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的亞洲與日本（1） 烏克蘭反映出的歷史挫折：平野健一郎，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

川島真  教授您在1989年至1991年間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這段時期被認為是世界歷史上的轉折點。當時，您是如何看整個世界的情勢呢？

平野健一郎  1989年年初，正值昭和轉為平成，天安門事件發生，冷戰結束。調查即可知，緬甸國（Burma）改名為緬甸（Myanmar）也是在這一年，亞洲的局勢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開始有了顯著的變化。亞太經合會（APEC）的部長會議也是在這一年開始的。當時學會中同輩的亞洲研究者們肯定都非常關注這些變化，，但是亞洲政經學會並沒有直接對此做出反應。

川島  當時學術界主要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平野  當時的學術界，例如聚集了政治研究者和經濟研究者的亞洲政經學會，討論的重點多半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特別是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關聯。我們當時認為經濟發展會促進民主化，或者民主化會推動經濟發展。但現在回頭看，這可能是一種誤解。不過，在那個時候，許多人都持這樣的看法，並且熱烈的討論，是個很罕見的時代。

例如，渡邊利夫先生(*1)當時作為年輕一代的領袖，推動了經濟發展理論，討論了經濟與政治的關聯，並提出了民主化會引領經濟發展的清晰解釋，這就是所謂的「雁行理論」。然而，不知不覺間他成為了反對這一觀點的激進者，主張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無法從數據上證明。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

亞洲研究的研討會和學術界風氣的改變：留學生的存在

川島  在1980年代到90年代這段期間，日本的亞洲研究「現場」有什麼重大改變嗎？

平野  進入90年代後，許多大學的研究室開始有相當多的留學生。戰後初期，當我首次以研究者身份參加亞洲政經學會時，那時幾乎看不到留學生。雖然當時日本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占領區，但仍處於冷戰時期，亞洲局勢變動劇烈，我們卻還沒有機會直接接觸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我當時所屬的亞洲研究團體，還沒有與亞洲有直接的接觸。然而，到了70年代，情況開始改變，研究室裡的留學生越來越多，特別是來自亞洲的學生。即使現在回想，這確實是非常大的變化。不過，來自臺灣和朝鮮半島的學生是例外；另一方面，當時我們這邊還沒有人去中國大陸留學，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情況。

平野健一郎，東大名譽教授

戰前以來的亞洲研究與戰後的連續性

川島  您如何看戰前的亞洲研究與戰後日本的亞洲研究之間的連續性和斷裂性？

平野  我的觀點可能有點特殊。關於戰前日本的「亞洲研究的學術知識」，影響我最深的是費正清教授(*2)。他強調，非日本籍的中國研究者不應該忽視日本戰前的學術知識。我曾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而這樣的觀念或許在當代已經不那麼常見了。

當時，我全心投入於九一八事變的研究，幾乎無暇顧及其他事情。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費正清教授對我選擇研究滿洲這個主題抱有某種期待。

我認為，大家仍在持續摸索亞洲研究的方法論。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局勢，簡單來說，就是在冷戰期間，我們迫切需要了解亞洲。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無法深入中國等亞洲國家進行研究。甚至是否能在中國了解亞洲，找到亞洲研究的方法論，這些方面始終存在不確定性。因此，我認為當前日本的亞洲研究，是基於現有條件發展出來的一種方式。

另一方面，由於無法前往亞洲進行研究，日本在亞洲研究中佔據了特殊且不可或缺的地位。這種特殊性在於日本研究並未被納入亞洲研究的範疇，我認為我們必須設法克服這個問題。

如何看待冷戰結束後的30年：烏克蘭的震撼

川島  您如何看待冷戰後的這30年？有人認為現在是「後冷戰時期」的終末。

平野  我無法做出那麼斷定的評論。但談到烏克蘭，真的讓人懷疑過去的歷史究竟有什麼意義。對於那些主要從事亞洲研究、持續思考亞洲未來的人來說，這完全是一種逆行現象，似乎完全忽視了以日本為首，基於對戰爭反省而試圖創造新歷史的努力，實在讓人無言以對。如果從考慮亞洲實際情況、提倡文化多元性的角度來看，亞洲各國確實有一些共同點，但也同時存在展現了各個地區和時代的多元文化。簡單來說，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認為這也是吸引留學生來日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國際文化交流與國際援助的意義

