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姆真理教13人全部處死—「拒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解釋的日本社會

7月6日早晨，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松本智津夫）被處死，之後6名信徒也相繼被執行死刑。一直以來，法務省對於公佈有關執行死刑的資訊，絕對說不上積極，但是這一天媒體即時播報被處死的死囚名字之舉，是前所未有的。一改以前的方針，變成“劇場式”的理由，有一說是來自首相官邸的指示，事實真偽不明。可是，正如許多媒體人所說，如果這是事實，目的就很明顯了。官邸認為大量處決奧姆真理教的成員有助於恢復支持率，因此讓媒體大肆報導。

觀察戰後日本的歷史，能夠讓國民如此恨之入骨的組織，除了奧姆真理教，別無其他。也就是說，它是日本社會首次出現的「全民公敵」。尤其是對於教主麻原，甚至是連平常提倡廢除死刑的人也表示他是例外，應該要被處死，由此顯示麻原儼然成了惡的「特殊點」。

而且，麻原及6名成員被執行死刑後，在這篇稿子即將截止之前的26日，剩下的6名也被處決。

奧姆真理教6名死囚的真面貌

在被處決的12名信徒裡，我在拘留所跟其中6名會面過。7月6日，與麻原一同被處決的新實智光、早川紀代秀、中川智正，以及26日伏法的林泰男、岡崎一明、廣瀨健一。

新實在報導中被認為是最兇殘的信徒，但每次會面時都會深深一鞠躬，而且談話中絕不道人長短，偶爾嘴角明顯上揚，笑容充滿魅力。年紀最長的死囚早川嗜吃甜食，每次會面時帶點心給他，在寄來的信裡會寫上「都是森先生的緣故，讓我胖了一大圈」之類的話語。中川是麻原的主治醫生，被認為是最親近的人，感覺心思細膩，同時像是披著溫和善良的外衣。我也曾帶妻子一起去會面，因為他是我真心想要介紹的人。中川似乎每次都很開心，臉上帶著微笑，隔著壓克力板，多次點頭致意。

林被媒體稱為殺人機器，因為我們倆年紀相仿，所以講話時很快就不用敬語了。我曾和他的母親並肩坐在一起與他會面。他拼命地安慰一開口就掉淚的母親。岡崎的個性非常平民，他在拘留所畫了幾張水墨畫寄給我。廣瀨在拘留所製作孩子用的數學參考書，他總是一本正經，幾乎是不苟言笑，他說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時，一直說服自己這是拯救世界的行為。

然而，他們已經不在了。從世界消失了，他們都說一想到自己犯下的重罪，被處決是應得的，偶爾眼眶泛著淚光。所以，我也被搞混了。每一個人都很溫和、平穩和善良。但是，他們確實協助殺害了許多人。因為如此，我在會客室一邊談話，偶爾會感到混亂。什麼是罪與罰？為什麼他們必須得從世界上消失不可呢？

只要是人就難逃一死。意外，或是生病，可是他們不是因為意外或生病而死，是合法被殺死的。

教主的精神崩毀導致真正動機成謎

直到確定他們6名被判死刑為止，我持續到拘留所探望，也有書信往來。在思考關於奧姆真理教以及奧姆真理教所犯下的罪行時，他們提供的視角（加害者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輔助線」。

我旁聽了一審判決，直覺認為麻原的精神應該是崩毀了。坐在被告席的他，舉動明顯異常。雖然那個時候也想過「裝病」的可能性，可是之後與許多人見面，傾聽想法，還有多次進行採訪的結果，現在我能確定麻原是真的喪失心智。然而，沒有人跳出來講話。一說出來，停止審判，就無法將「特殊點」的麻原處以絞刑。假如有人提出異議，就會被全日本的民眾痛罵一頓。

於是，讓大小便失禁的麻原（編輯部註＝根據精神科醫生的鑑定報告，因為他出現失禁問題，從2001年開始平常就包著尿布）呆坐在被告席，持續進行審判。信徒們協助參與犯罪行為的理由，幾乎已明朗。因為受到麻原的指示，其中存在著生與死轉換的宗教激進原理。他們一面相信靈魂會轉生，一面說服自己是為了救贖，將人殺害。若是如此，麻原是基於什麼理由下了指示？在實際參與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嫌犯裡面，沒有人是直接聽到要散佈沙林毒氣的指示，而被認為是將麻原的指示傳達給弟子的幹部村井秀夫遭到刺殺。井上嘉浩曾經作證表示為了躲避強制搜索，與麻原共同謀議散佈沙林毒氣。可是，之後他自己又否認證詞。為什麼散佈沙林毒氣？能夠說明動機的就只有麻原一人了。但是，精神崩壞的麻原卻閉口不談，即使想說也說不出來。總結來說，就是動機不明。要查明事件的真相，動機是最重要的。如果不了解的話，不安只會擴大。

