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蕩無定的日本教育

通過大學改革和修訂教育基本法,日本的教育或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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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任職文部科學省事務次官期間,參與了教育基本法修訂工作,退休後出任山形大學校長,致力於地方特色鮮明的大學改革工作。在此,他為我們評述日本的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法人化國立大學的前景

針對現階段日本的大學存在的問題,許多有識之士都會提到國際競爭力的下滑。在國際性的大學排名中,無論是東大還是京大,名次都在不斷下降。有意前往外國留學的日本人一直呈現減少趨勢,這種“內向型志願”也令人憂慮。

儘管我們沒有必要為國際排名忽悲忽喜,但我訪問中國和新加坡的大學時感受到的是一種與日本的大學迥然不同的氣勢。由於國家財政緊張等原因,日本的大學,尤其是國立大學,預算一直處於被逐年削減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激發國立大學,特別是我們山形大學這樣的地方國立大學的活力,正是我作為校長的任務。首先,我想介紹一下自己上任四年來開展的大學改革工作。

國立大學在2004年實現了法人化,全部轉型成為相當於獨立行政法人形式的國立大學法人組織。過去的國立大學完全屬於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教職員工也因其國家公務員的身份而在許多方面受到了限制。有些時候,即使大學自身有意嘗試一些新東西,卻會因國家機關之故而不得不放棄。

法人化以後,大學變成了獨立的經營單位,教職員工也不再是國家公務員,具有了更高的自由性。體制煥然一新,只要校長願意建設好大學,並擁有良好的領導力,再加上教職員工的意識改革,就能充分發揮各個大學的特色和創造性。關於領導力這一點,我認為自己曾長期在政府部門工作,管理過文部科學省這麼一個龐大的組織,這段經歷能夠幫助我管理好大學,於是來到了山形大學。

上任後,我首先著手開展的是實現大學內部決策快速化和事務手續簡單化這兩項工作。大學這樣的組織在做出某項決定時,往往要比政府部門或企業花費更多時間。因為這裡保留著一種習慣:尊重全體與會者的意見,反覆進行極為慎重的討論以求達成共識,原則上,如果沒有全體一致同意,就不會做出決定。儘管這是非常民主的方式,但如果採用這種做法,恐怕會落後於時代的步伐。

我認為,除了大學教育方針這種必須經過充分討論的主題外,在遇到迅速行動會收效更好的情況時,有必要由校長在承擔責任的前提下做出決策。同時,我還減少了會議次數,並嚴格要求必須在會議期間得出結論。

憑藉“基礎教育”榮膺國立大學“關注度第1名”

作為具體的成果,我想列舉我們引入的“基礎教育”這項工作。針對日本大學中存在的問題,除了大學的國際競爭力下滑外,人們還經常提到素養教育退化這一問題,而山形大學從2010年度入學的新生開始,實施了全新的素養教育制度。

既然是大學,理所當然應該完善專業教育。但是,這恐怕並不意味著工學系的學生只需掌握作為工程師應有的技能和知識,醫學系的學生只需通過國家醫師資格考試就算大功告成了。完成大學學業後,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需要具備人格,這是由一個人的基本能力和豐富的素養所體現的。人格的形成離不開大學的素養教育,然而長期以來,它卻在許多大學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以往山形大學的素養教育,採取的是讓學生們從大約700個科目中進行自由選擇的形式。如果用餐廳作比喻,這種做法就如同是僅僅提供了一份單點菜單。雖然具有選擇性大、可靈活安排等優點,但另一方面,又存在因為學分好拿或自己的興趣愛好等原因而導致選課不平衡的缺點。此外,從教師方面來說,我感覺他們的講課內容好像也會偏向於各自擅長的領域或自己教起來比較輕鬆的內容。

素養教育的本意,是為學生提供他們在大學裏應該學習的課程,而非教師自己喜歡教授的內容。所謂“基礎教育”,不僅是為大學4年以及研究所的學習打基礎,還要為畢業後的繼續學習,即終身教育奠定基礎。

