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少年被害事件：日本「移民」社會的深層問題與政治缺陷

無法融入社會的少年們

2015年2月20日凌晨，人們在川崎市川崎區多摩川河灘上發現了13歲國一學生上村遼太的屍體。死前他被逼在隆冬的河川中裸泳，之後臉部等多處遭割傷，而頸部被美工刀重刺，成為了致命傷。從散落於附近的尼龍紮線帶及死者膝部的瘀青等推測，他死前是被捆住手腳，跪在地上慘遭暴行的。

這樁殘無人道的殺人案的兇手，是3名少年。主犯，18歲的無業少年A以謀殺罪被捕。A已從高中退學，與父母和兄弟一起生活，母親是菲律賓人。另外2名均為17歲，也因傷害致死罪而被逮捕。其中B是A的國中同學，C比他們低一年級，畢業於其他國中，其母也是菲律賓人，一位單親媽媽。

遇害少年的母親也是單親媽媽，他在兄弟5人中排行老二。5歲時，因父親想當漁民而舉家遷到了島根縣隱歧島群島的西之島町；小學3年級時，父母離了婚；小學5年級時，搬到了川崎市。去年春季念國中後，夏天開始他就不再參加籃球社團活動，常和一些年齡比自己大的朋友一起玩。去年12月，他結交了少年A的圈子，自1月起不再到學校上課。從這個時期拍攝的眼周留有瘀青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遭A毆打的痕跡。

當我得知此次事件的兇手是與菲律賓有關的少年時，第一感覺就是，我擔心的事情到底還是發生了。

從2004年到2008年，我採訪了生活在日本並與外國有著關係的孩子們。外國少年的犯罪，往往源於社會包容的失敗。最近幾年，我尤為關注的是母親為菲律賓人的孩子們的情況。他們面臨語言不通和難以融入學校的問題，還有因在成長過程中遭到近乎虐待的家庭暴力而與家長之間產生的糾葛。我看到和聽到不少這樣的事情。而且，那些提供援助的人員，對相關背景的理解也顯得不夠充分，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的特別援助太過乏力。

同時，單親媽媽的家庭貧困問題根深蒂固，也是日本的重大社會問題。在貧困中長大的孩子們會因缺乏社會資源而難以與社會建立聯繫。

我感覺，此次事件，是以最弱勢的少年慘遭殺害的形式，暴露出了現代日本存在的政治缺陷。

川崎區的「新移民」——菲律賓女性

單親媽媽到底面臨怎樣的困難？

守靈結束後，遇害少年的母親通過律師解釋說，自己總是在孩子上學之前就已經出門上班，回家也很晚，所以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做些什麼。這番話引起眾多單親媽媽和援助人員的共鳴。

日本單親家庭的相對貧困率是54.6%，其中85%為單親媽媽家庭。約8成單親媽媽都有工作，而且為了維持生計，她們時常從事兩份工作，導致她們少有時間與孩子相處，為撫養教育孩子帶來影響。

背景原因包括以下幾點：一是日本社會中單親媽媽家庭急劇增多；二是由於就業政策的影響，相對於支撐家庭開支的男性，女性的就業一直被定位為輔助角色；三是非正規就業的擴大。

此次事件發生在川崎市川崎區也並非偶然。這裏位於京濱工業地帶的一角，從戰前開始各種各樣的人大量湧入，成為其一大特徵。

2015年5月，川崎區內兩棟簡易旅館失火，10人死亡。曾支撐了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的勞動者們步入老年，靠領取生活救濟金度日，住在被稱作「Doya」的廉價簡易房子裏。這個地方就連著上村和少年A等人遊蕩的區域。而且，這個區域大約5%的人口為外國籍。戰前來自日本殖民地的韓國朝鮮人及其子孫等被稱作老移民，20世紀80年代以後來到日本定居的人被稱為新移民。

位於這個地區的天主教貝塚教堂，每個週日下午都舉行英語彌撒，會有200～300名外國人前來參加，其中8成是菲律賓女性。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初，她們通過「演藝」簽證來到日本，與日本男性結婚，居留資格也變成了日本人配偶。她們叫做女性移民。3名犯罪少年中有兩人的母親都是這樣的菲律賓女性。

