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貧困問題現狀(下):單親家庭貧困率最高,根源在於日本特有的薪資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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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工的局限
住在東京都狛江市的女性太田真弓(化名)今年38歲。她說,「我對自己當年做職業女性的資歷還是有自信的,等孩子大一點可以放手的時候,我希望作為正式員工重新出去工作,能供孩子去上大學」——雖說這種積極樂觀的單親媽媽也是有的,但更多的單親媽媽,很難擺脫打計時工的局面,為永遠處於低薪資狀態而苦惱。
居住在首都圈的若狹綾香(化名)今年40多歲,離婚後不得不出去工作,家庭收入銳減讓她詫異不已。前夫的年收入多的時候能有600萬日圓,比較起來,自己現在通過打計時工從事福利相關的工作,年收入大概只有250萬日圓(包含了兒童補貼、兒童撫養補貼等社會性補貼)。
若狹綾香自認比那些大學畢業的男性正式員工「做了更多工作」,但想不通為什麼在公司裡有如此之大的薪酬差異。雖然也想過做正式員工,但上國2的兒子現在拒絕上學待在家裡,因而考慮到「正式員工很難突然臨時請假」,也就只好做罷了。
在物流業工作的矢作圓(化名)今年30多歲,頻繁跳槽換工作。現在一家倉庫做商品打包的體力工作,因而又在考慮換工作。她說,「一直沒當過正式工,應該沒機會被正式錄用。所以我還是需要找計時工」。正在上小學2年級的女兒,放學後可由課後兒童託管所照顧,但這個服務只能利用到3年級,又沒有餘款送女兒去上補習班,所以再過一年「就只能早點收工回家了」,那樣一來,薪資相應就更低了。
單親爸爸
近年來,兒童貧困已不僅局限於單親母子家庭了。從「就業冰河期」走來的男性中,非正式員工多,那些經濟窘迫的單親父親家庭也在逐漸增多。首都大學東京人文社會系教授阿部彩獨立開展的調查統計顯示,2015年單親父子家庭的兒童貧困率雖不如單親母親家庭那麼嚴重,但也達到了22.4%。
這些單親爸爸們奮起行動,於2008年成立了全國單親父子家庭支援團體聯絡會(現為「全國單親父子家庭支援網」)。該團體負責人村上吉宣解釋說,「因非正式員工的增加和2008年的雷曼危機,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現在再用父親或母親的性別來區分單親家庭問題已不合時宜了」。 他們開展的各種活動收穫了成果,以前只以單親母子家庭為發放對象的兒童撫養補貼,如今只要符合年收入條件,單親父子家庭也能領取了。
10・8・6・4
前美國駐日大使甘迺迪在2014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對日本的現狀評價說,「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即便工作也無法降低貧困率的國家」。事實上,根據可以進行國際比較的最新統計資料——OECD發佈的2014年版「世界單親家庭相對貧困率」排行榜,日本單親媽媽們雖然就業率高居世界前列,但貧困率在33個國家中最為嚴重,高達50.8%。
這其中的原因,是日本特有的薪資體系。NPO法人全國兒童食堂支援中心「Musubie」理事長湯淺誠(東京大學特聘教授)說,單親媽媽薪資低,是「男女性別歧視與正式和非正式僱用的待遇差別這雙重作用的結果」。 據湯淺介紹,日本的薪資結構(時薪)是「10(男性正式員工)、8(女性正式員工)、6(男性非正式員工)、4(女性非正式員工)」。
這種結構的依據是,如果作為全家經濟支柱的丈夫所掙薪資為10的話,那麼全職家庭主婦的妻子能掙其4成,作為零用錢就足夠用於出去吃飯和旅行了。湯淺誠指出,這種想法是以終身僱用為基本形態的經濟高速成長時期形成的模式。在丈夫可能因公司裁員而突然失業,或者因離婚增加導致妻子可能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的現代社會,這個模式已經不適用了。對於女性來說,只相當於零用錢程度的薪資是很難養家的。
同工同酬
相對於日本,歐洲各國單親家庭貧困率比較低。首都大學東京的阿部彩教授指出,那是「因為歐洲很多國家同工同酬」。和日本不同的是,歐洲的職位薪資是固定的,從事同一工作的人「時薪沒有差別」,因此做同樣的工作,薪資差異基本上取決於勞動時間的長短。根據勞動政策研究與研修機構的調查,如果全職勞動者的薪資收入為100的話,那麼計時工的薪資水準(基於2014年的可比資料),歐洲各國在66.4(義大利)-86.6(法國)之間,大大高於日本的56.6%。
日本也從2020年4月1日起開始實施「同工同酬法」。但是,日本還是有「正式和非正式」這種獨特的區分,差距由此產生,就像阿部教授所言「國外研究人員對此很難理解」。比如,在一家運輸公司同樣做駕駛員工作的A和B,正式員工A有可能會調動工作或變換工作內容,其待遇就比非正式員工B好。新法實施後,將力爭消除這種「不合理的待遇差別」。
不過,如何判斷合理與否,看來需要由「勞資雙方制定規則,參考各種相關的訴訟判例並逐漸明確起來」(日生基礎研究所副主任研究院金明中),要想縮小待遇差距並非易事。阿部教授對於新法持謹慎看法,認為「在方向上是符合時代要求的,但究竟能否真正防止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還是個未知數」。
階層社會
公共支援少也是日本單親家庭貧困率高的一個原因。單親媽媽中雖然有人希望能轉為正式員工,但由於撫養孩子的原因,很多人只能繼續做計時工。阿部教授認為,即便新法實施,但有些工作如果靠做計時工的話,薪資估計很難提升。因此,針對薪資的不足部分,「就需要擴大公共支援,讓她們更容易獲取生活保障」。
阿部教授從各種角度研究家庭經濟環境對孩子的影響。她明確表示,學力低下、拒絕上學、霸淩、缺乏自信、體能下降、蛀牙增多等「和孩子有關的問題,可以說沒有一個是和經濟條件沒有關聯的」。
有人說,當代日本比以前變得更加「金錢萬能」了。孩子們的世界也無法擺脫這種情況。因為是否上補習班、上升學率高的好學校,都很可能關係到學歷的高低。「所以貧困帶來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大,我覺得日本社會的階層正在固化」。
標題圖片:參議院大會表決通過了兒童貧困對策推進法,Ashinaga學生募捐基金會秘書處工作人員加藤正志(左)等人在旁聽席上欣喜不已(時事)
【何謂「相對貧困率」】
像一部分非洲國家那樣,糧食和醫療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短缺的狀態,被稱做「絕對貧困」。與之相對,我們把大大低於自己所在社會的一般生活水準的狀態稱為「相對貧困」。 收入低於通過特定公式計算出的貧困標準線的人數比例,即為「相對貧困率」。比如,2015年單親家庭的相對貧困率為50.8%,這就意味著全國單親家庭年收入(根據家庭人數有所調整),兩人中有一人低於該年度的貧困標準額(年收入122萬日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