針對課程內容,我也調整了必修科目,將其整合為5個大類,通過課程改革,將過去的單點菜單變成了營養均衡的套餐菜單。這一舉措還受到了其他大學的關注,在全國各所國立、公立及私立大學校長從教育層面評選自己關注的大學排名調查中,我校位居全國第6名,在國立大學中更是高居首位。

全國校長評價排名

第1名 金澤工業大學
第2名 國際基督教大學
第3名 國際教養大學
第4名 櫻美林大學
第5名 立命館大學
第6名 山形大學
第7名 愛媛大學
第8名 早稻田大學

出處:大學排名2012版(周刊朝日昇學MOOK)

憑藉科技研究馳騁世界

在專業領域方面,我也認為,既然是國立大學,就應該擁有一些能與世界級水準抗衡的領域,於是選擇了值得集中投資的研究領域,並決定重點進行業已取得實際成果的有機電子工學研究。我認為在這一領域,我們已經達到了日本的頂尖水準,而今後將力求成為世界第一的研究基地。此外,由於2011年日本遭受了東日本大地震,我們於2012年1月1日成立了東北創生研究所,希望建成一個跨學科的研究基地,研究東北地區今後的理想狀態​​,實施示範項目,為東北開闢嶄新未來。

我認為,產業的重振固然重要,但考慮到東北的未來,科技創新才是重中之重。阪神淡路大地震後,兵庫縣內建成了各種科技基地。超級電腦“京”、理化學研究所的發生與再生科學綜合研究中心及大型同步輻射設施“SPring-8”也都是震後在兵庫縣誕生並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若在東北地區也能擁有如此尖端的科學技術,那麼必能成為災後重建的強大支柱。

具體來說,我們打算建設“重粒子射線癌症治療設施”和“30億電子伏特級同步輻射設施”。針對這兩項計劃,我希望在剩下的兩年校長任期內得到落實。目前,國內只有5處重粒子射線設施和兩處大型同步輻射設施,主要分佈於關東和關西地區。我堅信,如果能在東北建成這樣的設施,必將成為加速重建的助推劑。

“德育”不足的戰後教育

毫無疑問,完善初等和中等教育是一項必須與大學改革同時推進的工作。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基本目標在於促進學生“智、德、體”,即頭腦、心靈和身體均衡發展。可以說,這是適用於任何時代的普遍原理。這是自古以來日本以智育、德育、體育這三個詞來表達的上述三個領域。

我認為,目前日本教育的最大問題是德育不足。儘管在智育方面,學力下滑往往會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但我覺得,日本孩子的平均學力較高,沒有必要那麼悲觀。另外,雖然體力弱化也曾一度引起了人們的憂慮,但最近又呈現出了停止下滑的趨勢(*1)。問題在於心靈領域,即德育。

教育基本法是日本教育的根基,它與從屬的約30部法律共同規定了“要讓日本的孩子掌握些什麼”。舊的基本法是在戰後不久的1947年制定的,鮮明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它與幾乎同時期制定的日本國憲法思想相通,都非常重視尊重個人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出於對《教育敕語》(明治天皇於1890年頒布的教育文件,其宗旨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教育的總綱,1948年廢除——譯註)過度強調“滅私奉公”和“愛國心”,從而驅使孩子們走向戰爭這一問題的反省,這部基本法徹底否定了戰前的教育。

我認為,上述基本法致使“公”的概念出現缺失,儘管“權利伴隨義務,自由須有紀律”這樣的平衡在教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舊的基本法內容卻偏向於“個人”,導致戰後教育出現扭曲。

比如,拿“道德”課程來舉例就很容易理解。戰前作為“修身”而實施的道德教育課程在戰後的1946年中斷了。到了1958年,這種課程因被列入教學指導大綱而得以恢復,以“道德課”的形式,每週開一次課。但是,由於存在反對運動等因素,這種課程似乎未能在孩子們的心靈教育方面有效發揮作用。當時不僅沒有專門的教科書,所謂上課,也只是班導師在年級教室之類的環境中讀讀傳記而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任課教師自己沒有接受過道德課教育,所以給學生們上課也很不自信。

