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力量轉移時代的貨幣與國際秩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是佔世界GDP總值40%的唯一的超級大國。順理成章地，在美國的主導下構建起了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世界經濟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貨幣制度的兩大支柱，一個是美元與黃金掛鉤，以黃金做擔保的美元儲備貨幣——黃金美元本位制；另一個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IMF）來維持固定匯率制和短期貸款制度。戰後25年裡，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經濟實現了驚人的復興與發展。

然而，依賴於家庭消費需求的美國經濟發展模式漸漸開始產生矛盾。美國的消費品產業失去了國際競爭力，經常收支的赤字擴大，外債不斷增加。1971年，美國取消了美元的黃金擔保並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失去了兩大支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由此而崩潰。換句話說，美國不是為了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而犧牲經濟的發展，而是為了維持發展而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世界進入了以無價值保證的美元為儲備貨幣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制的時代。

可是，浮動匯率制也未能解決美國的赤字問題，全球經濟失衡愈演愈烈。過大的國際清償能力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

全球力量轉移

這種狀態不可能長久持續，美元早晚會暴跌——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懷有這樣的不安，但卻沒有變為現實。原因有兩點。其一是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沒有受外貿赤字的財政影響，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同時，出口國家在強勁的海外需求中，維持了出口主導型的經濟發展，又將賺取的美元投資於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上。這樣的貨幣回流使美國的利率得到安定。也就是說，在危險的雙贏關係中，世界經濟極不穩定地得以持續。其二，即使赤字增加，在綜合國力上，美國的霸權地位沒有改變，也未曾出現對其形成威脅的國家，而且也沒有其他能夠替代美元的儲備貨幣。所以，無論怎樣評說美元的風險，市場也不曾放棄美元。

最近多有耳聞的對美元儲備貨幣制度的不安，是以2007年的環球金融危機為契機的。是人們對迄今採納的美元的基本條件是否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不安的反映。換言之，是一人們預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發生全球力量的轉移。也就是說，世界經濟的重心從已開發國家集團移向新興工業化國家集團，更直接地說，是正從美國逐漸轉向中國。這種轉移首先開始於生產、消費、貿易和投資等實體經濟領域，這一局面已經形成；下一個階段便是技術、經營、金融等軟經濟領域的力量轉移，現狀可謂正處於這一過程當中。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就將涉及到可謂是霸權核心的軍事、外交、文化等領域。中國已經意識到正在接近這一階段。發生這樣的轉移，本為經濟發展史的必然結果，但是，在進入21世紀後才為世人所矚目的原因則在於美中雙方。美國經濟過分依賴於家庭消費和金融業，經常收支的赤字不斷累積，成為了世界最大的淨外債國。不可否認在其過程中，對美元的不安漸漸高漲。本來，2007年以來的危機是金融危機而不是美元危機；相反，倒是不應該忘記作為國際清償能力核心的美元的重要性，得到了進一步認識。然而，危機所暴露的美國經濟弱點備受矚目，十分明顯，這一點給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的可信度帶來了負面作用。

中國挑戰美國霸權

美國的衰退不僅限於經濟。可謂是帝國擴張行為的、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過分干涉，不但造成了經濟與軍事上的重大負擔，而且還損害了起領導作用的國家的國際威信。

而另一方面，中國經歷了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現了巨大的變革。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其本質是放棄了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共產主義。之所以說他是卓越的領導人，是因為他在放棄了倫理上的意識形態的同時，卻在政治體制中堅持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並且將大眾從物質與金錢的慾望中解放出來。天安門事件是對這一新戰略的首次挑戰，鄧小平則通過徹底鎮壓度過了危機。其後中國的發展成為了鄧小平政策的成功史。富於才幹的領導集團和充滿上進心的13億人民以驚人的活力一心奔向富國強兵之路，在建國60週年之際，躍居成為GDP世界第二的大國。

這樣的力量轉移將會對今後包括國際貨幣體系在內的國際秩序產生巨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接受了美國的霸主地位。蘇聯不僅沒有明確表示過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國家目標，而且其國力也沒有具備引發力量轉移的現實性。其後，日本及德國在經濟上崛起，20世紀90年代以後，歐盟通過擴大與深化統一，歐洲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無論哪種情況，在客觀和主觀上，這些勢力都不是美國地位的挑戰者。作為霸主的大國必須在世界上擁有6種卓越的力量，這就是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外交力量、技術力量、文化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 20世紀以來，未曾出現試圖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

