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認知看日本逐漸縮小的代際差異

看不出人們在想什麼

日本處於經濟高速成長期時，曾號稱「一億皆中流」。當時，人們覺得大家都比較富裕，是相差無幾的中產階層。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幫助人們了解社會意識的「輔助線」很明確，比如傳統與現代相斥產生的代際差異，農民、藍領、自營業主、大學學歷白領的階層差異，男女就業機會不平等，以及冷戰格局造成的保守派與革新派的政治對立等等。大眾的社會心態，一方面表現出向中間階層靠攏的傾向，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清晰的框架進行區分。

之後過去了半個世紀，在這幾十年，從社會計量學看，出現了一種緩慢而明顯的趨勢變化。那就是，在當今日本社會，已難以推測人們在想什麼。

我們的SSP（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分層與社會心理學）研究項目延續在20世紀進行的社會調查，就當代日本人的社會認知，採用對各時間節點進行比較的方法，對被調查者提出與之前相同的問題。問題涉及階層歸屬、滿意度、差距意識、價值觀的保守性、性別平等、教育觀、對未來的擔憂、對他人的信任、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的價值觀、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的積極性、政治意識、消費積極性等方面。

可以看出，左右社會意識的因素除性別、年齡外，還有學歷、職業、收入等階層地位、家庭、居住地區等社會屬性。我們針對在社會結構中處於特定位置的人，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研究遵循的是长期以来使用的19世紀時卡爾·馬克思提出的思維框架，他認為產業經濟領域的參與方式決定人們地社會意識狀態。前者是客觀地位，後者是主觀狀態。

但進入21世紀以後，這種分析客觀與主觀關係的模式，其預測能力開始下降。無論職業、收入，還是年齡，不同身份的人的想法差異不再那麼明顯。即便擴大到家庭構成、居住地區、朋友交際圈、社會參與經歷等範疇，也未發現左右當今日本人對事物看法的關鍵因素。若是其他社會，可列舉出種族、宗教、居住地等造成社會分化的原因，但在日本社會，這些因素都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消齡化社會

一項關注出生年代的研究也得出了與上述趨勢相同的結論。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分析了從1992年持續開展的《生活定點調查》結果，將2023年的日本社會命名為消齡化社會。其有以下兩點特性。

第1，構成社會核心層的20歲至69歲人群，在社會意識方面已沒有過去那麼清晰的代際差異。民意調查和市場調查的分析顯示，雖然用團塊世代、迷失世代、冰河期世代、寬鬆世代等劃分了不同時代的人，但這種按世代劃分體現的差異正逐漸消失。

第2，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同質化，而說明同一年齡層的人的想法有很大差別。想法多種多樣，要完全理解並非易事。這種變化不通過平均或分散性差異體現在表面的資料統計分析，因為這是社會意識與社會結構的關係的深層次質變。

近幾年，這種變化通過資料表現出來，最重要的原因是調查對象的年齡段在逐步改變。以團塊世代為代表的老年群體，已名副其實地開始退出「現役社會」，而直到20年前，他們還一直處於資料核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本世紀出生的年輕一代正逐步步入社會。

但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另外，人口規模也是退出的人較多，年輕人因為少子化問題而顯得衝擊較小。因此，資料上會呈現出原有框架緩慢消失的趨勢。可以說，日本的社會意識以團塊二代出生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前後為分水嶺發生了質變。

從經濟快速成長到「失去的30年」

不過，為何代際更換會使我們無法知曉人們在想什麼？這個問題引發我們思考其背後的社會變化產生的影響。20世紀中後期日本經濟快速發展，但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此為轉折點，日本陷入後現代化時期的停滯狀態。之後，日本又經歷了30多年「失去的時代」。

每代人的身上被賦予這種時代性後，可得出以下結論。現在的中老年人群，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團塊二代是從幼兒到學齡階段目睹這一時代景象的最後一代人。對這幾代人而言，年輕就意味著寬裕、高大、新潮、創新、民主。而且，就業穩定，男女社會分工和關係明確，全社會共用理想的生活軌跡。不管對這種社會是否認同，人們對社會建構都有所認知，並且找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然而，在他們之後，時代變化失去了方向性，從經歷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失落的世代」到Z世代，都在富足的環境下長大，換個角度說，他們都生活在日本經濟緩慢走下坡路的時代。與戰前派、戰時派、戰後派、團塊世代的經濟不斷發展相比，代際之間在量的方面差異較小，只有些許質的不同。

而這種停滯期持續的時間超過了父母加孩子兩代人的週期，所以孩子過上比父母學歷更高、職業地位更高、經濟實力更強的寬裕生活不再是必然的事情，追求晉升和進步的常規賽道已經沒有了。年輕一代已無法參照過去人們共有、信賴的社會建構，由此內部差異不斷擴大。

年輕人的個體化

以參與政治為例，團塊二世之前的幾代人，基本上都去參加選舉投票，從保守派和革新派中2選1。時至今日，他們依然保留著這種20世紀的政治熱情，會以自己加入某個工會和某個團體的身份談論對憲法以及國際政治的看法。

不過，對年輕人來說，是否去投票本身就是一種選擇，如果去了，每個人會以極快的速度做出判斷進行投票。雖然有較高的政治素養，但大部分人都屬於無黨派的浮動票。說到底，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這就如同，上一代人在爭奪棒球或足球等集體項目的勝負時，年輕人卻在跳霹靂舞、滑滑板、去衝浪等比拼個人技術、規則完全不同的運動項目。

對於20世紀的群體，每一代人有共同的架構，不同年代的人之間對比明顯，而21世紀的群體，呈現出多元分化的特徵。這種割裂結構，並非是單純的代際間的價值觀對立。如果將所有匯總為一個資料，看起來會顯得支離破碎。

對於年輕一代，並不是說個人和社會沒有聯繫。個人心理狀態依然會被社會性力量所左右。不過，概括社會發展趨勢的大型結構命題已無法適用於他們。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已不能用諸如「女性」「老年人」「白領」「大城市居民」「大學畢業」「高收入家庭」等粗線條的社會範疇進行界定。實際情況是，無論用階級社會、年功序列社會，還是性別化社會，都難以對社會性質一言概之。

也可以說，固有認知已不適用於思考當今人們的社會心態。社會意識的差異已細化到以個人為單位，這種狀態在社會學中被稱為個體化。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傑登斯認為，20世紀的社會中，個人被嵌入了社會，但在後現代社會，個人將擺脫這種嵌入，經歷個體化的狀態。

隨著在「失去的時代」長大的一代年輕人逐步走入社會，當代日本社會的個體化程度越來越高。在年齡差異消失的消齡化社會，我們也已不能簡單地談論性別差異、階層差異、地域差異。這就是當代日本之所以難以預測的問題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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