我認為這種情況導致了孩子們內心世界的崩潰,他們不能打消煩惱,思想脆弱且情緒不穩定。這些恐怕也是導致校園欺凌、拒絕上學和學級崩潰(指中小學無法維持正常的課堂秩序的狀態——譯註)等問題的一個因素。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他們的父母一輩就一直輕視心靈教育。我深切地感到,為了防範整個社會的崩潰,必須消除這種持續扭曲了長達約60年的教育弊端,重新恢復心靈教育。

修訂教育基本法後“心靈教育”能否復甦

許多人都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此後,相關的討論活動層出不窮。經過在臨時教育審議會(*2)和教育改革國民會議(*3)等各種場合的討論後,2006年12月,有關部門對教育基本法進行了全面修訂。

新的教育基本法中最突出的變化,是第2條“教育目標”這一部分。全新加入了舊的基本法中未曾提到的公共概念和自律精神等思想。

在條文審議中耗時最多的是“培養學生尊重傳統和文化,熱愛孕育了這些傳統和文化的祖國和家鄉,同時尊重他國,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的態度”這個部分。問題最多的是有關愛國心的表述,各方面提出了多種多樣的意見,但我認為,最終確定的上述內容照顧了各方平衡,大家都不會提出異議。如前文所述,該表述清晰易懂地融入了公與私、自由與紀律的平衡,字斟句酌,言簡意賅。當時,作為文部科學事務次官,我也參與了該法的制定工作,它可以說是國會議員、學術專家和政府官員共同努力的結晶。接下來就要看如何在教育一線、各個課堂中實踐其內容了。

修訂版教育基本法提出的教育目標

第二條

教育為了實現其目的,應在尊重學術自由的同時完成以下目標。

一 掌握廣泛的知識和素養,樹立追求真理的態度,培養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心,打造健康的身體

二 尊重個人的價值,提升其能力,培養創造性,樹立自主及自律精神,重視職業和生活的關係,培養尊重勞動的態度。

三 培養學生重視正義與責任、男女平等、自己與他人的互敬互愛和合作,培養基於公共精神主動參與社會形成,並為其發展做出貢獻的態度

四 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珍愛自然並為保護環境做出貢獻的態度

五 培養學生尊重傳統和文化,熱愛孕育了這些傳統和文化的祖國和家鄉以及尊重他國,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的態度

(黃色突出顯示的部分是新加入的目標)

為在學校一線實現全新的教育理念

為了實現教育基本法的理念,次年的2007年,修訂了學校教育法等三部教育相關法律,還對具體規定哪些內容在哪個年級如何教授的教學指導大綱也進行了修訂。而且,配合全新指導大綱編排了新教材,並實施了關於是否符合教學指導大綱要求的考核。小學已於2011年啟動新的教育工作,國中和高中也將分別從2012年和2013年開始實施。

對於新的教學大綱,人們往往是從“擺脫寬鬆”這一觀點來進行闡述的,但最為重要的,是它恢復了日本人的心靈教育,這是新教育基本法所重視的。然而,教育真正發生改變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要想修正延續了長達60年的教育方針的軌道,只有等到接受了新教育的孩子們長成大人,成為下一代的教師和家長以後才能慢慢轉變。我們必須為此做好等待的心理準備。

不過,我們無需悲觀。2011年3月11日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後,幾乎所有日本人都抱有一種“必須為災區做點什麼”的心情,還有許多人開展了志願服務等實際行動。即便在災區,基本上也沒有出現那種自私自利的人,關愛生活窘困者的思想佔據了主流。戰後60年來,日本人內心深處的良好品性,被看重個人利益、追求經濟合理性和效率化的大潮所淹沒,卻因為這次的大地震而重新顯現了出來。這也證明了我們並未遺失自繩文時代積澱形成的互助之心、關愛之意和厚重情誼。人們期盼著在新教育基本法之下,我們能將日本人自古就擁有的寶貴品德傳承下去。

(2012年3月6日, nippon.com編輯部根據談話整理)

(*1) ^ 文部科學省“2008年度體力及運動能力調查”的概要

(*2) ^ 1984年成立的中曾根康弘首相的諮詢機構

(*3) ^ 2000年成立的小淵惠三首相的諮詢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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