而當今的世界與過去那種狀況有所不同。中國具有可能成為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明確目標，舉國上下都在為此而不斷努力。中國的姿態最為突出的特點，是“確信”美國的衰退和中國的興盛是歷史的必然，並且時勢有利於中國。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堅韌不拔等待時機成熟的姿態，對美國來說形勢嚴峻。 2007年以來美國的困境，（恐怕是十二分地）印證了中國的“確信”。

中國的國際貨幣政策

圍繞國際貨幣制度，中國採取的是徹底的現實主義政策。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挑戰美國的一極支配是國策，當然，國際貨幣制度也是其中的一環。近年，中國加強了對美元儲備貨幣體系的批判，其論點是：“不能容忍國際儲備貨幣國依據本國國內政策目標來恣意左右作為公共財產的國際償還貨幣的供給。像IMF的特別提款權（ SDR，亦稱紙黃金）那樣，能在國際上以公正的判斷調節供需、並促使各國保持適度的貨幣，才有資格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種論調本身沒有任何新意，但它正確地指出了現行國際貨幣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只是問題在於，它是將一國的國內貨幣作為國際本位貨幣使用，對這種制度來說，是其構造上存在的固有矛盾；世界為尋求其解決方法已經苦惱了40年，至今仍沒有找到答案。中國充分理解這種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元儲備貨幣體系基本上仍將繼續得到維持。

一般認為中國的國際貨幣制度政策由三大支柱構成。第一個支柱是設想在未來幾十年裡仍將維持現行體制，從而盡最大可能享受這一體制可帶給中國的利益。具體地說，就是盡力保持以出口和投資為中心的高速發展、對人民幣繼續進行充分的管理、因干預外匯令外幣儲備增加也屬萬不得已；認為美元或許貶值，但不會暴跌，美元資產不是風險而是戰略性資產。第二個支柱是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化。為此，從周邊國家交易開始著手擴大人民幣決算，並促進發行人民幣債券；同時，以未來10年左右為目標，實施匯率彈性化、資本交易自由化、人民幣的可兌換性等各項措施。第三個支柱是將上海發展成與紐約和倫敦相匹敵的、以人民幣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以世界金融危機為契機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高的中國，同時也擔負著巨大風險。為了應對危機而實施的高達4兆元的政府、國營企業、國有銀行的投資與貸款，成功地維持了經濟的景氣，但是由民間來主導經濟的改革則開了倒車。龐大的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滋生出許多特殊利益集團，成為貪污和貧富差距擴大的溫床，國民的不滿也在日益增加。丟棄了思想實現了發展的巨大國家，在明年的領導層換屆之前，進入了必須重新探索具備倫理性意識形態的階段。

多極化世界對我們的要求

需要反省發展模式的國家不只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全球化和金融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新的發展方式中盡享了經濟繁榮的歐美已開發國家，如今可謂是正在這兩種變化之產物的金融危機中痛苦呻吟。非難新發展模式擴大了貧富差距，發起“佔領華爾街”行動的美國年輕一代的失意和沮喪，毫無疑問是21世紀全世界共通的現象。

面對21世紀的現狀，日本應該如何生存呢？過去20年中，日本因判斷失誤和優柔寡斷而失之甚多。現狀十分嚴峻。但是，如果日本國民具有強烈意識，仍想在今後維持高水準的生活，並繼續受到世人的承認和尊重，那麼要做的事情還很多。首先，是在人口政策和健全財政兩大長遠問題上做出明確的規劃。在此基礎上，將上述的經濟、軍事、外交、技術、文化、意識形態等6項綜合國力，維持在世界前5名之內，對此必須達成全民共識。其中在意識形態領域，在世界眾多國家的價值觀產生動搖的今天，如果日本能對外傳播緣於歷史和經驗並得到世界共鳴和信賴的“具有理論體系的思想”，那將是極其重要的成果。

21世紀的世界，不是由美國的一極支配轉變為中國的一極支配，而是將成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多極化世界。因此“通過交涉達成共識”將變得至關重要；而且，在貨幣、通商、安全保障、領土問題等各個方面，交涉中最為重要的，是擁有多少張具有何等價值的牌。以往的日本，過於疏忽了抓牌的努力，這是因為日本的外交基本上是採取美國一邊倒的方針所致，但在多極化時代，日本即便是為了自我生存，也必須在交涉中變得老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