽選舉」的臺灣政治動向觀察，以及大約同時期開始「努力吸收」──說得好聽一點──政治學與社會學相關理論，說得直白一些便是「四處淺嚐汲取」的成果，勉勉強強將二者融合為一。 

關於前者，在此書後記的最後，記述了我自己的感懷：「前往觀察選舉的臺北、高雄、宜蘭、桃園、屏東、板橋等城市的街頭，對於筆者而言是政治學的教室，也是民主主義的補習學校。本書獻給那些在各地街頭與我見面、或是擦身而過的所有人。」 

關於後者，至今腦海裡仍留有某個強烈記憶。1986年秋，我升任助教授，某日授課結束後，回家前繞至大學生協（譯註：全名為「大學生活協同組合」，由學生、老師和行政人員等大學相關成員加入成為會員，大多負責校園內的學生餐廳、販賣部與書店的營運，以及房屋租賃介紹、交通票券優惠等相關事務）的書籍部，看了時常駐足確認的新書出版書架，發現一本名為《威權統治的轉型：關於不確定民主的試探性結論》的書籍（原書名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日譯書名『民主化の比較政治学』）。書名引起我的興趣，當場便直接購入。那本書是歐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與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著書的日譯版本，這兩位學者在當時威權主義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轉型研究裡，可說是赫赫有名。

我在回家的電車上，一手拉著電車拉環，立刻開始讀起書來，不知不覺之間沉溺其中。該書陸續出現許多段落，像是以理論生動地描繪出我在1980年代初開始觀察到的臺灣政治動向。那些記述以專業用語的方式出現，言簡意賅地敘述那些動向過程。例如書中有云「（威權主義體制掌權派內的）鷹派的暴衝與挫敗」、「（體制掌權派分批漸進的民主化與自由化形成）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威權主義體制藉此試圖維持權力而）向前遁逃」、「（安撫體制內保守派並接受改革的）逆向正統化」等等論述。等我回過神來，已經錯過轉乘站好幾站。其後的通勤生活裡，亦曾好幾次搭車錯過下車站，但我想只有那一次是因為耽讀理論書籍而坐過站。在那個瞬間，實際感受到概念可以簡約地敘述政治的推進過程中發生的諸多變化之脈絡，以及其強而有力的詮釋力。

猪口孝教授的學術組織能力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著作也是獲得外力協助才得以出版。若以日本學界的實際狀況來說，我便是借助了猪口孝教授（當時任職於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學術組織能力。那個時期，猪口教授擔任東大出版會刊行現代政治叢書共20卷的編輯工作，正開始在政治學界展現其顯耀奪目的影響力。

1985年，我尚在香港領事館工作，某日突然接到猪口先生的來信。當時電腦和電子郵件都尚未普及，信件皆為手寫，因此我與家人一起解讀信件裡相當不易閱讀的字跡，內容大意是請我進行臺灣政治研究，並撰寫專著，因為以我當時接近40歲左右的年紀，體力、精神專注力與研究能力都一應俱全，此時最適合研究著述。

當時尚未談到任何關於出版的具體話題，只是當成就讀研究所參加衛藤教授研究會時認識的前輩來信鼓勵，接到信件之後過了二、三年，某日，東京外國語大學的中嶋嶺雄教授組織了一個關於東亞比較研究的大型科學研究補助案（科研），其中一個研究小組由猪口教授主導，因此聯絡我，希望我能參與研究，所以要我與成員一同見面聚會。

會面的地點記得應該是在東大本鄉校區旁的學士會館分館，除了猪口教授之外，參加成員還有天兒慧（中國）、鐸木昌之（北韓）、服部民夫（南韓）、白石昌也（越南）。根據猪口教授的說法，此次集會除了是研究小組成員的會面，同時也是出版叢書的執筆者聚會，整套叢書的名稱是「東亞的國家與社會」，由東大出版會出版。成員們各自撰寫一冊關於自己專業領域的書籍，除了前述4名成員與專精的4個地區之外，日本政治由猪口教授負責，臺灣政治則由我負責撰寫。我記得東大出版會的竹中英俊先生亦在席上，其後時常受他關照。 

無論是抽象的說明，抑或具體的建議，猪口教授當天沒有給我們任何指示，並未要求該寫什麼，或應該如何寫。他只對我們說，你們現在剛好年富力強，研究上也已經步上軌道，請撰寫一本自己專精地區的政治相關書籍，出版社也已經敲定。我也很感謝猪口教授讓我加入他的科研小組，雖然一年分配到的經費僅有數十萬日幣，但已足夠充作前往臺灣的旅費。以往在雜誌上寫稿，將獲得的稿費當作前往臺灣的旅費，接著繼續寫稿以支應下次的旅費，但有了研究補助的經費，便毋須如此這般地為了籌措研究旅費而傷腦筋。