此次事件對生活在該地區的菲律賓母親們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其中一位撫養著10歲兒子的單親媽媽瑪麗亞（假名，45歲）說道：「我感到很震驚。雖然我在領取生活救濟金，但我工作也一直很努力，爭取不靠救濟金度日。但這個事件發生後，我縮短了工作時間，開始和孩子一起吃晚飯，和他聊天，檢查家庭作業。我對大兒子的教育失敗了，但我想好好撫養二兒子。」

整天忙於不穩定且低收入的工作——瑪麗亞所面臨的這種困難情況與日本的單親媽媽如出一轍。

大兒子犯罪，被強行遣返

1990年，20歲的瑪麗亞失去了父親，為了資助母親、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通過「演藝」簽證來到日本。依靠她的匯款，妹妹們全都上了大學。

來到日本後，她與曾在菲律賓小酒館打工時認識的日本客人相好，生下了大兒子。這位日本男子已經年逾50。兩人沒有結婚，於是她構成了非法滯留，只得返回菲律賓。大兒子兩歲時，她把孩子託付給家人，再次來到日本。她做起了女招待，不久以後便與一個架子工開始了交往。因男子母親極力反對而未能結婚的她，又一次構成了非法滯留。兩人用瑪麗亞賺的錢作為運轉資金開了一個公司，忙得不可開交。

成家後的菲律賓女人出去工作是為了向菲律賓的家人寄錢。來日本的絕大部分菲律賓人都在向家人寄錢。菲律賓女性們也是外籍勞工。

瑪麗亞在37歲時懷上二兒子，入了戶籍。獲得日本人配偶簽證後，她讓已經11歲的大兒子來到了日本。大兒子念國中後多次離家出走。他不去學校，總是和背景差不多的少年們混在一起，屢屢偷盜和扒竊。瑪麗亞長期見不到兒子，直到兒子捅婁子後警察通知她，她才知道兒子平安無事。

大兒子17歲就當上了父親。但他和女朋友相處得並不好，更新簽證時因扒竊被捕，接著就被強制遣送回了菲律賓。

其實這個時候，瑪麗亞已經帶著二兒子回到了菲律賓。因為雷曼危機使她的公司奄奄一息。丈夫說希望讓二兒子在菲律賓的學校裏學習英語。瑪麗亞用自己的積蓄在當地聘請了美髮師，開了一家小型美容院，還讓回到菲律賓的大兒子在店裏幫忙。

5年間，她頻繁往返於日本和菲律賓之間，去年，她帶著二兒子回到了日本。她不希望二兒子忘記日本的生活習慣和日語。不久後，她決定和丈夫離婚。原因是遭到家庭暴力。

目睹母親遭家暴而關閉心扉的大兒子

其實瑪麗亞和丈夫結婚後，幾乎每天都遭受著丈夫的打罵。時隔許久回到日本，又一次遭到丈夫毒打時，10歲的二兒子對她說「媽媽，不要再忍了，和他離婚吧」。兒子的話令她終於下定了決心。

而最為母親離婚感到高興的是留在菲律賓的大兒子。

11歲時來到日本的大兒子目睹了繼父毆打母親的場面。他自己也遭受過家暴，但母親卻沒有保護他。非但如此，瑪麗亞自己也曾在家裏對兒子們大打出手。在遭受丈夫家暴情緒失控後，她沒辦法從容地去接受兒子們的反抗。家裏不存在大兒子的立足之地。「替我照看大兒子的妹妹告訴我說，他在菲律賓和任何人都可以敞開心扉，率直開朗。」

