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被迫失語的臺灣世代

各種語言交錯並存

追溯臺灣歷史，可以發現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以政治和經濟手段在臺灣各處留下的痕跡，除了更早的原住民各族語言，明清時期大量從中國沿海遷徙而來的漢民族，也帶來閩南語系和客家語系的發展，而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多數都學習臺灣話，甚至發展出羅馬拼音書寫的臺語聖經。到了1949年為了躲避共產黨的大逃難潮，則是帶來被國民黨政府定義為「國語」的北京語，以及中國各省口音的方言。

我所出生的城市台南，是臺灣最早發展的政治商業中心，高中三年通學的路線，會經過鄭成功與荷蘭人談判的昔日軍營所在，總會好奇，在那個談和的過程中，他們使用何種語言？雙方陣營想必有適任的通譯人才吧！

在西方漢學家Tonio Andrade的著作《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中，提到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中國富商的引薦之下成為荷蘭人的翻譯，並在荷蘭人的培植之下成為海盜，在荷蘭人眼裡，他不只是平庸的通譯，還是一位傑出的海盜。鄭成功是鄭芝龍與日本妻子所生的小孩，童年在日本度過，六歲之後才返回中國，合理推斷，應該是閩南語和日本語的雙語人才，其接收父親鄭芝龍的海盜團隊之中，應該也有荷蘭文能力的人才。他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簽訂的降書有中、荷文兩個版本，荷蘭文書寫的版本，現今收藏於海牙國家檔案館。

清朝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之後，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軍入臺初期有不少激烈戰役。當時在台南宣教的長老教牧師巴克禮（Barclay, Thomas）於1895年10月17日寫下的日記中，提及收到台南數名學者與商人簽署的請願書，希望他能代表市民前去和日軍談判，不要武力攻城。傍晚時分，他和宋忠堅牧師兩人在19名漢人護衛之下，朝著南方的日軍營地前進，直到被哨兵攔住，「其中一人會講一些英語」，之後被帶去見一位軍官，該軍官詳細記錄他們的要求，經過層層關卡，他們見到了乃木希典將軍（陸軍大將，曾帶兵參與中日甲午戰爭與征台的乙未戰爭，後擔任第三任臺灣總督）。翌日清晨，在長老教英國牧師的帶領之下，八點左右，日軍進城，雙方無人傷亡。從此之後，臺灣長達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人民也就接受了半個世紀的日本語教育。

不同時期不同家族面對語言的態度各異

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顏世鴻醫師，在其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中，提到如他這樣在1920年代出生的臺灣小孩，上學被禁用母語，所以到了老年，會遺憾缺少一種可以充分敘述自己遭遇的「母語文字」。顏醫師的父親因其家族在日本殖民之初參與過對抗日軍的戰役，因此顏醫師從小跟隨父親以「河洛文言」學習中國古文，倘若在家裡說了日語，立刻挨耳光。入學公學校到考上台北帝大的數年間，接受學校的日本語教育，終戰之後又沒有好好讀「國語」（北京語），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獄之後，不得已只能用「五花肉式國語」寫下比現今小學生低年級還不如的國語遺書約六百字。

出生在1925年，比顏世鴻大兩歲的臺灣日治時期重要作家葉石濤，在回憶錄提到他的父母雖然受過公學校的日本語教育，卻因為日本政府強勢的同化政策，臺灣社會的漢文化意識也就出現激烈反撲，漢族意識讓他的父母輩雖熟悉日本語，卻不主動教育下一代。在他六歲之前，臺灣各地依然有許多漢詩社，但是傳統漢書房卻在殖民政府的壓迫之下逐漸式微，到了1930年代初，在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同時進行了思想肅清，臺灣島內的文化運動漸漸受到打壓，臺灣社會在接受日本殖民長達30餘年之後，統治體制已經穩固，日本語逐漸成為臺灣知識菁英的主要書寫文字。而葉石濤在進入私塾學了兩年漢文之後。1932年進入末廣公學校（台南進學國小）開始接受日本語教育。

在葉石濤發表的《府城瑣憶》書中，有一篇〈說日語的那段童年生活〉，提到他小時候是個愛說話的小孩，「整天像一隻聒絮不已的麻雀」，但是進入公學校之後，因為學校不許說臺灣話，他就變成一個「又聾又啞」的幼童，乾脆閉口不說話。但是第一學期結束之後，奇蹟似地學會日本話，不但聽懂，還能字正腔圓說出一些日常性的日本語會話。因為所受的知識教育與文化教養，融合了漢文化與日本文化，也由於日本文化強勢介入臺灣人的生活，使得日文慢慢成為溝通語言，交錯使用臺灣話與日本語，是日治時期許多臺灣人日常生活運用語言的常態。因此這個世代的臺灣人，對於日本語文的嫻熟運用，較他們的父母那一輩更為自然。

譬如出生於1894年，有臺灣民族詩人之稱的賴和醫師，有很好的漢學基礎，其小說與詩作，幾乎都以台語白話文發表，但是到了楊逵（出生於1906）、呂赫若（出生於1914）這一代，因為所受的教育背景跟知識與文學啟蒙幾乎都來自日本語，幾乎都是以日文書寫創作。而直到戰爭末期才開始進入文壇的葉石濤，更是全部仰賴日文，他在中學畢業之前已經完成數篇日文小說創作，〈林君寄來的信〉得到文藝臺灣社社長西川滿採用，刊登在1943年4月份的《文藝臺灣》。