猪口教授當時大概想要在政治學界推動一股嶄新風氣，我的識見無法說明他的理想為何，但當他的政治學叢書企畫完成之後，接著希望能創造出區域研究式的亞洲政治研究這樣的學術空間，因而注意到當時我剛好開始進行臺灣政治研究。從我的角度來看，以猪口教授所拓展出的空間為研究領域的根據地，可以向外界展示學術性的臺灣政治研究之存在。

從學術知識上的「中華民國臺灣化」之動向汲取能量

催生出這本專書的另一個學術環境在於臺灣學界的嶄新動向。幾乎與我同世代的吳乃德先生與陳明通先生的博士論文，可以說是這個動向的兩大代表性論述。我記得應該是發生在1988年中，或是1989年3月訪臺之際的事情。我聽聞吳乃德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1)，非常傑出地分析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主義體制，在「黨外」的年輕研究者和研究生之間廣為傳閱。告訴我這個消息告訴的人是老友謝明達先生，由於我非常想閱讀該書，於是謝先生告訴我，在我回國前會替我想辦法。我在回國的前一天接到他的聯絡，請我到中山北路上的國賓飯店大廳，謝先生在處理事務途中，特地繞到飯店來送論文給我，甚至幫我印好論文並集結成書。

吳乃德先生的博士論文封面和目次的一部分（筆者攝影）

毋須贅言地，我即刻在回國的飛機上耽讀起那本論文。吳乃德先生的論文將問題設定為，在長期戒嚴令之下，人權遭受侵害，理所當然會出現巨大的反彈，但為何國民黨的統治卻未遭到強烈的反抗？針對此問題，吳乃德先生認為理由不僅僅是政治警察的監視與壓迫體系，還有國民黨建構出「依附黨國體制的恩庇侍從分配體系」，讓人民難以反抗。針對容易組織團體的勞動者，設置金字塔型權力構造的工會，再讓國民黨幹部空降擔任工會高層，以掌控之。對於青少年則是由蔣經國所主導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之組織，完全對接高中班級的分組架構，方便提供高中生休閒娛樂等野外活動之外，活動全由救國團一手包辦控制。吳乃德認為這些組織與活動是一種「解消動員能量的統合主義」（原文「コーポラティズム」，corporatism）。

另一方面，對於難以直接滲透的農村，以各種方式控制那些透過戰後地方公職選舉所形成的「地方派系」，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以壓倒性的票數持續贏得選戰，打造出選舉的恩庇侍從主義體系。恰好由於黨外勢力抬頭，而讓「選舉」這個制度獲得空前的矚目，在那個威權主義體制開始動搖的時期，這個論述對於闡明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地方政治結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因此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產生出許多碩士論文，深入各地「地方派系」的選舉活動，推展出地方派系的相關論述。

陳明通先生的研究(*2)亦屬於此思考脈絡之中，但他的作法並非深入鑽研某個特定「派系」，而是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各種地方名人錄開始，甚至是刊載於戰後報紙上的地方名人治喪委員名單，進行徹底的資料收集與分析，並以臺灣省議會議員選舉為中心，藉此實證性地描繪出全臺灣地方派系的結構，完成了傑出的研究成果。關於陳明通先生，我曾透過中間人介紹，約定會面。

陳明通先生博士論文封面和目次的一部分（筆者攝影）

關於此次會面，能指出確切的地點與日期，宛若奇蹟。地點在當時臺灣大學政治系所在的法學院胡佛教授研究計畫室，日期是1989年12月7日。我手邊並無紀錄，但當日不知為何，政治系的學生洪郁如女士在場，我贈送自己的著書給她，在書上簽名並寫下日期。洪女士之後參加我在東大開設的小型研究會，以臺灣近代女性史研究取得東大的博士學位，目前以一橋大學教授的身份培育後進。在她研究室的一個角落，洪女士幫我找到了當時的那本贈書。

除此之外，我亦從同時期的臺灣學者學到許多，但當我讀畢前述兩人的論文時，覺得「啊啊，應該可以寫了」──腦中靈感湧現的感受，至今猶在心頭。

雖然常言道，民主化不會止於民主化，但其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過程裡，作為「全中國」的代表──如此建立在虛構幻影之上的政治結構，一個個分崩離析，而政治制度則對應現實──統治範圍僅限於臺灣，並以小幅度的改革方式，正是所謂「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形式實現。此外，公民的政治意識亦隨之產生變化。

《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筆者攝影）

不久我便將此變化命名為「中華民國臺灣化」。我的著眼點在於包含統治正當性、政治菁英、政治制度、再加上臺灣住民的國族認同（譯註：原文「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national identity）等內涵的政治結構之變動，現在回想起來，198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胎動初始，學術知識上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動向，亦同時充滿生命力地降生於世。

從這個在學術知識上「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初期成果之中，我的第一本臺灣政治研究專書可說是獲益良多。反過來說，我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誕生介紹給日本的知識界，2年之後，該書的中文版(*3)更在我敬重的友人吳密察先生的審訂之下，於臺北付梓出版，我認為藉此可以將學術知識上「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初期狀況，如映照於鏡一般地，展現於臺灣人的面前。

標題圖片：筆者（野島剛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