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年齡降至18歲,日本的政治會改變嗎?

政治外交 社會

日本國會通過《公職選舉法》修正案,將選舉投票年齡下調到滿18歲。很多高中生可以從2016年的參議院選舉開始行使「一票之權」了。這一制度的修改時隔70年之久,日本的政治會隨之發生改變嗎?

從2016年參議院選舉開始適用

從明年夏天的參議院選舉開始,在公職選舉中可行使投票權和選舉權的年齡從20歲降低到18歲。及輿論界就此展開了各種議論。

在這些議論中,關於該法案對今後日本政治的影響,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兩個觀點。其一,是此次選舉年齡的降低是否對日本的「銀髮民主主義」起到抑制作用,可以說是對政策制定將產生的影響;其二,是對選舉的影響,即選舉結果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本文將聚焦這兩種觀點,並就18歲履行選舉權給今後日本帶來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闡述筆者的個人見解。

對克服「銀髮民主主義」太過期待

「銀髮民主主義」一詞,用於表達這樣一種認識:即日本的老年人優惠政策之所以難以改變,是因為人口多且投票率高的老年人對政治的影響較大。這方面的討論主要圍繞兩個觀點進行。一種觀點認為,如果選民年輕化,可以期待政界開始推行符合年輕一代利益的政策;另一種觀點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為18~19歲的人口較少,而且年輕人有投票率低的傾向,因此持否定意見(*1)

不過,「銀髮民主主義」這個說法本身只近乎於一個假說。從以下事實考慮大概就不難理解,我們很難簡單地說,老年投票者比例之高,推進了「優待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政策。

首先,日本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經濟高速發展期制定的,當時20歲和30歲年齡段的人口所占比例高,代際間投票率的差別也很小。其次,在走向少子老齡化的其他已開發國家,針對年輕一代的社會保障制度比日本要健全。最後,人們沒有強烈意識到社會保障負擔存在著年代間的差異,老年人也沒有要求在職納稅人承擔過重的負擔。

下圖是針對最後一點所做的民意調查的結果(*2)。抱有在職人員負擔增加是不得已的這種意識的人,在越是年輕的群體中表現得越是明顯,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這種意識略有減少。除了回答「不清楚」的60歲以上老年人顯著增加外,可以說代際間關於社會保障負擔的意識並沒有顯著差異。從圖中數據可以預測,即使「投票者年輕化」,選民在社會保障政策方面向政界發出的信號也不會有很大變化。

「銀髮民主主義」這個詞,已成為近期輿論界的流行語,在很大程度它不是以假說,而是作為事實被人們所接受。但是,我們很難說老年人在選民中占多數就是日本的社會保障偏向老年人的主要原因,而是應該探尋其他原因。例如,女議員的人數極少,家庭觀念陳舊保守的自民黨長期執政,政黨組織和官僚制度注重論資排輩等。無論如何,這次選舉年齡降低到18歲和「銀髮民主主義」相提並論是不協調的。

(*1) ^ 以下兩篇報紙社論闡述了雙方見解,請參考。《每日新聞》2015年6月17日社論:《選舉年齡降至18歲年輕人更應該參與政治》
《日本經濟新聞》2015年6月19日社論:《讓18歲投票成為改變日本政治的突破口

(*2) ^ 數據來自以下網頁。《關於社會保障制度的特別民意調查統計表

早日參加選舉的意義

那麼,19歲的年輕人享有選舉權對日本的選舉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估計他們約占選民比例的2%的,而且年輕一代的投票率偏低,所以我們很容易預測,選舉年齡降至18歲不會給選舉結果帶來什麼變化。如果我們認為年輕一代投票行動的不穩定性增加,而這種不穩定性恰恰是近年來選舉結果變化劇烈的主要因素之一,那麼我們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即短期內選舉結果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不過在此我們還是希望從更長遠的視角來探討選舉年齡降低到18歲所產生的意義及其帶來的可能性。

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日本的選民對政治活動的參與顯得不那麼活躍。選民很少與政治家接觸或是採取遊行等行動,對於大多數選民而言,所謂參與政治活動僅限於在選舉中投票。在這種情況下,提早兩年獲得選舉權意味著提早兩年參與政治。如果考慮到他們在參與政治的同時可以積累政治方面的知識並提高對政治的興趣,那麼或許可以期待著未來20歲和30歲年齡段人群的投票率比現在有所提高。

在這種情況下,討論的焦點變為增加的這兩年時間的推動工作及環境。自民黨內的變化即為一例,他們試圖通過立法的形式要求高中教員必須保持政治立場中立,違反者將受到嚴厲懲處。不過按照日本的學制,18歲這個年齡已經要上高3了,而且,除個別學生外,所有升入大學的日本學生都將成為選民。現在,高中畢業生升入四年制大學的比例約為50%,因此對大學而言,18歲享有選舉權更具有重大意義。