直到1937年中日開戰，日本政府開始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禁用漢文，廢除漢書房，強制臺灣人改姓名，成立「皇民奉公會」。根據葉石濤的著作《追憶文學歲月》其中一個篇章〈我的種族經驗〉，提到他六年公學校的級任導師都是日本人，但他們對待臺灣人兒童並無種族偏見。自公學校到中學校階段，「我沒有感到日本人的任何壓制和侵犯」。他對殖民者改造臺灣人思想的認識，則來自於戰爭期間的軍國主義與皇民化運動。

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光復」臺灣之後，葉石濤跟大多數臺灣人一樣，面臨了語言與文字書寫的問題，接近於被迫失語的困境。原本流暢的日本語溝通跟流利的日文書寫都被禁用。葉石濤曾經在文章裡面寫道，「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已經穩固了三十多年的殖民地社會完成教育而長大成人，所以我們在語言習慣和思考模式都完全日本化，戰後吃盡苦頭的原因之一也來自這日本化。」

1945年8、9月之際，雖然天皇已經承認戰敗，但葉石濤仍然留在部隊，尚未退伍。那時他心想只能積極學習中文，嘗試以中文發表創作，才有辦法延續自己的文學生命。他靠著部隊昏黃的燈光，抱著一本自舊書攤買來的康熙字典，強記單字與理解字義，又將《紅樓夢》對照松枝茂夫的日譯本，從頭到尾讀一遍。

戰後政權轉移後立即實施禁令的失語衝擊

我的父親出生於1936年，雖只受過幾年的公學校日語教育，由於生活之中只熟悉臺灣話和日本語，終戰之後雖學過粗淺的注音符號跟簡單的北京語，還是必須靠日中字典，由日文註釋來理解中文。在工作場合與1949年自中國來到臺灣的東北人溝通，不是靠北京語，而是彼此都流利的日本語。

根據歷史資料顯示，日本殖民臺灣50年，日文普及率達75%，直到殖民42年之後的1937年，因為戰況吃緊，軍國主義高漲，總督府才下令廢除新聞報紙漢文版。而國民黨政府在「光復」臺灣一年之後就宣布廢除報紙日文版，臺灣人民瞬間成為無法閱讀中文報紙的文盲，與中國來的官員和大量移民也無法透過語言溝通，許多戰前戰時到中國發展或參與戰爭的臺灣人，成為通曉日本語、臺灣話、北京語，甚至上海話的翻譯。國民黨政府同時也針對日治時期參與皇民化運動的臺灣人，進行漢奸總檢舉。在日本神戶出生的作家陳舜臣所書寫的小說作品《憤怒的菩薩》，就描述臺灣日治時期的菩薩庄一戶家庭，因為長子參與抗日而遭受官方壓力，為了維持家族生存，被迫響應皇民化運動，被視為親日派，因此在戰後成為漢奸的清查對象，又因為參與抗日疑似喪生的長子突然返家，讓家族命運有了180度改變。

斷裂的語言斷裂的世代

2018年改編自日治時期小說作家與聲樂家呂赫若生平的戲劇「台北歌手」獲獎無數，出生於臺灣、畢業於日本東京武藏音樂學校聲樂科，並參加過東寶劇團的呂赫若，活躍於臺灣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有臺灣第一才子之稱。在終戰之後，呂赫若也跟文壇同儕面臨創作的失語症，他們習慣以日文書寫、日文閱讀，曾經領略到文學戲劇的美好，同時透過創作抒發了被殖民者的哀傷，留下來的作品，還需要多一道翻譯成中文的功夫。

另一位出生於臺灣，在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就讀期間，因為日本政府掃蕩日共的「416事件」被捕，拘留在淀橋警察署49天的醫師作家吳新榮，自1933年開始以台語漢文書寫日記，到了1937年4月1日，臺灣總督府勒令廢止報紙漢文欄之後，從翌年元旦到1945年8月15日改以日文書寫，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立即恢復以台語漢文書寫。

戰後一整個臺灣世代的被迫失語，不只要適應政權更迭，還要學習新的語言，包括政策的理解與藝術創作等層面都深受影響，甚至後來發生的228與白色恐怖，多少都跟語言隔閡因而產生的認知差異，脫不了關係。上述提到的顏世鴻、葉石濤、楊逵、吳新榮，都曾經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入獄，呂赫若甚至命喪鹿窟事件，那真是時代的悲歌啊！

【參考資料及書目】

• 歐陽泰《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時報出版，2017年
• 《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臺灣的荒謬年代》啟動文化，2012年
• 陳文松《來去府城透透氣～1930～1960年代文青醫生吳新榮的日常娛樂三部曲》蔚藍文化，2019年
• 陳明柔《我的勞動是寫作～～葉石濤傳》時報出版，2004年
• 「巴克禮函告 交涉日軍和平入府城」
• 陳舜臣《憤怒的菩薩》，游擊文化，2018年

標題圖片：Richie Chan / 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