無法斷絕集團化的「平庸之惡」

1995年以後的日本社會，被激發出強烈的不安與恐懼，加速了「集團化」的腳步。物以類聚的集團擴大同儕壓力，在集團內想要排除異物，在集團外想要尋找敵人。為了全員的步調能夠一致，渴望強力且獨裁的政治領袖出現。這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2001年美國發生911一連串恐怖攻擊事件以後，集團化在世界各地擴散開來）。

當不安與恐懼受到刺激，集團化會加速進行。這是人類選擇群居而生的本能。可是，集團有時也會暴走。當人成為集團的一分子時，會犯下大錯。正因為如此，應該要治療麻原，讓他說出動機。我的這項主張遭到許多有識之士和記者的批評，認為「麻原根本就是裝病的」「假使不是裝病，就算接受治療，也不可能說真話」。

負責將猶太人移送至集中營的關鍵人物──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法庭受審時，針對參與大屠殺的理由，僅回答「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許多人對這句話感到失望。但是，艾希曼的這句話，讓坐在旁聽席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不是因為殺了許多人而受罰，艾希曼的罪來自從屬於對人的行為缺乏想像力的組織。對於欲把特定民族從世界上消滅掉的大屠殺的異常負面狂熱，要解開箇中原因，鄂蘭的見解成為非常重要的輔助線。人並非因為是壞人才做壞事，有些情形是身為集團的一分子而做了壞事。就像這12名信徒的個性溫和善良，卻協助殺害了許多人。

然而，輔助線終究是輔助線，並不是主線。但是，主線的希特勒在柏林淪陷的同時自殺了。因此，紐倫堡審判是在希特勒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無法杜絕後患。把希特勒神格化的思想至今也在世界上蠢蠢欲動著，對於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和納粹主義（Nazism），歷史修正主義的史觀有時就像幽靈一樣陰魂不散。

拒絕事件解釋的日本社會

麻原沒有自殺，所以應該讓他接受治療，說出真相，追根究柢。到現在，以崇拜麻原為由，擔心後繼團體產生威脅的言論依然存在，既然如此，就更應該要徹底追究恢復意識的麻原，並在公開場合杜絕後患。原因在於奧姆真理教的事件與猶太人大虐殺是一樣的，或者說與許多虐殺和戰爭相同，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是選擇附屬在集團之下生存的智人（Homo sapiens）出現了藏在遺傳基因裡的重大危機，也暴露出宗教含有本質上的危險。但是，就結果來看，日本社會誤解了事件的解釋，不，應該說是拒絕接受解釋。而且，司法和媒體也從屬了這個社會。

不管怎麼說，處在心神喪失狀態的人不應該被處決，這是作為近代司法國家，最低限度的規則。

同一事件的死囚在同個時間點處決。因為這樣的原則，所以政權才斷然決定大量處刑吧。可是，7月6日麻原及其他6人在被執行死刑後，到剩下的6人也伏法為止，隔了20天。也就是說，原則被打破了。雖然沒有明確地說明原因，或許是在西日本豪雨災害的警戒逐漸升高的5日晚上，沉浸在「赤坂自民亭」（注＝在赤坂的議員宿舍舉辦自民黨議員的宴會）的歡樂中，沒有一絲緊張感，使得現任政權飽受批評。

7人被處決了，剩下的6人應該也知道。在這20天的期間，他們是帶著什麼樣的思緒及心情度過的，光是想像就覺得恐怖。我想起了他們隔著壓克力板的臉龐，這無疑是一種煎熬。當然最優先考量的應該是被害人遺族的心情，現在依然有被害人受後遺症所苦，應該盡可能地進行補償。但是，我並不認為那個補償和處決是等值的，結果只是導致增加了被處決的13人的遺族。

因此，我要向政權提出疑問，向日本社會提出訴求。他們過去成為了對人的運作停止想像力的集團的一分子，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過錯。但是，現在對人的行為失去想像力的究竟是哪一方呢？

（2018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