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和21世紀的國際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今東亞局勢的類似性

最近，在學術界和媒體出現了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日本的熱潮。其中尤其受到關注的，是爆發戰爭的原因和背景，以及它與當今東亞國際關係的類似性。但是，當時的日本政治家、軍人、評論家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得了怎樣的教訓、如何評價這場戰爭、戰爭的結果又令他們為日本描繪了怎樣的藍圖——有關這些問題，卻不大為人論及。因此，我想在這裏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從國際關係或者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一角度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徘徊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歧路上。當時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兩點展開的，即是應該繼續和同盟國英國繼續保持合作關係，還是應該另尋新的出路。不可思議的是，一部分評論家在展開反英反美論戰的同時，可以說是將戰時的敵對方德國作為「成功的範例」而大加美化。

美化德國軍國主義

例如，記者筑紫次郎將德國戰敗相對化，視德國戰時全民總動員的體系為典範，倡導以德國的這種全民總動員為基礎的「良性軍國主義」（《亞細亞持論》，1920年10月）。一般認為，德國軍國主義是引發戰爭的最大原因，從戰時到戰後都受到了來自世界的嚴厲譴責。但是，筑紫深信當時德國流行的「匕首傳說(*1)」，讚賞「德國模式」，堅持認為德國在軍事上沒有被擊敗，而是被一部分政治家和革命分子逼迫投降的。

同樣，日後成為陸軍及外交大臣的宇垣一成（1868～1956年）也在日記中寫道：「德國沒有輸掉戰爭」，強調德國模式的有效性。而且，即便是當時少有的「軍人和平主義者」水野廣德（1875～194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在《中央公論》雜誌上刊文，贊成擁護德國式軍國主義。

「德國投降以後，自詡為德國必敗之預言者的人們紛紛拋頭露面，與此同時，譴責軍國主義之聲滔滔不絕，轟鳴天下，往年的軍國主義者屏聲息氣。（中略）有鑑於德國戰敗，我越來越認識到軍國主義的必要性。（中略）如果我們希望將來日本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就必須具備寬闊的胸懷學習德國的長處。」（《中央公論》1919年8月1日）

排除軍國主義的大正民主

但是，另有不少評論家認為，日本應該與明治時期以來的典範德國保持距離，吸取戰爭的教訓，放棄軍國主義。大正民主之先驅吉野作造（1878～1933年）曾警告說，日本與英、美、法等戰勝國是同盟國，所以在思想觀念上如果不能成為這些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員，那將會孤立於世。另外，宗教學家、哲學家姉崎正治（1873～1949年）在戰前就批評「日本的德國模仿熱」（《中央公論》，1902年4月1日），戰時及戰後，他將德國軍國主義視為「瘤毒」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世界文明的新紀元》，1919年）。

還有語言學家本間久雄（1886～1981年），他撰寫了題為《評軍國主義》的論文，批判了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並且指出了狹隘的愛國主義教育的不恰當性。

「我必須這樣認為，即我國政府指定的教科書中的愛國心——至少是以軍國主義為基礎的愛國心，是最不幸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種軍國主義（中略）是封建（中略）之產物。今天的愛國心，絕對不能是封建式的愛國心，不能建立在只要本國好就可不顧他國利害的自私狹隘的國家主義基礎上。」（《中央公論》，1922年7月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吉野作造等人推進的「大正民主」占據了優勢，致力於擺脫封建的、侵略性的德國式軍國主義和愛國主義，由此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走上了和平國家之路。但是，這條民主與和平主義之路，卻不是單向的。

其後，軍國主義在日本社會再次大行其道，日本政府最終選擇了戰爭之路。像德國和其它歐洲國家那樣，它大概也沒有充分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我認為，生活在當今的我們，在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除了開戰原因外，還有必要對人們在戰後吸取了怎樣的教訓這個問題，予以更多的關注。

（2014年8月22日，原文日文）

標題圖片：1919年7月19日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紀念遊行（圖片提供：TopFoto/Aflo）