川島  您也是國際文化交流研究的權威之一。儘管我們進行了許多國際交流與國際援助，但仍然發生了這次的局面。

平野  作為曾參與國際交流的人，我必須說，現今世界局勢的遺憾在於，日本的國際交流活動未能解決問題，也未能填補缺口。這反映了我們未能與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建立友誼，哪怕只是少數人。

從以前就有一些俄羅斯人在研究日本，他們雖然有些獨特，但非常有能力，其中甚至有人進行了連日本人都不會去做的研究。我想，如果我們能與這些人合作，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對於未能預防烏克蘭戰爭這種歷史倒退的情況，身為亞洲研究者，我自責的是未能充分認識到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以至於我竟然沒有任何可以分享的論點。

此外，1989年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政府開發援助（ODA）供應國。然而，當時學會討論的重點是，國際合作應作為國際援助的一部分，並且需要讓國際援助的目的明確化。為什麼要進行國際援助？雖然有試圖要明確化目的，但這些努力最終未能形成共識。

從那時起，我明確地轉換了國際文化論的研究方向。我並不樂見國際合作和國際援助只是淪為各國政府為了自身利益而推動的手段，與其將國際合作視為國家間競爭的場域，不如將其視為一個契機，利用各社會的文化普遍性和多樣性來促進新的國家建設。為此，我們是否能找到一種國際合作的方式，不是讓某個國家獨占一個地區或時間，而是透過重疊、合作和競爭來實現共存？當我思考這種可能性時，發現從文化著手是可行的，因為即使有重疊，文化也不會互相排斥。因此，我嘗試將國際合作論發展成技術轉移論，這也是我轉向國際文化論的原因之一。

我認為，不應該只把文化力量視為政治或軍事的輔助工具，而是應該有不同於此的文化振興論。雖然「還是要仰賴軟實力」這種說法容易理解，但我覺得應該找到一種能讓文化發揮其獨特力量的方式，而不是僅將其作為政治或軍事的輔助工具。

訪談者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川島真（左）與平野健一郎先生

1990年代的中國

川島  在思考1990年代時，中國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您是如何看那時的中國呢？

平野  我清楚記得自己經歷到的中國崛起徵兆，這是相當難得的。應該是1996年吧，中國與臺灣之間爆發了第三次危機（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最終中國選擇了止步。我認為那一刻非常具有深遠意義。雖然當時的情況或許與現在不同，但我當時就覺得，中國可能正在發生一些會影響未來的變化，也感覺類似的事件可能還會再發生。

而那也是我遲來地愛上臺灣的瞬間。畢竟，中國實在太大了。然而，歷史上那個龐大的清朝有時也曾展現出智慧的舉動。例如，透過閱讀東洋文庫的藏書，我們可以窺見中國歷史中的這些智慧，我認為這也是文化的一種作用。

其實，當我立志成為研究者時，我一開始研究的滿洲與滿洲國，就已隱含了文化的多層性，雖然這是我事後回顧時才發現的。表面上看來，日本是為了自身利益設立傀儡政權，不得不以「五族協和」作為滿洲國的口號，但我認為這也反映了滿洲本身具備這樣的文化基盤。以中國為首，亞洲的社會在多個面向上可以同時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這種可塑性或可能性，正是我們所稱的文化多層性。

此訪談於2022年9月1日在東京虎之門的nippon.com進行。此外，完整的訪談記錄刊登於《亞洲研究》（69卷2號，2023年4月）。

標題圖片：1989年6月2日，中國當局武力介入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北京（AFP/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