然而，在暴力環境中，大兒子不再開啟心房，迎接他的是那些狐朋狗友們。瑪麗亞身邊沒有任何可以傾訴商量的人。

「菲律賓人都覺得和日本人結婚是很幸福的事情。我無法跟媽媽和妹妹說起自己一直在遭受家暴。」

而且她和住在附近的菲律賓女性朋友們也不能聊這些。大家都有類似的煩惱，每次見面時她們寧願聊些別的事情來開心一下。

無法用語言表達自我的孩子們

暴力，剝奪人的自尊，催生出羞恥感。這無形中成為一面屏障，使人走向孤立。

在與日本男性結婚的外國女性中，遭遇家暴的絕不僅僅是瑪麗亞一人。和亞洲女性結為伴侶的日本男性多為藍領勞動者或年齡較大的人。這些男性本身，在日本也並非都處於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中。他們中有些人還可能是在一種無緣於男女平等思維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於是，他們就會將性別歧視和對於亞洲的歧視帶到家庭之中。

不管怎麼說，夫婦關係會影響孩子們的成長，進而還會帶來語言學習問題。即便是日本土生土長、乍看日常會話似乎毫無問題的孩子，也需要考慮其語言能力發展問題。

日本的父親往往不參與養育孩子。如果父親不會說菲語（Tagalog）或英語，那麼在家裏就需要說日語。但如果母親日語說得不好，孩子的詞彙量就無法增加。在學齡期，上課時出現聽不懂的詞語後，孩子的學習就會跟不上；孩子和母親之間也難以進行深層的交流。而學校方面對學生成績不好問題，不會去考慮環境因素，只當作是孩子個人的問題而置之不顧。

一位母親是菲律賓人、從小這樣長大的青年，就不會用語言來剖析自己的內心和表達自己的感情。國中畢業後，他整天待在家中。雖然也想出去工作，但又覺得社會很可怕。他患上了焦慮症，突然有一天做出了激烈的暴力行為。他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父親對母親的家暴，一方面為不能保護母親而強烈自責，另一方面又壓抑著對父親的巨大憤怒。他從小就在學校等遭受歧視。突發暴力之時，他腦子裏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麼。無法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經歷感受，這是一種無以想像的巨大痛苦。

一位生在菲律賓，母親再婚後2歲時來到日本的青年也表示曾在家中遭到養父及其家人施暴，母親沒有能力阻止。他在學校裏受到欺凌，卻不能和父母傾訴。國中時期曾有過嚴重非法犯罪行為，後來成功克服自己的問題，升入了高中。現在，他已經走上社會，有一份工程車輛操作的工作，而且對工作很有信心。即便如此，他表示，自己雖然現在已經24歲，但依然每天戴著假面具生活，心中壓抑著一股無名的怒火。但到底為何憤怒，他卻無法用語言明確表述。

做出離婚決定也並非易事

暴力會產生連鎖效應。一個實施恐怖暴力的人，他自己應該也有過遭受暴力的經歷，或在家裏目睹過家暴。

據說川崎區事件中的少年A，小時候每次看到父母開始爭吵就跑出家門直到他們吵完。

瑪麗亞說，菲律賓女性即使遭受家暴也不選擇離婚的一個很大原因，是她們信奉的天主教原則上禁止離婚。「而且我們也很擔心一個人能否養活孩子，更別說那些在日本生活了20年還不太會說日語的人了。一個人連手續都辦不好，所以只好死心了。」

瑪麗亞之所以能夠做出離婚決定，要歸功於她回到菲律賓後的生活，使她擺脫了家暴並恢復了精神健康。她年僅20歲便離開家人來到日本，進入了特種行業，缺乏一般人的實際生活能力；而在故鄉，她接觸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雖然貧窮，卻從中掌握了生存之道。

被丈夫從樓梯上推下去的那一天，瑪麗亞自己報了警。而且，在警察的建議下，她去了該市的援助窗口，尋求他們的幫助，使她獲得了生活救濟金，自己獨立租了房子。接受公共機關的援助是需要努力的，但有些人卻始終鼓不起勇氣去掙脫家暴，苟且偷生，任憑時間流逝。

日本對策，在出身和地區上缺乏統一性

截至2014年末，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已達到212.1831萬人。每年成長速度接近3%。長期以來，日本政府沒有死板地採用移民政策，而是用多種形式靈活地確保了外籍勞動力。因此，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他們的居留資格因出身國不同而各有特點。

