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提倡通過個人獨立，走向國家強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西洋事情》指明日本近代化之路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的近代化政策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在政府的嚴格管理下創辦公立和私立學校以培育人才，盡可能發展各項產業以獲得貿易上的利潤；在上述基礎上致力於調整產業結構，從農業向輕工業、重工業轉型。

日本的近代化進程早在19世紀末就給泰國的扎克里改革帶來了影響，到20世紀初期，中國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借鑒這些政策力圖實現國家的變革。20世紀後半期臺灣蔣經國推行的「十大建設與民主化改革」，韓國盧泰愚的「民主化宣言」，中國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以及越南政治家長征等人提出的「革新開放」政策，這一系列近代化路線是否可以理解為日本近代化政策的延伸呢？拋開不幸的歷史背景不談，日本的近代化政策還是對亞洲各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日本近代化整體規劃的設計者之一就是福澤諭吉（1835～1901年）。福澤的思想是如何誕生的呢？論及於此，恐怕很難對他遠赴歐美考察的經歷避而不談。

1835年，福澤出生在大坂（現大阪——譯註），是家裡的第2個兒子，父親在豐前國中津藩的大坂「藏屋敷」（儲藏兼出售糧食的棧房——譯註）工作，屬於下級士族。福澤幼年時回到故鄉中津，在這裡接受了儒學教育。1854年他遊學長崎，初習蘭學（西方科學技術——譯註），轉年進入蘭方醫緒方洪庵創辦的大坂適塾，進一步深入學習蘭學。

1858年，福澤來到江戶，在藩國的蘭學塾（後來的慶應義塾）執教。同時嘗試學習英語，1860年乘坐幕府的咸臨號軍艦訪問美國舊金山。回國後受雇於「外國奉行」（外交機構——譯註），擔任譯員。1862年，前往英、法、荷、德、俄等歐洲各國考察，1866年，他根據此行對西方先進文明國家的認識出版了《西洋事情》一書，詳盡論述了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結構。1867年，福澤再度赴美，訪問了首都華盛頓和紐約。
　
福澤的奮鬥目標，是要在日本乃至亞洲各國推行《西洋事情》第一篇卷首提出的文明政治的6個條件。這些條件如下：

1. 尊重個人自由，法律不束縛國民
2. 保障國民信教的自由
3. 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
4. 充實學校教育
5. 依靠合理的法律穩定政治，從而培育產業
6. 時刻注重國民福祉的提高

福澤的一生深受富蘭克林的影響

福澤最具代表性的啟蒙著作《勸學篇》第一篇（1872年）的主題是，為了「一身獨立，一家獨立，天下國家亦獨立」，人人都應該學習「人類普遍日用的身邊實學」。他還極力宣揚，由那些學問高深的人創建的文明社會是多麼有價值。本書在宣導教育的必要性之餘，還非常重視《西洋事情》中所闡述的文明政治的各項條件，如尊重自由、引進科學技術以及政府對國民的保護等，這些觀點構成了教育家、實業家福澤諭吉整體思想的概要。

《勸學篇》的開篇詞「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名言。人們普遍認為這句話出自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而筆者推測，福澤正是從獨立宣言起草委員之一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的生涯和思想中尋找到了自己的榜樣。

富蘭克林不僅是一位科學家，同時也是出版商，以及社交俱樂部、學會和大學的創辦者及政治家。福澤的政治生涯僅限於1879年擔任了1年的東京府會議員，除此之外與富蘭克林的經歷幾乎一致，如創辦《時事新報》及實業家俱樂部交詢社，成為思想團體明六社會員，擔任東京學士會院院長，創辦慶應義塾大學等，由此可見，富蘭克林對福澤產生了重大影響。

1868年明治維新之際，福澤辭去幕府的職務，正式成為民間人士。《勸學篇》各篇文章的寫作（1872～1875年）受到《窮理查的年鑒》的影響，主張鼓勵實學及「一身之獨立與一國之獨立」，成為繼《西洋事情》之後的又一本暢銷書。1875年，福澤又出版發行了代表作《文明論概略》，強烈主張將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繼而，他又於1881年之後支持朝鮮獨立勢力，為發動政變失敗後於1885年逃亡到日本的金玉均和朴泳孝提供保護。

與動盪的明治政府之間的關係

以長州藩和薩摩藩為中心的勢力將德川家趕下將軍的寶座，各大名聯合起來重組政權，明治維新由此成功。對於此前一直主張「尊王攘夷」的長州藩佔據明治政府的中樞，福澤起初心懷畏懼，然而當他看到新政府延續了舊幕府的文明開化政策之後，便不遺餘力地從外部對明治政府給予支持。當時與其關係最為親密的是將英國的近代化模式視為日本典範的大隈重信（佐賀藩出身）和井上馨（長州藩出身），以及積極推進鐵路建設的岩倉具視（公家）。

雖然擁有幕府旗本（武士的一個等級——譯註）身份的福澤是失敗方的一員，但直至1873年大久保利通憑藉「征韓論」掌握實權為止，文明政治的6項條件一直在新政府親英美派人士的努力下穩步實現。然而，以普魯士式的近代化模式為志向的大久保掌握了政權後，福澤的構想便受到抑制。福澤非常重視個人自由的經濟活動，大久保則希望在國家統治的基礎上推進近代化進程。從福澤撰寫《分權論》（1877年）等言論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878年大久保遭暗殺之前，他一邊警惕遭到鎮壓，一邊最大限度地反抗大久保。

大久保遭暗殺後，政府的實權再度落到福澤的盟友大隈重信手中。因此，1878年至1881年間，福澤連續撰寫了《民情一新》（1879年）、《時事小言》（1881）等多部支持大隈的重要著作，並策劃起草了憲法草案，即有名的交詢社私擬憲法案。然而，大隈及慶應義塾出身的官僚在明治14年（1881年）的政變中被迫下野，這些旨在推進英國近代化模式的言論活動成果也隨之付諸東流。此後，以繼承了大久保路線的伊藤博文（長州藩出身）為核心的政府，不斷加強了在政治、經濟和教育方面統治。

注重不依附於國家的個人獨立

福澤創辦慶應義塾，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身為實業家，他還在1882年創辦了《時事新報》，在政治、時事、社會問題及女性問題等領域廣泛發表評論。《時事新報》創刊後，福澤對於日本的發展投入的感情十分複雜。對於執掌政權的伊藤而言，「一國之獨立」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這一點上他們並沒有分歧，不過伊藤並不像福澤那樣注重個人獨立的實現。福澤本人對此非常清楚，對於不能確保「一身之獨立」的國家的脆弱性，他始終心懷憂慮。

1889年，明治政府制定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由此完成了普魯士模式國家體制的建設，同時也確立了官學為主私學為輔的教育制度。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譯註）勝利後，國家在「一國之獨立」方面姑且安定下來，但人民對國家的依附感卻愈發顯得強烈，福澤對於「一身之獨立」心懷憂慮。或許正因為如此，《福翁百話》（1897年）及《福翁自傳》（1899年）等日清戰爭後的著作，其主題均涉及一身之獨立。

1901年，福澤諭吉因腦中風復發去世，享年66歲。他的一生以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折返點，前後各經歷了33年動盪的歲月。

標題圖片：1891年前後的福澤諭吉，該肖像為1984年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日圓紙鈔的原版圖（慶應義塾大學福澤研究中心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