大學生將成為「票倉」

圖2顯示的是截至2015年4月1日各年齡層人群在獲得選舉權後參加國政選舉的次數。藍線是符合20歲獲得選舉權這一現實的數據,紅線是假設18歲獲得選舉權的數據。下面的18、19等數字表示的是生日為4月1日的人群的年齡。按照日本的學制,4月2日至第2年4月1日出生的人被編為同一年級。因此,從各條刻度線向右,直到右側的下一條刻度線為止,向正上方延伸的區域形成同一個學年。圖中顯示的是在沒有留級的情況下,高中畢業後即進入大學的年級範圍。

從整體來看,紅線比藍線大致多出1~2次。假設此前一直是18歲享有選舉權,那麼將會比20歲開始享有選舉權多經歷1~2次選舉。如果今後也是平均每隔1.5年進行一次國政選舉,那麼18歲開始享有選舉權就將多經歷1~2次選舉。

階梯線的豎線為是否參加某次選舉的界限。例如2014年12月14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享有選舉權的為1994年12月14日以前出生的人群。「2014年眾議院」右側箭頭所指向的與藍線相連接的豎線表示的就是這一界限。

從這條豎線的位置來看,正好位於大學3年級期間、20歲上下的年齡。可以看出,大多數剛上大學3年級的學生在2014年眾議院選舉中獲得選舉權,部分學生未獲得選舉權。而如果看紅線的話,大多數大學1年級新生和2年級所有學生都參加了選舉,大學3年級學生已參加過2~3次國政選舉。

換一個角度來看,在某一時點舉行選舉時,如果不考慮重考生和留級生,那麼只有3、4年級學生加上截至這一時點滿20歲的2年級學生是選民的現狀,在選舉年齡降至18歲後,就變為所有大學生都是選民了。如果是在下半年舉行的選舉,大學生選民人數將增加到以往的1.5倍以上。

以上數據告訴我們,從拉選票以及年輕一代對政治的參與而言,大學這一時空可能會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選舉年齡降低到18歲使所有大學生都成為「票倉」,對於旨在得到年輕一代支持的政黨而言,應該是一個機會。如果贏得了年輕選民的強有力支持,那麼今後數十年則有可能確保獲得他們的選票。這也是政界眼裏年輕選民的吸引力之所在,是老年人所不具備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這是日本社會把年輕人的目光引向政界的一個機會。

如何縮短政治與年輕人的距離

以往的政界,在選舉和政治活動中依靠學生充當「工作人員」,但除了某些政黨外,給人的印象是多數政黨並沒有積極展開活動,利用政策擴大支持面,或是吸收學生加入政黨組織。換言之,可以說政界並沒有意識到學生可以成為支持者,為自己增加選票。

如果上述傾向確實存在,則反應出主要政黨組織的一種現狀,即競選活動組織的形成和維持都是交給政治家個人去做的。大學生對政治的關心程度低,也不去投票,很多人的「住民票」(居民登記表——譯註)都沒有遷往現居住址,畢業後又很可能搬到其他地方居住。而選區內選出的日本所有級別的政治家,沒有理由積極接近和組織那些居住在自己選區外的選民,以及預計遷出選區的選民(*3)。這一現狀本應由政黨組織來彌補,但無論哪一個政黨組織似乎都很脆弱,在爭取擴大學生和年輕一代的支持方面所採取的措施都缺乏連貫性。

還有比組織更嚴重的問題是,不僅限於學生,一貫的政策體系同樣無法吸引選民。政治家獲得支持者一直依靠的是職業或工作單位的利害關係,或是當地社區內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但這種方式只對那些有固定工作單位或居住地的選民有意義,卻並不適用於大學生。這種「人際關係」對於大學生而言很淡薄,在由同一代人組成的集體中橫向建構關係網時,政治上的訴求應該比在其他集體中更加有效。

那麼,怎樣的政治訴求才能獲得選票呢?這恐怕會成為政治家和媒體接下來要關心的問題。不過在此我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捷徑是與年輕一代實際接觸,把他們發展為自己的支持者,共同實現訴求。現代日本政黨不是從基層出發來解決政治問題的,他們當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認為政策是由高高在上的政治家、官僚和專家等精英階層制定提供的。這種一廂情願的做法成為拉開政治與選民之間距離的一個原因。

按照這一思路,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政界最終能否抓住選舉年齡降低到18歲這個機會,與如何縮短和形形色色的選民之間的距離,如何恢復選民對政治的關心與期待等當前政黨政治的課題息息相關。選舉年齡降低到18歲這一政策本身並不會成為特效藥,但我們多少可以期待,政界的舉措、組織和意識等能以此為契機而出現變化。

標題圖片:在300名高2學生中進行的有關是否贊同安保法制的「模擬國民投票」。2015年7月8日於京都府宇治市立命館宇治高中(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3) ^ 關於這一點,請參考拙作《日本的選舉難以應對不穩定的社會》(2015年第4期《中央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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