許多來自南美的日裔都有「定居」簽證，這是提供給第一代到第三代日裔及其配偶的資格。在選擇工作上沒有任何限制，可以通過派遣公司的安排去工廠做工等。過去曾有超過31萬的巴西人在日本生活，後受到雷曼危機影響，這一數字大幅減少，目前大約為17.5萬人。

中國人持有的簽證種類較多，包括日本人配偶、留學生和技能實習生等；越南人則多持難民或技能實習生簽證。

表面上看，技能實習制度是一種國際貢獻，是為了讓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通過OJT（在職培訓——譯註）學到日本的先進技術。但對於並不直接採用移民制度的日本而言，這實際上已經成為吸收單純勞動者的一個途徑。國內外都有人對此提出強烈批評，認為這是滋生非法僱用問題的溫床。但為了舉辦2020年東京奧運，日本政府正在擴充這項技能實習制度，試圖通過延長實習時間、允許實習生再次入境等辦法來確保建築工人的數量。這次也不會推行「移民政策」。

至於菲律賓人，女性多達八成。過去她們多持有「演藝」簽證，而現在很多人持有日本人配偶等居留資格。她們的生活品質取決於在家中與日本丈夫的關係，從外部很難看出實際狀態。當然，有些夫妻關係和睦，共同精心撫養孩子。而也有不少家庭存在溝通不良等問題，援助人員難以介入，夫妻關係很不穩定。

筆者最早於2004年開始採訪在日外國人時，政府幾乎未對外國居民採取任何相關措施。地方政府迫於現實需要而主動應對這一問題，不同居住地的外國居民能夠獲得的援助大相徑庭。後來，積極制定多文化共生政策的地方政府不斷增多，採取了種種具體措施，例如確保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就學、完善諮詢制度、提供日語學習機會、建立翻譯陪同就醫體系、在考慮到語言和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基礎上改善保育環境等等，逐步充實了針對外國居民的幫助措施。

然而，在國家層面上還缺乏統一性。即便是針對學齡兒童語言學習的援助工作，各地的差異也很大。

制定移民政策，刻不容緩

新移民來到日本生活已超過25年，他們的下一代也逐漸成年，開始融入日本社會。

他們中有的人成功克服不利條件，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仔細觀察這些人的背景可以發現，他們的背後總有真心為他們謀劃未來的大人，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學校的老師，這就孕育了他們信賴社會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難以適應社會。針對這些年輕人，長期從事援助活動的人士認為，孩子們是通過階層而非人種建立聯繫的。被社會排斥的孩子們會自發地建立關係，並且難以擺脫這個圈子。

再回顧一下川崎區的事件，被害者上村就未能得到家長和社會的充分庇護，進而結交了少年A的小圈子。之後，上村曾通過SNS App LINE表示，「我說要脫離他們的小圈子，結果招來毒打。我已經受不了了。可能我會被殺掉」。

媒體報道稱，上村在西之島和川崎都很受朋友喜愛。恐怕那是因為作為領頭人的少年A，不允許上村脫離他們的圈子回歸其他的「階層」，事發的大約1個月前，A曾對上村大打出手。上村對此早已習慣，但他的朋友們紛紛要求A道歉。據A供述，「一想到竟然有這麼多人為Kamison（他習慣這樣稱呼上村）打抱不平，我就覺得很惱火」。

與其說少年A施暴是針對上村個人的行為，莫如說那是對自己無法在社會中找到容身之地這種處境的憎恨。

日本社會的少子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每年人口減少22萬人，接納外國人已勢在必行。不過有一點毋庸贅述，那就是我們必須為此採取著眼於孩子們未來的相應措施。

切實賦予移民相應的社會地位，這不僅關係到維護來日外籍人員的人權問題，還對日本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制定真正的「移民政策」已經刻不容緩。

（2015年5月20日）

標題圖片：川崎市川崎區多摩川河灘上，人們在國一學生上村遼太遺體被發現的現場附近擺放鮮花等物品以示悼念（2015年2月24日，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